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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內容提要：依賴公共資源實現的工程乃是一種必要的政治，它不僅是公共權力的體現，而且通過實現公共利益而成為現代社會新型的意識形態，具有為國家政治辯護的合法性功能。這意味著，唯有從現實的政治系統出發，才能真正理解工程的實現機制，也唯有澄清工程的
內容提要：依賴公共資源實現的工程乃是一種“必要的政治”，它不僅是公共權力的體現，而且通過實現公共利益而成為現代社會新型的意識形態，具有為國家政治辯護的合法性功能。這意味著，唯有從現實的政治系統出發，才能真正理解工程的實現機制，也唯有澄清工程的政治品性，才能從頂層設計的高度理解工程的公共性意義，造就符合公共利益的“偉大工程”。
關鍵詞：工程,公共權力,合法性,意識形態
拙文《工程與社會正義：開啟工程研究的政治學之維》指出，現代的大型工程均屬于公共物品，因而應該實現公共利益，如此方能體現工程的社會正義。由于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都從工程倫理的視角研究這一問題，而忽略了鑲嵌于工程之中的政治因素，因此，應該從倫理學走向政治學，開啟工程政治學的研究。①在開始工程政治學的研究之前，首先必須面對和回應美國技術哲學家蘭登·溫納的“技術政治學”。在其著名的《人工物有政治嗎》中，溫納明確指出，人造物品以兩種方式體現了其固有的政治屬性，其一是“發明、設計或特殊裝置和系統的配置成了一種在特定社群中解決事務問題的方式”，其二則是一些“有著政治本性的技術”。②
由于工程的目的就在于建造人工物，故而溫納所謂的技術毫無疑問包含著工程，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從事工程政治學的研究是一種重復勞動從而已無必要?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我們看來，溫納所開辟的道路固然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洞見，但依然需要進一步的深化。原因在于，首先，溫納是在“科學-技術二元論”的框架下來談及人工物，對于工程哲學這一新的領域以及“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③尚未涉及，由于沒有區分工程與技術的差異，從而難免造成技術與工程的混淆;其次，溫納所謂的政治，“是指權力和權威在公共關系中的分配以及此種分配之下的人類活動”，這顯然難以體現政治的全貌，因為政治除了權力行動系統之外，還有意識形態與合法性等觀念的系統。
恰恰是這兩點缺失，構成了我們開啟工程政治學研究的必要性。關于第一個問題，李伯聰先生的“我造物故我在”一語，已經將以“建造”為核心的工程與以“發現”為核心的科學以及以“設計”為核心的技術明確區分開來，這已經成為學界的公論。這就決定了我們所謂的“工程”乃是造物的工程，而非以“設計”為核心的技術系統以及以“調整社會關系為核心”的社會工程④，從而明確了研究對象。第二個問題則取決于對政治的理解。根據政治學相關理論，政治是關于公共權力的，其要義是“權力和資源分配”，它與合法性、意識形態有著內在的關聯。⑤據此，本文將從公共權力、合法性以及意識形態等三個層面來探討工程的政治品性。
一、工程與公共權力
工程是人類有計劃、有組織的造物實踐，這意味著，單獨個人不可能獨自完成一項工程。恰恰這一點，集中體現了工程與科學、技術的區別。科技史的研究表明，許多早期的重要科學成果都是科學家本人的個人興趣，是他們“私人作坊”的產品，與此相應，一些技術成果則是個人的“奇技淫巧”，未必一定需要公共權力的支持。工程則明顯不同。縱觀古今中外，工程活動基本上需要依靠公共的力量與資源來實現，因而工程物品在本質上屬于公共物品(pubicgoods)。
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首先，私人一般不愿意建造無排他性的公共物品，這不符合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原則”，因此，體現公共利益的工程只能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來承擔，這是政府的基本職能;其次，即使私人愿意承擔公共工程，但由于工程本身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復雜性活動，私人一般情況下也是有心無力。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燈塔問題”充分表達了這一窘境。依照羅納德·科斯，作為一種公共物品，燈塔與其他經濟物品或私人物品(privategoods)不同，它沒有排他性，從而很難對那些因燈塔而獲得指引的人收費。
這樣一來，由于無利可圖與監管的困難，沒有私人愿意建造燈塔，從而，與燈塔類似的公共工程只能由政府免費供應。⑥這意味著，如果沒有公共權力的介入，工程所需要的人力、財力以及物力就難以獲得滿足，復雜的工程活動就難以獲得有效的組織。在特定的工程流程、規范和方法的指導之下，需要不同的群體協調配合，有組織、有結構、有分工，共同完成工程的建設。即使在工程群體內部，又有不同的社會角色。美國著名城市理論家劉易斯·芒福德以金字塔為例，說明了巨型工程得以完成的基本條件。在他看來，金字塔這項巨大的工程充分證明了國家這臺“巨機器”的超凡力量。
他用文學化的筆調寫道，金字塔是“一座象征性的建筑，如山岳般從史前時代茫茫水面上突兀而起，從人類創造的偉大力量當中誕生出來，純粹的人工創造物，人類豐功偉績的象征，用一種永恒的形式把歷史時間和人類形象永久地定格了。任何普通的人類雙手，任何普通的人類力量，任何普通的人類合作方式，……都動員不出如此超自然的力量，完成如此超自然的成就。而只有王權神授的君王，才能實現巨大的人類意志，才能如此空前規模地改變物質世界”!⑦
君權是傳統時代公共權力的集中體現，它可以“將千萬名臣民統一到王權神授的君王意志當中來，聽命于他并為他做成事業……這一成就，無一不證明著這種權力和效能的存在”。⑧顯而易見，巨大而復雜的工程活動，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家權力的組織，根本不可能實現。公共權力毫無疑問是工程活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美國學者辛格(AmarjitSingh)因此指出：“影響工程運行的重大方案的決定，經常是由政治家、投資者決定的，而非由提出正確方案的工程師決定的。”⑨
政治家所擁有的是政治權力，投資者則具有資本權力，因此，工程的結果看起來不過是自然物的變形或者再創造，但在工程的建設過程中毫無疑問交織著權力的因素。根據政治學，所謂權力通常是指一種關系，即一個人通過并非出自他人選擇的方式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更狹義地講，權力是與進行懲罰或獎賞的能力相聯系的，這就使得它相對于包括進行合理說服在內的“影響力”而言，更接近于暴力和操縱力。⑩正因為如此，啟蒙思想家都視權力為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惡”，在他們看來，權力形成后具有強制力和約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個人自由。
但如果沒有權力，則可能出現“人與人就像狼與狼”的戰爭狀態，權力雖然會約束個人自由，卻可以將人從戰爭狀態當中拯救出來，“兩害相權取其輕”，能夠實現公共利益的公共權力因此成為必要的“惡”。即使如此，啟蒙思想家們也擔心權力異化，也就是公共權力演變為個人手中的工具，肆無忌憚地侵犯個人的合法利益，“權力制衡”和“分權”的思想因此應運而生。可以斷言，工程與公共權力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因為工程無不取決于社會物質資源和人類資源的掌握和分配，從而這些工程象征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或一個時代，也反映了一個權力做出的政治判斷。
輥輯訛從理論上講，權力屬于人民，但在現實的運作與實施過程中，權力總是由少數人具體執行的，從而難免淪為個人或者利益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蘭登·溫納通過一個典型的例子來證明了這一點。美國紐約長島地區的景觀大道上的許多天橋異常低矮，許多人對此已經熟視無睹，也沒有發現其中的特別含義。然而，事實是，之所以長島會有那200來座低懸的天橋是有原因的。它們是被某個人為了達成某個特別的社會效應而有意設計和建造的，其目的就是為了阻礙大巴車駛上這個景觀大道。這恰恰反映了天橋的設計者摩西的階級偏見和種族歧視。
因為被他稱之為擁有汽車的“上等”和“自在的中等”的白人們將自由地利用景觀大道來消遣和通勤;通常使用公共交通的貧民和黑人將被擋在道路之外，因為十二英尺高的大巴車不可能穿過天橋。結果是限制了那些少數種族和低收入群體進入“瓊斯海灘”。輥輰訛通過這個典型的例子，溫納進一步指出：“技術的臺子已經事先搭好，它偏向于某些社會利益，使得一部分人注定會比另外一些人獲得更多的好處。”輥輱訛由此可見，成就工程的權力并非完全為了公共利益，而是為把握權力的群體與階層服務的。
德國學者赫費在《政治的正義性》一書中寫道：“一般地說，社會機構只要為相應共同體的利益服務，它就是合法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但是，社會利益以及社會福利，或者公共福利的說法，掩蓋了這樣的事實：一個群體或共同體并非是一個同質意義上的構成物，即不是這一個人與那一個人的幸福毫無問題的協調起來這一意義上的構成物。相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分群體和個體，他們都有各自的需要和利益，相互競爭，一句話，相互斗爭。這種社會狀況也創造了沖突的可能性。
”輥輲訛這意味著，本來應該服務于人民大眾的公共權力在特定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服務于少數特定的人，這勢必違背政治的正義性原則從而造成抗議甚至嚴重的沖突。就此而言，工程活動中所產生的利益沖突顯然不能簡單的稱之為無理取鬧，面對利益，每個個體與群體都會奮起而爭。盡管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采取的抗議方式有所不同，或暴力，或和平，但歸根結底都是為了利益。
二、工程與合法性
工程中不可避免的蘊含著權力因素，那是因為工程的諸多環節需要權力的協調，這是權力的職能，也是權力運行主體即政府這一公共機構的責任和義務。如果工程能夠體現公眾的利益，那么，權力主體即政府就會得到公眾的認可與擁護，反之，獲得的就會是公眾的反對與抗議，這就涉及到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問題，也就是說，一項工程能夠反映出公共權力的合法性。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不能隨隨便便地來使用‘合法性’概念，只有政治制度才擁有或失去合法性，也只有它才需要合法性”。輥輴訛在哈氏看來，合法性是用來表明，怎樣和為什么現有的制度是適宜于行使政權，從而使對社會認同起決定性作用的價值得以實現。
輥輵訛任何政權想要獲得長治久安，必然應該具有說服力的合法性，否則，就會使人們對現實的政權產生懷疑或者不信任，從而使政權失去凝聚力，產生所謂的“合法性危機”，也即政治認同的危機。這意味著，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于人民的支持，而人民之所以支持和信賴乃至忠誠于這政權，并非完全出于情感，而是因為這個政權給人民帶來了實際的利益和好處。安史之亂后長安的老百姓“樂游原上望昭陵”，并非完全出自于對唐太宗的情感，而是感念那個時代豐衣足食的生活。工程作為政府所組織實施的重要活動，其成功與否在這個意義上也關涉到權力與政治的合法性問題。
概而言之，作為公共物品的工程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正義，這就要求，在工程活動過程中，在專業性的工程技術活動之外，既要理解特定的工程系統的功能，更要充分領悟政治的概念和爭議的要點。也就是說，唯有從現實的政治系統出發，才能真正理解工程技術的實現條件。新時代的中國，許多大型的工程正在蓬勃發展，故而，澄清工程的政治品性，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工程的復雜性，進而為工程活動的展開提供理論上的啟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從頂層設計的高度，規劃能夠實現公共利益的“偉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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