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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林語堂;認同危機;角色轉換;改造國民性;文學革命 摘 要：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是二十世紀少有的從語言學轉入文學領域的文學大家。認同危機是導致其角色轉換的深層原因，而中西文化之爭也是其產生認同危機的根源，林語堂的認同危機
關鍵詞：林語堂;認同危機;角色轉換;改造國民性;文學革命
摘 要：“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是二十世紀少有的從語言學轉入文學領域的文學大家。認同危機是導致其角色轉換的深層原因，而中西文化之爭也是其產生認同危機的根源，林語堂的認同危機也是他“一團矛盾”的根源之所在。認同危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一個共同需要面對的問題，解決危機方式的不同決定了知識分子最后所走的道路也不同。林語堂的轉向有著深刻的內在機理：思想啟蒙與文學革命、個人認同與群體認同之間關系的緊張是他轉向的內在動因，重新厘清林語堂的這一轉向也為我們探討五四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提供了參照。
余英時曾指出：“從本世紀開始(指二十世紀)，中國人才有了認同的危機，包括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在內。”①其實，認同危機不僅僅二十世紀眾多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甚至可以上溯到鴉片戰爭以后，很多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就有了這種危機意識：中西文化之爭是他們產生認同危機的根源。到了二十世紀之后，尤其是處在新舊之間的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意識更為強烈。余英時引錢穆、陳寅恪為例，指出：“像錢先生、陳先生這樣的學人則無法接受‘進步’和‘落后’的簡單二分法，他們求新而不肯棄舊，回翔瞻顧，自不免越來越感到陷于困境。”②其實，這種困境，本質上就是安東尼·吉登斯說的自我認同危機(Self-identity Crisis)，那么，對于同樣處于新舊之間的林語堂而言，又是一副怎樣的“面相”呢?
一
林語堂自詡“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他甚至以“一團矛盾”為樂。“他把自己描寫為一個異教徒，可是他在內心卻是一個基督徒。”他自稱為“現實理想主義家”，但又稱自己是“熱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學家。他一向喜歡革命，但一直不喜愛革命的人。他很享受他的自由，不想別人來干涉他。他一生多次轉向，從語言學家到文學家，從文學家到編輯家甚至發明家。本文主要探討他的第一次轉向以及轉向的內在動因，以期對我們了解其他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提供參照。
林語堂從國外游學回國后，他加入了以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為首的《語絲》社，并沒有加入曾經資助過他留學，并在新文化運動中對他影響甚大的以胡適為首的現代評論派，學界歷來沒能給出一個中肯解釋。林語堂自己曾給出了這樣的解釋：我之所以加入《語絲》，就是因為我喜歡《語絲》的自由灑脫。不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但我們更深入的看待這一問題，我們也許得到更為合理的解釋，畢竟在五四時期，個人與群體的關系是我們解開五四團體之爭的一個很好的角度，也是我們始終關注的一個話題。
以往人們在研究“五四”后期林語堂時，往往以魯迅為參照，或者從當時政治環境著手，鮮有從林語堂個人的認同和他與其他知識分子的群體認同關系入手，所以得出的結論是：林語堂是在魯迅先生的指導下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建設工作的。我們認為，這是忽略個性而強調共性的思維方式，所以，我們先看看林語堂在這場運動中的身份認同轉換和文化選擇。
我們不得不提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林語堂在美國師從白璧德等學習比較文學，后來在德國的萊比錫大學獲得的語言學博士學位。其實早在出國前，林語堂一開始并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出現在新文化運動的舞臺上，而是以一個語言學研究者的身份出現在大學的研究領域。他的第一篇語言學論文就發表在 1918 年 2 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二期上③。在 1923 年國外學成歸來后，林語堂的第二篇語言學論文《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后》刊載于《國學季刊》④。林語堂從語言研究轉向文學創作，這在當時算得上是一個異數，以往的林語堂研究者很少注意到這一點，這種角色的轉換對林語堂加入新文化運動與建設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呢?
有人就認為，林語堂從語言學領域跨到文學領域，主要是不喜歡語言研究的繁瑣和細致，“他(指林語堂)早年研究語言學是受了當時學術風氣的影響。但是他的性情屬于自然活潑的一派，不愿為‘漢學’ 的清規戒律所束縛，更不能長期忍受其枯燥和瑣碎，所以終于舍去不顧，轉而提倡幽默，歸宗于晚明公安三袁以至袁枚的文學性靈說。”⑤但這樣的解釋是值得商榷的。林語堂對語言學早就有濃厚的興趣，他自己就提到了這一點：“我酷好數學和幾何，故我對于科學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選語言學而非現代文學為我的專門科，因為語言學是一種科學，最需要科學的頭腦在文學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⑥可見，林語堂對語言學的偏愛是不言而喻的。林語堂去法國教中國勞工讀書識字，固然有經濟的因素(林語堂在哈佛遇到了經濟上的困難，四十元的官費補助津貼被留美學生監督施秉元無故取消，故不得不去法國繼續游學)，但對于語言文字研究的興趣也是有據可查的。1920 年的 9 月 10 日，他就致信胡適，并寄上一篇名為《論中國的辭學的真性質和他的寫法》，并請求胡適修改。“到了克魯郡之后，多剩工夫，兩天沒上學，閑時只自己研究弄了這玩意兒。先生有改正的地方就請改正，這便是我白話的第一次著作。”⑦可見，林語堂對從事語言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的，并自稱把自己的第一篇白話著作奉獻給了語言學。而胡適對林語堂的語言學研究也很為欣賞，在后來胡適在 1929 年寫《入聲考》時就請教了林語堂：“下午去看林語堂，談入聲事。語堂對于我的《入聲考》大體贊成。他指出戴東原《與段若膺論聲韻》一書中有許多暗示很同我接近。”⑧
不僅如此，胡適還和林語堂在語言學研究上互相促進，共同進步，胡適 1928 年 12 月 7 日的日記就記載到：
約了林語堂來談。我把我《與夏劍丞書》稿請他指教。他贊成我的大旨，認為不錯。我請他帶回去批評。
語堂近年大有進步。他的近作，如《西漢方音區域考》，如讀珂氏《左傳真偽考》，皆極有見解的文字。⑨
而把語言學研究與西洋文學聯系起來，也是林語堂早期的一大設想，這是以往研究者沒有談到的。早在 1918 年 4 月 15 日的《新青年》雜志上，林語堂就以《論漢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學》為題致信語言學大師錢玄同，并提出商討：“現在要講到文字革命了!兄弟覺得，近來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有一方面，尚未能十分注重，未能十分發揮。其于此問題上已占之地位，與其當然應有的地位;已受之注意與其應受的，似不相當。這個意思并不是甚么新奇的，也用不了幾句話去說明他;只是很為要緊，所以趁此機會，想同足下討論討論。就是：我們文學革命的大宗旨實在還只是個形式的改革。(用白話代文言之謂也。)”⑩林語堂的這一呼吁，顯然與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文學革命主張相契合的，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里就提到“歐洲文化”對于文學的影響。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里提到《圣經》的《舊約》《新約》對歐洲文學的影響，《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里也提到了但丁(Dante)威克列夫(wycliff)、趙叟(Chaucer)、阿兒白狄(Allberti)對歐洲文學的影響，但他們關注的是語言形式的改革，如白話、俚語的運用等。而林語堂更進一步，提出了通過建立新的文體以適應文學改革的需要：“凡文不必皆是義理講的深奧，因其應用不同：寫信有寫信的體，談論有談論的體，講學有講學的體，科學專門有科學記事的體，西人亦分 familiar style，conversation⁃ al style，style of scientificreports，oratorical style，etc，這都是要做的;但是這講學說理的一種，(essay style)應該格外注意。”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可視為林語堂以后從語言學轉向文學的先兆，林語堂提出對 essay style(散文格調)要格外注意也是他后來提倡“幽默”和“小品文”的先聲。
綜上看來，林語堂從語言學轉到文學領域，主要是他把語言學作為了一種工具，即希望從“工具”理性的角度迎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語言變革，當五四的先驅者胡適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口號時，他顯然認識到了語言文字對于新文化運動的意義。
二
如果說，從語言學轉到文學，是林語堂在遭遇到個體認同危機而做出的角色轉換，追求的是認同的差異性下做出的選擇，此后林氏回國后加入了以魯迅為精神領袖的《語絲》社，而沒有加入從情感上本該加入的《現代評論》派，則是林語堂從個體認同轉向了群體認同，試圖通過認同的同一性來解決自己的認同危機，畢竟差異性很難讓他融入“語絲”這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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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后，由于其出眾的英語水平被聘請到清華大學任教，但林語堂沒有滿足于此，他決定游學歐美以提高自己，故于 1919 年 9 月 20 日正式登記注冊并進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主攻 Modern Literature(European)(歐洲現代文學) ，師從 Bliss Perry，Irving Babbitt(白璧德)， Von Jagerman(教歌德研究)，Kittredge(教莎士比亞) 等著名教授。“我今年讀的是三個全科，兩個半科。 Romantic Movement in 19th、Literary Criticism in France……Fiction、Gothic……”，其中“19 世紀浪漫主義運動”和“法國文學批評”是白璧德講授的。但林語堂似乎對白璧德的“標準說”不以為然，“決然為 Spingarn 辯護”，因為斯賓加恩的“表現說”讓他更能接受，這也預示著林語堂文藝觀初步形成。
林語堂很反對中國正統的“文體觀念”，鼓吹尚未過時的文學革命，我們從他在“The Chinese stu⁃ dents’Monthly”《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發表的兩篇文獻就清晰地看到對文學“標準”的看法。“文學最低的標準就是讓語言學起來容易，寫起來簡單，這才是白話文的主要目的之所在，而許多更重要更有意義的議題卻是將這一標準掩藏起來了。”對此，林語堂接著指出：“我們必須記住，這種文學思想一氣呵成、無須字斟句酌、自圓其說，它已遠遠不同于接受現代教育的人頭腦里的思想。什么是文學力量?不過是一種修辭的需要，即文筆必須簡練流暢，以便達到藝術統一的寫作目標。”很顯然，林語堂的這些所謂的目標，不出胡適早在 1917 年的《文學改良芻議》和 1918 年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兩篇文章的基本主張。但林語堂的關注視角似乎更多地放在比較文學的視野，“我們見證了體現偉大文學思想的文學作品，我們學會從“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那里看到不同的品質，正是這些品質讓這些作品獲得西方文學的桂冠，我們以前卻沒有注意。現在，我們的文學觀念已經徹底改變。我們應該用新的文學觀念對我們過去的文學成績進行再判斷，再評價;并用新的智慧對偉大的文學家曹雪芹和施耐庵致以最高的敬意和仰慕，大膽地用白話文進行創作，因為那是我們的思想和感情最自然，最真實和最有力的反思。”
至此，我們似乎對林語堂后來回國后加入“語絲”并提倡后來的小品文的原因找到了一個新的明證，其實林語堂的文學觀念前后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追求輕松、簡單的筆調。
那么，回國后的林語堂為何以一種激進的姿態參與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中去呢?筆者以為，這主要是林語堂骨子里有一種“精英崇拜”意識。要知道，在所有的五四健將中，受到基督教思想影響人有不少，但他是少有的以基督徒的身份來看世界的學人。圣約翰大學畢業后的他來到北京這個主流文化的集中地，爾后又來到西方思潮多元化的美國，自我的認同危機促使了他只能選擇借助一些精英分子的幫助，以重新建構自己的認同，而胡適、周作人充當了這樣的角色。故他是以從眾的心態參加一系列激進活動的，這也是以往我們忽略了的一個事實。理由有如下幾點：
首先，對國民性改造問題的態度上，林語堂基本上與胡適、魯迅等人保持一致，但林語堂并不主張激烈的反傳統，而是從中西文化的比較視野來看待中國的國民性，視“西化”為啟蒙之鵠的。正因為如此，林語堂在國民性改造問題上顯得與眾不同。
當時的中國正面臨著“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林語堂也沒有成為局外人。1924 年 9 月，林語堂加入了魯迅關懷下成立的《語絲》社，開始了一段品評時事、縱橫捭闔、揮斥方遒，批“名流”、斥“文妖”、伐 “走狗”的“黃金時代”，并以“土匪”自居。與錢玄同一樣，林語堂對新文化運動也是激情有余。錢玄同雖然最佩服的是吳(稚暉)、魯(迅)、陳(獨秀)三位，對林語堂的激進姿態，他很是歡喜：“現在您也走到這條上來了，我更是高興得了不得。”
其次，五四時期文人以文學社團聚集的群體認同方式也影響了林語堂的認同活動，使得他在個體與群體之間形成了一種若即若離、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這主要體現在他與胡適和魯迅之間、《語絲》和《現代評論》之間的關系上。這其中固然有《語絲》契合林語堂的文學觀念，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林語堂對語絲同仁的群體認同。在林語堂作為一個個體與語絲同仁這個群體之間，林語堂的天平顯然傾斜在《語絲》這邊，而這與早期林語堂的認同活動是息息相關的，這里包括了政治認同和身份的認同，在林語堂早期的活動中就初現端倪。
最后，林語堂與胡適的關系也表明他是在五四精英的影響下參與新文化運動的。以往我們在探討林語堂早期的思想，認為林語堂對新文化運動貢獻不大。對林氏何以這樣一種激進的姿態參與這場運動存在著諸多的疑惑。幸運的是，他寫給胡適的信件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由耿云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29 卷)里收錄了部分林語堂留學期間與胡適的通信。從這些信中我們看到了林語堂對于白話的提倡是一貫的。“留美學生中間對于白話文學的運動持反對方面的還不少，這其中的原因是因為昧于本運動的宗旨。也無怪他，他們所主張的也有一部分的是處。所以文學革命的鼓吹，決不能持一方面的道理，必要兼容美術的、文化的要端在內。……還要人去闡發講明這革命的本意給他們明白。”當時在美國的留學生中反對白話的人的確很多，陳寅恪、吳宓、梅光迪就是其中的代表。吳宓就指出：中國新與舊的沖突，“一邊是人性、本國傳統、長久經驗和智慧;另一邊是民主、模仿國外、創新和反抗”。林語堂雖然也認為吳宓等人的主張“有一部分的是處”，但在宗旨上還是有區別的。尤其是林語堂提出必須把美術、文化的因素考慮進去，這一觀點也是很有見地的。
林語堂甚至對未來能與胡適一起共事充滿期待。“還有更大的，就是后來我們可以在大學一同干事，會做一起激勵鼓吹本國思想文學的潮流。……我們后來的一生才有意味。爾知道這白話文學一個潮流不是簡直(單，原文筆誤)到白話成立為通用而止，爾知道照外國文學史的例，應該此后有一個文學大大的復興，大大生長時代。我想頭一個，要有一個天才 genius，把本國的國語鍛煉調和備為文學著作用的……有一個人，就有一個文學的官能，他必定一面從俗話里，一面從古文里，所有許多可以收容的材料，把他支配處理，可以操縱自如，我們看他的榜樣，就知道中國的國語落在他文學的正軌了。”林語堂說的天才，未必指的就是胡適，但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里提出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讓林語堂找到了真正的知音。但同時林語堂似乎從西方的文藝復興那里找到了一條通向白話的途徑，那就是從西方借鑒復興文藝的法子。“我以為有人用這西洋法子去研究中國小說，做大學的一科，豈不是很有趣味嗎?”(1920 年 4 月 13 致胡適)盡管林語堂最終沒能在北大去開一門用西洋法子去研究中國小說的課程，但從東西比較的視野研究中國問題卻始終是他一以貫之的方法。
以上從三個層面探討了林語堂在個人、社會與文化的三維關系之中的認同活動。很顯然，個人居于很重要的地位，而個體(個人)與群體的關系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個人與社會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具體說來，那就是個體究竟采取的同一性還是差異性，這影響著一個個體采取的認同方式。林語堂采取了與胡適相同的文學和文化觀念，不僅能使他得以在北京大學獲得教職，也能得到胡適的資助并完成了自己的學業。然而，讓胡適沒想到的是，回國后的林語堂和很快倒向了以魯迅為精神領袖的語絲社，除了個人的興趣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林語堂回國后遭遇到的認同危機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選擇，而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他選擇了“做我自己的自由”，因此，選擇了加入“語絲”，他也終于找到真正的“自我”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也就有了這位“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幽默”文學大師。——論文作者：李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