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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在西方，雖然學者將人類學的應用歸結到應用人類學的名下，但扔存在不盡一致的看法。美國著名的應用人類學家福斯特在其《應用人類學》中提出應用人類學，通常是人類學家用來描述某些計劃中的專業活動，其基本目的在于改變人們的行為，并相信可改善當代
摘要：在西方，雖然學者將人類學的應用歸結到“應用人類學”的名下，但扔存在不盡一致的看法。美國著名的應用人類學家福斯特在其《應用人類學》中提出“應用人類學，通常是人類學家用來描述某些計劃中的專業活動，其基本目的在于改變人們的行為，并相信可改善當代的社會、經濟及科技問題，而不是專意于發展社會及文化理論。”[]埃利奧特.查普爾認為：“應用人類學被認為是人類學的這樣一個方面，它從事探討人際關系的改變和控制這些改變的原則，并對人類組織中那些限制改革的可能性因素加以檢驗。”[]羅杰.M.基辛則把應用人類學概括為;“使用人類學的知識及專長，去處理現實世界的問題，如：工藝技術的創新、公共衛生或經濟發展計劃等方面。”“應用人類學被認為是人類學的這樣一個方面,它從事描述人類關系和控制這些關系的獨立原則的變化”,它還包括“對那些限制人類結構變更的可能性的因素所進行的考察”。
我國的應用人類學家就什么是應用人類學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見解。臺灣著名的人類學家李亦園先生認為：應用人類學可以說是把人類學家對人類、文化、社會的觀念和知識應用于改善、增進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門學問。[]廈門大學石奕龍先生認為：“應用人類學是指在承認人類社會文化是不斷向進步方向發展的前提下把人類學家對人、文化、社會的知識和理論，應用于改善和改進人類社會不盡滿意的地方，以促進人類社會向進步方向發展的學科，同時，它也從事與此相關的理論研究。”[]以上的這些應用人類學定義是現代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看法總結。
應用人類學的特征表現在從事應用人類學研究的學者身上，即應用人類學家的角色扮演上。早期的應用人類學家主要是在政府部門充當顧問和在大學從事教學工作。例如1951年，美國聘用人類學家在其托管地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和研究工作。對托管地人民宣傳、解釋政府有關健康、勞動、教育、法律、司法程序的規劃與政策，并尋求貫徹這些政策的方法等。[]20世紀70年代以后，應用人類學家開始有了自己的專業職位。像政策研究員、評價員、影響評價員、需求評估員、計劃員、研究分析員、行政管理員公共參與專家、變遷代理人、訓練員、辯護人、防治專家、專業證人等。換句話來說，這些應用人類學家在政府機關的身份有五種：代表著的角色、推動者的角色、報道者的角色、分析者的角色和調停者的角色。
從應用人類學發展的歷程上來看，應用人類學突出的特征主要表現在“應用”二字上。自應用人類學誕生以來，它的發展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應用民族學階段;角色擴大階段和決策應用階段。應用人類學在每一階段的工作都是隨時隨事而動的，并且都是在時代的號召下運用人類學的知識來解決現實社會的實際問題。
最初的20年，雖然蔡元培先生在1926年發表的《說民族學》一文中,也提倡民族學不僅僅是理論的科學,而且也應是應用的科學,不僅與學術有關,而且與實際政治如邊政邊教的推行、民族文化水準的提高都有關系。[]進入30年代以后，中國國內的時局雖然混亂不堪，但中國的人類學卻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一方面成立了專門的學會，如1934年中國的民族學會宣告成立。介紹和翻譯國外的人類學理論也是這一時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如費孝通譯馬林諾斯基的《文化論》等著作。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中國人類學家開始了實地調查工作，并撰寫了一些報告和專著。如1928年顏復禮、商承祖赴廣西凌云進行了瑤族調查;1929年林惠祥赴臺灣調查高山族;1930年凌純聲、高承祖赴東北調查赫哲族;134年凌純聲、陶云透調查云南彝族等。[]這期間撰寫的著作有1934年林惠祥的《文化人類學》;1943年費孝通的《祿村農田》和張子毅的《易村手工業次》以及1947年林耀華的《涼山夷家》等。
30、40年代，中國的人類學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在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對于“中國農村生活社會調查的建議”的推動下,人類學家開展了“邊政學”研究,目的除了探究有關人口移動、民族接觸、文化交流與社會變遷的法則之外,還可以使“邊疆政策有所依據，邊疆政治得以改進,而執行邊政的人對于治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邊民,亦可有所借鏡”,并希望在戰后建設一個“實行允許國內各民族地方自治的偌享”的民族國家。[]抗戰時期我國不少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曾到少數民族中進行的宣傳、動員和組織工作,邊政人員的培訓,邊疆建設的設計等。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類學家又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民族識別和參與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隨后由于政治因素的影響，人類學在50年代后期被視為資產階級的產物而遭到了否決和批判。直到改革開放，人類學才從禁錮中解放出來，并迅速地占據了一塊屬于人類學自己的活動空間。
總結中國早期應用人類學的社會實踐工作，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以學術為主、包含應用意義的研究;二是應用人類學本身的工作。[]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的。對應用意義的研究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現實實踐活動;而實地實踐又彌補了理論研究的不足，從而為今后的工作創造了條件。另外，也說明了中國應用人類學在某種程度上與西方應用人類學是一脈相承的，即都服務于政府。
根據中山大學周大鳴先生的總結，在世界全球化的影響下，應用人類學的實踐領域主要涉及到了農業、林業、環境保護、移民、社區綜合發展、衛生保健、婦女、教育、衛生等等。應用實踐所涉及的地域橫跨中國全境,同時包括了農村和城市。2010年6月24日至26日，云南財經大學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承辦了“應用人類學最新發展和在中國的實踐學術研討會”。大會期間，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分別就“中國應用人類的實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像中國農業大學趙旭東教授以中國鄉村社會重建過程中出現的社會秩序危機和混亂為例,說明通過應用人類學視角可以看到,地方社會固有的所謂傳統文化資源的作用。[]凡是與文化有關的問題，都可以運用人類學的理論知識和方法進行總結。
通過簡要地回顧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大多數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學者都在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知識進行社會實踐活動。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人類學是一門走出書齋的學問，它的活動空間應該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一味地追逐理論知識的探討，人類學就如同被囚禁在籠中的小鳥，隨著時間的流失，它將失去飛翔的能力。應用人類學這一分支學科誕生以后，人類學這一學科就如同重生的雄鷹，飛翔在碧藍的天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