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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經濟思想史是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問題的基
摘要：經濟思想史是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問題的基礎。從卷帙浩繁的經濟思想史中截取經濟學流派、經濟理論和經濟學研究方法等幾個片段，站在歷史主義的角度，使用比較分析方法，闡釋學術思想演進中的懲罰結構與傳承關系。從中獲得的重要啟示和教益是學術自由和學術思想探索邊界的統一。這種統一既是學術思想探索的辯證法，也是學術思想探索應該遵循的基本路徑，而只有遵循這樣的路徑，經濟理論探索才能直面其所處的時代，提出創新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并且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社會的發展。
關鍵詞：學術思想;懲罰結構;傳承關系
一、引言
在學術思想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反對上一代人的學術觀點，是學術界的懲罰結構所造成的必然結果。”[1]27全面理解學術界的懲罰結構應該是既有當代人反對上一代人的學術觀點，也有同時代人的一種學術觀點反對另一種學術觀點。雖然“反對”是對上一代人或同時代人的學術觀點的批判或否定，但是，這種否定并非全盤否定，而是否定中有肯定，這就是學術思想演進中的傳承關系。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構成了學術思想演進中的懲罰結構與傳承關系(簡稱懲罰與傳承，下同)。
學術思想演進中懲罰結構中的“懲罰”并不是惡意的，絕大多數是基于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爭論。學術爭論經常表現為不同的學術思想之間看似針鋒相對而不可調和。例如，同時代并且都在劍橋大學工作的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與威廉·坎寧安(WilliamCunningham)之間的學術爭論就是如此。坎寧安對經濟理論的有用性嗤之以鼻，而馬歇爾卻以此為自己的終生工作;坎寧安努力使人們認識到經濟史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馬歇爾卻認為它不過是經濟理論的婢女;坎寧安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而馬歇爾的思想則更為世界主義。雖然他們兩人經常發生激烈的學術爭論和個人爭吵，但兩人均希望拓展劍橋大學的經濟學研究[2]156。
對于同一位經濟學家及其著作或學術思想也有迥然不同的評價。例如，19世紀70年代在所謂“邊際革命”中出現的以個人心理主觀分析為特征的奧地利學派，對亞當·斯密(AdamSmith)及其經濟學說的否定，可以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奧地利學派的經濟思想史學家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1776年)是一部巨大的、內容雜亂的、未完成的、混亂的著作，并且充滿了含混不清、語焉不詳以及深刻的內在矛盾。奧地利學派的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也以毫不掩飾的輕蔑態度否定了亞當·斯密對經濟學的貢獻。他認為，亞當·斯密把經濟學引向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但是，更多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則承認，亞當·斯密是偉大的綜合者和體系的建構者，是第一個將其前輩所有的思想線索和片斷都繼承下來并且把它們組織成一個嚴謹系統的理論框架的人[3]680-681。
學術思想的探索不能忽略歷史。如果我們不熟悉經濟學家們已經探索過的學術思想，就無法產生新的理論。如果不了解歷史上那些經濟學家所處的時代特征，就不能理解他們的經濟學說。本文在卷帙浩繁的經濟思想史文獻中，從經濟學流派、經濟理論和經濟學研究方法等三個不同角度截取了幾個片段，旨在領悟學術思想如何在懲罰與傳承中不斷創新和發展。
二、學術思想演進中的懲罰與傳承
在分析學術思想演進中的懲罰與傳承時，有三個不同的視角，這就是經濟學流派學術思想的懲罰與傳承，貨幣經濟學理論演進的懲罰與傳承以及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爭論與發展。
(一)經濟學流派學術思想的懲罰與傳承
古典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都是崇尚自由競爭的自由主義者，也都擁有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信念，但他們之間的學術思想在許多方面的分歧也是顯著的。下面以幾位古典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以及他們的學術思想為代表，來說明經濟學流派學術思想在演進過程中的懲罰與傳承。
1.古典學派學術思想的懲罰與傳承
(1)古典學派學術思想的懲罰結構
亞當·斯密的不朽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不僅是經濟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而且促進了19世紀英國經濟政策的轉變。1783—1800年，英國的國會議員們有37次訴諸亞當·斯密的權威來做論證[3]748。1790年以后，亞當·斯密已經完全支配了英國的經濟思想。英格蘭經濟學界的重要人物，杰里米·邊沁(JeremyBentham)、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RobertMalthus)和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都自認為是斯密主義者[3]755。
奧地利學派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們不僅不否認亞當·斯密經濟學說的影響力，而且還肯定他對自由放任運動的貢獻。亞當·斯密的巨大成就是發起并實際領導了倡導自由貿易、自由市場以及自由放任的運動。他清楚地表達了那個時代人民的政治和經濟情緒[3]727。不過，奧地利學派對亞當·斯密的批判或否定還是遠多于肯定，尤其是美國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默瑞·N.羅斯巴德(MurrayN.roth-bard)，對亞當·斯密的批判更顯得有些極端。他認為亞當·斯密的聲望幾乎遮蔽了陽光。他沒有提出任何正確的原創性的東西，他所提出的原創性的東西也都是錯誤的[3]677-678。
奧地利學派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們幾乎與其他否定亞當·斯密一樣的口吻否定了大衛·李嘉圖的經濟學說。他們認為，李嘉圖的理論體系粗糙而過于簡化，其寫作風格也非常難懂和愚鈍，因此注定是難懂的和愚昧的。他無疑是經濟思想史上最糟糕、最浮華的文體家[4]128。
19世紀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在英國經濟學的邊際革命中，邊際主義者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對李嘉圖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StuartMill，亦稱約翰·穆勒，下同)進行了猛烈攻擊：那位能干但卻頑固不化的李嘉圖曾經把經濟學這輛汽車開到了一條錯誤的路線上。然而，在這條錯誤的路線上，同樣能干和頑固不化的李嘉圖的崇拜者———約翰·穆勒，又把經濟學進一步駛向了混亂的迷途[5]。
(2)古典學派學術思想的傳承關系
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有兩個人們耳熟能詳的概念或內容：市場經濟中的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就自然秩序而言，在亞當·斯密之前的牛頓力學中已經揭示出了自然秩序的存在，而亞當·斯密則是運用自然秩序對經濟學進行改造的鼻祖。他解釋了自由競爭是保持經濟穩定的內在調節器，從而形成了市場經濟中自我調節的自然秩序。對于自由放任來說，亞當·斯密1764—1767年間的歐洲之旅，在法國拜訪了重農學派的主要人物，并接受了重農主義者的“自由放任，自由通行”的主張。由此可見，亞當·斯密對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的描述均來自于他人的啟發。
主流經濟學的觀點認為，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經過李嘉圖的修訂，最終經約翰·穆勒的綜合與解釋得到了新的發展。其中，李嘉圖對經濟理論和支持自由貿易的論據做出的一個重要貢獻，是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年)中提出的比較優勢原理。在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原理以前，自由貿易學說的基礎是絕對優勢。然而，最早提出比較優勢原理的是詹姆斯·穆勒。1808年，詹姆斯·穆勒把上年12月發表在《折中主義者評論》雜志上的文章進行擴充，收錄在他的著作《為商業辯護》中并提出了比較優勢原理。
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1848年)被公認為英國經濟學的巨著，也是那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著作。這本經典著作是對亞當·斯密、李嘉圖和詹姆斯·穆勒(JamesMill)等的學術思想的一次綜合，約翰·穆勒也是英國古典學派最后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
對于上一代人和同時代人的學術思想，約翰·穆勒在綜合與解釋的過程中，既有批判也有繼承。例如，他在研究亞當·斯密、李嘉圖、邊沁和詹姆斯·穆勒的經濟思想時，與這些經濟學家關于生產和分配之間關系的觀點有分歧。約翰·穆勒持有生產理論與生產報酬分配相分離的觀點，但這一觀點被經濟學正統學派認為是一個“混亂的思考”。盡管如此，他仍然使經濟學這門令人沮喪的科學重新恢復了亞當·斯密的樂觀主義[5]55。
2.新古典學派學術思想的懲罰與傳承
(1)新古典學派學術思想的懲罰結構
約翰·穆勒斷言，價值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幸運的是，在價值規律方面，沒有什么是需要當今的學者去整理的，有關價值的理論已經相當完善了。然而，保羅·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指出，當他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供給和需求的分析還根本沒有被發現[6]568。
馬歇爾將古典經濟學的生產理論與邊際主義的需求理論結合起來，形成了“馬歇爾十字交叉”，并且使其成為新古典經濟學價值理論的基礎。供給和需求的“馬歇爾十字交叉”圖中的交點就是市場均衡點，該均衡點使得價值與價格成為同一個概念。于是，馬歇爾解決了價值理論這個經濟理論中最難解釋的問題之一。
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貝茨·克拉克(JohnBatesClark)在其著作《財富的分配：工資、利息和利潤理論》(1899年)中，將新古典學派的價值理論擴展到了全部的生產要素。他指出，要素的報酬取決于要素的邊際生產率。從生產中獲得的全部收入被劃分為工資、利息和利潤，這種劃分是非常公平合理的，因為每個人獲得的收入恰好等于他們的邊際價值，“并且絲毫也不多!”
馬歇爾并不贊成克拉克用邊際生產率來解釋收入分配問題。他在寫給克拉克的私人書信中說，工人的工資等于其生產的“凈產品”的說法本身就沒有真正的意義。因為為了估計出工人的凈生產量，我們不得不考慮除了工人工資以外他生產商品的全部花費[5]78。
保羅·薩繆爾森贊同克拉克的在完全競爭條件下，邊際生產率決定要素報酬的觀點。但他同時指出，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在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下，收入會得到公平的分配。市場收入可能給收入和財產帶來可接受的或懸殊的分配，而這種差距可以代代相傳[7]。保羅·薩繆爾森對克拉克的觀點采取了支持的立場，但他支持克拉克的結論來自于完全競爭的假設，同時提出了資本主義經濟會給收入和財產帶來不公平分配的警告。因此，保羅·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第十七版的《告別辭》中，期盼未來的某一天，只有當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人都有好的工作、高的收入、健康的生活和安全的環境時，才向市場經濟報以最后一次歡呼[6]607。
(2)新古典學派學術思想的傳承關系
馬歇爾的著作為新古典經濟學奠定了基礎，特別是他的經典著作《經濟學原理》(1890年)的出版，標志著英國新古典經濟學時代的開始。新古典經濟學是對亞當·斯密學說的復活以及重新解釋和發展。馬歇爾保留了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并且加入了邊際分析方法以及自己的學術思想，從而形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馬歇爾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非常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李嘉圖和約翰·穆勒的經濟學觀點。盡管在他的著作中包含有邊際主義原理，但卻自始至終對李嘉圖大加贊賞，并極力為其辯護。馬歇爾也十分贊賞約翰·穆勒關于個人和社會進步的進化觀點，有關個人道德方面的內容也是吸引他的地方[2]25-26。
邊際主義者也為古典經濟學的復蘇掃清了道路。卡爾·門格爾(CarlMenger)、萊昂·瓦爾拉斯(Leonwalras)和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等早期的邊際主義者，都認為某種產品具有能夠帶來愉悅或者避免痛苦的作用。他們與古典經濟學家一樣，把經濟規律看作是自然規律。但邊際主義者的理論觀點在某些方面有別于古典經濟學，如他們的理論不像馬爾薩斯的理論那樣沉悶。
馬爾薩斯理論的沉悶是由于馬爾薩斯不同意亞當·斯密的樂觀主義學說，他認為對人口增長不加節制，將剝奪資本主義給人們帶來的利益。馬爾薩斯對人口增長后果的悲觀預言，促使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Carlyle)將經濟學家稱為“沉悶科學中的可敬教授”。
20世紀40年代末，保羅·薩繆爾森就誓言要把“沉悶的經濟學”變成“激動人心的學科”。他自豪地說，歷史已經讓人們親眼目睹：經濟學逐漸變成了一門最為激動人心和最富有開創性的學科之一[6]606。可見，保羅·薩繆爾森與約翰·穆勒的貢獻一樣，讓經濟學回歸了亞當·斯密的樂觀主義。
(二)貨幣經濟學理論演進的懲罰與傳承
在貨幣經濟學理論演進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論爭。例如，貨幣中性和非中性、貨幣的內生和外生、金塊主義和反金塊主義、通貨學派與銀行學派、真實票據原理正確與否、百分之百和部分準備金銀行制度、黃金貨幣化和非貨幣化、相機抉擇和固定規則，等等。由于金塊主義和反金塊主義、通貨學派與銀行學派、真實票據原理正確與否這三次論爭之間首尾相接并且相互聯系，因此，選取這三次論爭更便于說明學術思想的懲罰與傳承。
1.金塊主義和反金塊主義的論爭
18世紀末英法兩國的戰爭，導致英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迅速擴大，政府便以增發銀行券的方法來彌補財政赤字。由于銀行券的過度發行，致使英鎊紙幣大幅貶值，黃金價格則不斷上漲，從而導致1797年2月爆發了大規模銀行擠兌風潮，于是英國政府迫使英格蘭銀行中止鑄幣兌付。金塊主義和反金塊主義的論爭，就發生在中止鑄幣兌付期間。
1800—1804年是金塊主義論爭的第一階段。金塊主義者沃爾特·博伊德于1800年11月撰寫的《寫給威廉·皮特閣下的信》，拉開了金塊主義論爭的序幕。他堅持認為，由于銀行券的發行沒有用鑄幣進行兌換的約束使得貨幣貶值。——論文作者：劉秀光
相關期刊推薦：《廣東財經大學學報》創刊于1986年是廣東財經大學主辦的以研究經濟理論、經濟管理和法經濟學為主的財經綜合類學術期刊。設有粵商與廣東經濟、經濟理論與探索、金融與資本市場、財稅與公共管理、公司財務與會計、企業與商務經濟、城鎮化與農村經濟、法和經濟學等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