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論文摘要：在商代，隨著社會生產和階級對立的發展，進一步擴大了社會分工，也進一步加強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因而使得一部分人能以專門從事音樂工作，并從而使音樂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和提高。同時，商代活動的區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區仍在今河南
論文摘要：在商代，隨著社會生產和階級對立的發展，進一步擴大了社會分工，也進一步加強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因而使得一部分人能以專門從事音樂工作，并從而使音樂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和提高。同時，商代活動的區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區仍在今河南一帶，和夏代一樣，所以商直接繼承了夏的音樂。
關鍵詞：商代音樂,宗教;樂器,音樂理論,傳承
本文選自《傳承》期刊簡介：《傳承》是一本面向“黨政領導干部、中產階級”為核心讀者群公開出版的歷史文化類綜合讀物。作為黨史研究室主辦的期刊，《傳承》以“傳承紅色精神，弘揚中華文化”為主旨，以“傳播文化，勵志人生”為其核心價值觀，刊物的風格重點突出時代氣息，力求打破黨史與歷史文化的隔離，拉近紅色精神與世俗情感的距離，尋求歷史與現實的融合，架起文化與人生溝通的心靈橋梁，體現《傳承》獨特的歷史情感、文化品位和人生況味，營造主旋律期刊的一種親和、人文氛圍。
引言
自商代起，中國音樂進入了信史時代。民間的音樂和宮廷的音樂，都有長足的進步。由于農、牧、手工業的發展，青銅冶鑄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從而使樂器的制作水平飛躍，大量精美豪華的樂器出現了。樂舞是宮廷音樂的主要形式。可考證的有《桑林》、《大護》，從事音樂專業工作的主要有巫(巫見)、音樂奴隸和瞽3種人。有關商朝的民間音樂的材料很少，《周易·歸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公元前1562年一前1066年，商人傳說是“帝嚳”之子“契”的后裔，因契佐“禹”治水有功，故被“舜”封于商，開始興起。經過500年的發展，到成湯時，已經成為以毫為都城的強大方國。在伊尹的輔佐下，成湯首先爭取眾多方國的支持，征討不歸順的方國，最后興兵伐夏，鳴條一站，夏桀兵敗逃至南巢而死，商朝建立。
商湯用武力消滅腐朽、暴虐的夏王朝，建立新的統治，是歷史的進步。新建立的商王朝，雖然在社會形態上與夏王朝并無區別。但是他的誕生，畢竟給古代社會內部注入了新的活力，健全了古代階級社會的機制。所以古書對商湯伐桀滅夏一事作了充分的肯定，認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革》)。商代是繼夏代之后，中國歷史上第二個世襲制王朝時代。自太乙(湯)至帝辛(紂)，共17世、31王，前后經歷了將近600年。商湯立國后，汲取夏代滅亡的深刻教訓，廢除了夏桀時殘酷壓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寬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國內部的矛盾比較緩和，政治局面趨于穩定，國力也日益強盛起來。他對四周的許多國家進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勝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記有：湯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詩·商頌·殷武》也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J的記載，反映了商王朝在湯的統治下，已經成為強盛的國家。
在商代，隨著社會生產和階級對立的發展，進一步擴大了社會分工，也進一步加強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因而使得一部分人能以專門從事音樂工作，并從而使音樂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和提高。同時，商代活動的區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區仍在今河南一帶，和夏代一樣，所以商直接繼承了夏的音樂。并不斷地向前發展，把它推到令人矚目的高度。
商代的奴隸主貴族，在殘酷的奴隸制和神權統治的基礎上去盡力占有音樂發展的成果，一方面使之成為統治人民的一種手段，另一方面又使之成為他們享樂的一種工具。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使得商代有了繁盛的音樂歌舞和多種多樣的樂器，產生了比較成形的各種音階調式以及一些程度各自不同的諧和觀念、半音觀念、標準音或絕對音高觀念等，也舉辦了一定的音樂教育事業，這就為我國音樂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初步而堅實的基礎。
1899年發現的商代甲骨文，把淹埋了3 000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現在世人的面前并讓人們識讀。甲骨文的發現，使商代的存在無可爭議，并使商代歷史成為信史。安陽殷墟出土的15萬片甲骨卜辭，記錄了商代社會中發生的許多事情。經過幾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豐富內容，為研究商代歷史開拓了重要的途徑。
1 商人尚鬼尊神，使音樂與巫術、宗教緊密聯系，音樂的主要功能為娛樂、祭祀
祭天祀祖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史前時期的考古中曾一再發現這類遺存。隨著農業的出現，人們為祈求風調雨順的好年景而產生對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種。祖先崇拜又叫靈魂崇拜，它源自對先人懷念，把夢中的情景理解為先人的靈魂作祟而產生。人們祭祀祖先，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開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內容發生很大變化。
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統治者，為了維護他的統治，就把祖先崇拜與自然崇拜結合起來，創造了天或上帝這樣的至上神。商代有“天”這個神，甲骨文中則有1帝2或1上帝2。所以商湯伐夏桀時說，1有夏多罪，天命殛之2、1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2，打出1天命2的旗號，鼓動軍土和同盟者去執行上帝的意志，奮勇討伐。商代社會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尊事鬼神。雖說是“殷因于夏禮”(《論語·為政》)，祭祀等巫術活動的繁復卻是大大超過夏代的，所以史家對之有“巫文化”之稱。但是凡祭祀等“禮”，舉行時必然要伴以歌舞。這是從原始時期以來的傳統，古人所謂“禮沒有樂伴隨便不能施行”的話。正是對于這種傳統作的總結。即使晚至西漢中期(公元前二世紀)，哪怕是窮荒之地，在祭祀當地的土地神時，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齊聲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說，祭祀等巫術活動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樂舞的，所以商人很崇尚樂舞，他們以音樂與神鬼對話，是認認真真唱給神鬼聽的。樂舞成為人們進獻、事奉、娛樂神鬼，以使人神溝通的重要手段。因此說商代的音樂多是伴著巫術、祭祀活動同時進行的。這其中，巫是替鬼神說話的中介者，商殷的巫，與史、卜、貞等同掌占卜的職務，影響國家的政治與國王的行動。占卜、祭祀時，巫常要唱歌跳舞來配合，所以巫也是商殷精通音樂與舞蹈的人。
據史料記載，商朝最重要的祭祀樂舞是《桑林》，它是商裔祭祀其玄鳥圖騰和先批簡狄的樂舞。我國古書《左傳》記有一個故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后裔宋襄公在楚丘為晉侯舉行盛大的宴會，晉侯提出要看宋國祖先的傳統樂舞《桑林》。這個樂舞，據說由用鳥羽化裝成玄鳥的舞師與化裝成先批簡狄的女巫進行表演。由于它描寫了簡狄吞玄鳥卵生商始祖契的具體過程，因而使講究禮法的晉侯看了十分害怕，不躲到房中去。商代音樂正因為帶有濃厚的原始古風，而顯得那么粗野離奇，荒誕不經。《濩》則是歌頌湯的開國功勛的樂舞，據《墨子·三辯》說：“湯放桀于大水，環天下自立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后患，因先王為樂，又自作樂，命日《濩》，又修《九招》。”《呂氏春秋·古樂》也說：“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于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伊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濩》是歇頌商湯伐桀的開國功勛的樂舞。商代在祭祀活動中尤其重視樂，甲骨文中多有提及《濩》的，《周禮·大司樂》還有“舞《大浸》以享先批”的說法，說明《大濩》一直影響到后代。商代的“儺”亦作“驅儺”、“大儺”，是古代“儺祭”儀式中的一種舞蹈。源于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商代形成固定的用以驅鬼逐疫的祭祀儀式。
《樂府雜記》載：“用方相四人，帶冠及面具，黃金為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儺祭的核心人物是“方相氏”，一手執戈，一手揚盾，率領戴假面具披毛頂角的“十二獸”(十二神)及大隊由兒童扮演，到宮室各處跳躍呼號，合唱充滿巫術咒語味道的祭瞅，以驅逐“疫鬼”。舞時，有音樂伴奏。宮廷舉行這種儀式由太常侍主持。后儺祭逐漸變化，轉向娛人，最終納入戲曲。2商代藝術是各民族文化、風俗的大融合商人在商代前期就屢屢遷徙。張衡《西京賦》說：“殷人屢遷，前八后五。”說明在建國前商人曾大規模遷徙過8次，從湯建國后到盤庚遷殷，又大規模地遷徙了5次。前期是部落遷徙，后期主要是都城遷徙。遷徙的原因主要有6個方面：一是河流改道，水資源變化。或連年干旱，水資源枯竭;或洪水泛濫，為避水害而遷徙。二是宗教原因，商人信巫，凡天災人禍，一定要占卜。卜封說要遷，當然就遷。三是農業生產，土地耕種一段時間后，肥力下降，莊稼收成也隨之下降，土地需要息耕。四是軍事原因，由于征伐需要供給，也需要指揮便利。這可能既有主動的征伐，又有被動的外患、內憂(如王室內部紛爭，諸侯或大臣造反等)的威脅因素。五是其他資源枯竭，特別是地表銅礦資源枯竭，需要尋求新的資源。六是環境污染問題。群居集中生活一段時間后，環境污染、疾病滋生是不可避免的。每次遷徙的原因可能只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但客觀上造成了遷都的事實。后來，由于交通的發達、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和政局的穩定，才在安陽安居下來，而不再遷徙。
商代屢屢遷徙、戰爭及其兼并客觀上帶來了民族融合。也帶來了各民族文化和風俗的融合，也使商代藝術成了各民族文化和風俗的融合體。根據《詩經·商頌·殷武》的記載，當時的殷王武丁曾經南伐荊楚。商代的青銅器也隨之進入了南方。南方文化的豐富想象力也影響到了商代工藝品的形制，包括當時被作為敵人的羌人的審美意識也影響了商人。當時的羌人、姜人等以羊為圖騰，人帶羊角為裝飾之美，是美的本義。其中，對羊由熱愛而崇敬，本來是北方游獵和畜牧民族間興起的，后來為商代藝術所繼承和發揚。《山海經·東山經》：“自尸胡之山至于無之山……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羊人合一，使人獲得神異。當時，北方多牛羊，中原多養豬，祭祀和供品多采用當地常見之物，后來也融為一體。這在隨葬品及相關的藝術品中均有所反映。商代文化和藝術的風格，體現了當時多民族的融合特征。在商代的藝術作品中，中原文化、淮夷文化、荊楚文化和北方文化是相互融合、相互影響的。這其中，音樂舞蹈藝術雖在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但是從青銅藝術風格的變化可以想象出，當時的音樂舞蹈也在隨著都城的遷徙而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和風俗的特征，有關商朝的民間音樂的材料很少，《周易·歸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樂舞有《桑林》、《大浸》。
3 商代樂器的發展及音樂理論
商代后期，樂器的品種已相當多樣，制作工藝也很巧妙。打擊樂器有多種形制的鐃、鐘、磐、鼓。鐃與鐸，最早原是原始社會末期象征氏族貴族權力的禮樂器，用陶土制成，商代的鐃均為青銅鑄造，或手持演奏，或植于座上演奏。商鐃因其形體的大小不同而有大鐃、小鐃之分。商代的磬有石制、玉制和青銅制等多種。它分為兩種，一種為單個的大磬，如安陽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虎紋石磬，紋飾瑰麗，聲音悠揚。經測音，其音高為托，與山西夏縣東下馮夏代遺址出土石磬音高相同。一種是編磬，一般均為三枚一套。近年在殷墟西區出土有五枚一套的編磬。鼓，在原始時代已有叫做“土鼓”，鼓框可能是由陶土制成，故有此名。另有一種大鼓，鼓腔用木制成，外施彩繪，鼓面蒙有鼉皮，又稱鼉鼓。商代的鐘，為青銅鑄造，或手持或放在座上，個別的可懸掛起來演奏。單個的大鐘稱“庸”，常和鼓一起演奏。由多枚鐘組成一套的稱編鐘，一般大小三枚。商代的吹奏樂器有塤、籬、和、言、竽等。塤有大小兩種形制，均有5個按音孔，一般大小三枚組為一套，如輝縣琉璃閣殷墓出土的塤。籬陶塤，可以吹出小三度音程。晚商時塤已定型。有5個按音孔，基音為“a”，證明當時已有絕對音高觀念。總之，上面所述并不是殷商時期的全部樂器，但已反映了當時的音樂文化發展到相當的高度，根據考古發現和甲骨文的研究，證明商代已有多種樂器。并且根據對少數商代樂器的測音，初步探知商代已有若干音階或調式，并具有一定諧和觀念及音律觀念。這些事實，也都足以表明商代音樂發展的高度，并且產生了多種音階調式。創立了十二律，有了絕對音高觀念，對旋宮轉調有了初步認識，殷商時期的音樂是由于奴隸們的辛勤勞動才達到較高的水平。據記載，商代已有最早的音樂教育設施“瞽宗”。“瞽宗，殷學也。”
總之，自商代起，中國音樂進入了信史時代。民間的音樂和宮廷的音樂都有長足的進步。由于農、牧、手工業的發展，青銅冶鑄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從而使樂器的制作水平飛躍，大量精美豪華的樂器出現了。凝聚了堪稱3000年前世界第一流水平的殷商文化，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歌、舞、樂的高峰，也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音樂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