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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自從上世紀60、70年代興起以來，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涌現出許多受海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優秀著作[7]。作為西方學術的重要一環，雖然它在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上與我國國內的近代史研究有較大的差異，但是
摘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自從上世紀60、70年代興起以來，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涌現出許多受海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優秀著作[7]。作為西方學術的重要一環，雖然它在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上與我國國內的近代史研究有較大的差異，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有不少可資借鑒之處，以期為開拓國內歷史學視野增添色彩。
一、方法探析
1.區域研究的創新視角。
倡導區域研究，是費正清開創的美國中國學研究范式與傳統歐洲漢學研究范式所呈現出明顯的不同點。區域研究又稱為地域史研究，將研究的范圍專門固定于某一特定地區，全面而系統地研究其內在的自然環境、社會階層、人口數量、經濟水平、交通狀況、政治制度等。施堅雅提出了宏觀區域理論，將中國橫向分為9個大區，運用區位理論、“中心地”的原則以及社會學中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考察區域的內部結構與外界聯系[1](P60)。王笛的《茶館》書著，運用區域研究方法，描繪了近代中國大眾生活的側面。王氏將研究視角投放于成都，冀通過對該區茶館的敘事，窺探當時中國“市民社會”的相關狀況。王氏將成都的茶館作為了解中國社會的樣本范例，對茶館的社會地位、經濟運作以及政治斗爭等相關歷史面貌做出詳實的敘述，生動地刻畫出成都市民斑駁陸離的生活百態，且透過微觀研究和宏大敘事有機結合，解讀了國家政權和組織在現代化建設過程當中，是如何向下層滲透的大命題。學者在民間文化和大眾宗教領域，也傾向于區域研究方式。譬如，萬至英曾就民間信仰形象的歷史沿革研究時，強調區域視角為切入，對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面貌、民間文學與信仰、女性地位及財富、家庭觀念等多重維度的研究[5](P143-196)。華森亦選取了兩個富有代表性村落為案例，通過分析區域內特殊的道義經濟體系、地方精英統治、社會分層、祭祀慶典等側面，披露出“天后”正統化的過程[5](P57-92)。總而言之，區域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可克服“通史”重廣博而輕精深之瑕疵，為研究者提供一條深入解剖歷史真相的渠道路徑。
論文推薦：《社會工作》(雙月刊)創刊于1988年，是江西省民政廳主管、主辦，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中國大陸最早的一份社會工作專業期刊。國內外公開發行，國內統一刊號為CN36-1263/D，國際標準刊號為ISSN1672-4828。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際著名社會學家雷潔瓊題寫刊名，著名專家學者陸學藝、鄭杭生、盧謀華、王思斌、王青爭、孫士杰等擔任學術顧問。創辦以來，得到國內社會學界許多知名專家學者的關懷和支持，得到了全國各級民政部門領導和廣大民政、社會工作者的大力支持。被評為江西省首屆優秀社科期刊，江西省一級期刊。
2.計量史學的運用。
計量史學是指利用數學和推論分析方法，根據實際數據統計，對歷史進行定量分析，再把定量結果用于歷史驗證。隨著信息技術的革新，為數據分析和信息存儲提供便利，計量史學運用于社會史等史學研究領域。計量史學對“美國中國學”研究貢獻頗大。施堅雅分析四川農村社會的經濟數據，提出了“市場層級理論”[1](P7);黃宗智在《華北小農經濟和社會變遷》中通過定量分析“滿鐵”調查的數據，提出了“小農經濟過密化”理論。周錫瑞《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成功之處也得益于計量史學方法的運用。周錫瑞獨辟蹊徑，以定量和定性區分史料。定性史料主要是19世紀旅行家們講述的故事以及縣志，定量史料以及以此為依托的資料庫構成了周氏本書分析和寫作的基礎[2](P6)。周氏創建了一個包括山東省內各縣的人口數量、縣級人口密度、各縣士紳力量、自然災害的頻次及各地盜匪案件數量的數據庫，他根據特定的公式將這些史料信息換算成量化數字。周錫瑞在具體分析山東地區自然災害時，統計了各縣自然災害發生頻率、嚴重程度及因自然災害而獲免稅特權的次數，綜合換算出“災害指數”。另則，根據各項目中獨特的運算法則，周氏對山東各縣的人口密度、地主所有制程度、士紳力量等也進行了換算，按照相似性原則將程度相近的縣城劃歸到同一地區，是故將山東省劃分成六片內部社會經濟狀況相似的區域，這又為他的區域研究奠定了基礎。總之，計量史學可助研究論點及論證更加精確化。計量史學的宗旨就是用“數據”說話，它所呈現出來的“數字語言”所具有的精確性，是傳統史學中常用的定性分析難以比擬的，因而能使史學研究成果更具說服力。當然，計量史學也帶有其不可規避的局限。有論者指出它受史料的依附程度太深，只有在數據資料比較充分的前提下，方才有施展的空間，而且數據中的誤差和錯訛有可能導致結果的偏差。所以，學者絕不能忽視鑒別史料真偽的基礎性工作，只有先科學評估后的數據，方可助益于學者正確探求歷史的真相。
3.跨學科方法的實踐嘗試。
隨著文化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大舉進軍歷史研究領域，社會文化史領域出現了多學科交叉的特色。孔飛力著《叫魂》書著中，跨學科方法的運用相當成功。讀者可以發現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民俗學、法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痕跡。“盛世”篇章中，孔飛力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墨西哥銀幣的加速流入、中國白銀供應量增加、物價上漲、人口增加壓力變緩之間的關系以及通過介紹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口流動加大，解釋外地人增多的復雜經濟現象的背后因素[1](P43-50);他借用了社會學中的概念，說明普通民眾“沒有接近政治權利的機會，也就不能以此通過各自的利益相較去競爭社會資源”[1](P287)的處境;孔飛力亦從政治學角度分析了在清帝國的官僚體系中存在的漢化、腐敗等問題，通過敘述清剿叫魂案“妖首”的政治運動，細致地探討了不同層級當事人的心理狀態，特別是從乾隆的朱批檔案中揣摩乾隆對待下級官員的心理和感受。此外，孔飛力還從民俗學的角度對中國民間觀念對靈魂、鬼的看法和觀念進行具體分析。這些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并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相互包含，很巧妙地融合在歷史的畫卷之中。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也吸收了社會學科的成果。此書中的核心概念“國家政權建設”是社會學領域的概念，杜贊奇將其指代國家政權的現代化、官僚化及向基層鄉村社會滲透的過程。為了克服單一運用“國家政權建設”的弊端，杜贊奇提出“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杜贊奇藉此分析國家財政收入和政府機構數量增加，但政府職能卻未有相應增強的根源。杜贊奇根據“后現代主義”思潮，提出了“文化的權力網絡”[3](中文版序P2)，他認為象征符號、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在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充滿了政治博弈。
二、研究特色
以區域研究、計量史學及多學科交叉為代表的新的研究方法的應用，使海外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體現出了新的特色。首先，微觀史學異軍突起，以小見大的描述成為史家敘述歷史的新途徑。在區域研究的指引下，研究者可以將研究的范圍縮小到某一地區，甚至集中到某一事件的發生發展、某一人物的命運或者某一個場所的變遷層面。王笛的《茶館》將成都的茶館當作解讀社會文化和歷史變遷的一個文本，通過解讀茶館作為一個日常的休閑場所、一個經濟實體以及政治角色所具有的作用和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僅描繪了成都的地方文化、社會生活和經濟狀況，而且也展現出了20世紀上半葉國家機器向下滲透的過程中國家文化與地方文化間的沖突和妥協。其次，將敘事與分析有機結合，并且突出文化在權力的運作和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與傳統的歷史敘事不同的是，社會文化史的敘事不僅僅滿足于告訴讀者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更是將敘事和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為讀者解釋歷史事件背后文化的作用。《叫魂》憑借其流暢的文筆和生動的情節被公認為敘事史的佳作，孔飛力先生在講述這個故事時就是邊敘事邊分析的。例如，在描述了妖術大恐慌的興起和蔓延之后，孔飛力先生通過解讀清代的碑刻和小說來了解民眾心中的鬼神觀念，從而分析妖術大恐慌的由來;又如在描述完全國大清剿的失敗和叫魂鬧劇的草草收場，孔飛力又從制度層面對官僚君主制中的非常規權力的運作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且揭示出在這個事件中君主、各級官僚和下層民眾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博弈。這種分析和敘事相結合的特點在周錫瑞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周錫瑞在講述山東各地反洋教斗爭的具體過程時，也總是細致分析當地的經濟狀況、社會結構、民間文化和外來因素的影響，尤其是考察這些群眾運動是否與1899—1900年間的“義和團運動”有著相同的儀式。從他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周錫瑞先生對文化因素的重視。第三，突破西方中心觀，注重從中國自身尋求社會發展的力量。費正清開創的現代中國研究是以“沖擊—反應”模式為導向，這種研究取向須有“假定預設”，即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社會，左右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最重要的影響來自于西方的沖擊。這種模式夸大了西方的影響，后來的史家逐漸察覺其弊端，并在新的社會文化史中加以修正，將探尋歷史發展動因的視角轉移到中國的本位社會。例如，周錫瑞雖然指出西方的經濟滲透給山東的農業和家庭手工業造成了沖擊，而且洋教的肆虐也是直接造成教民反抗的原因，但是義和團運動之所以能發展和壯大根本還是要從中國社會自身內部尋找原因，一方面它跟清政府對外軟弱妥協、對內剿撫不定的態度有關，清廷不明朗的放任態度實際上促使了拳民勢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它也離不開山東的地方文化，正是山東習武傳統中的“刀槍不入”的招式和民間戲曲小說中“降神附體”的儀式，使得義和團運動便于傳播，因而迅速蔓延。是故，周錫瑞認為推動是次社會運動發展的根源來自于中國社會內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