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16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一 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新中國文學發展同步，已經走過了70年崢嶸歷程。這70年歷程，可以明顯地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1979年。這30年的海外傳播是在冷戰背景下展開的，意識形態的國際宣傳、呼應或對抗，是其主要的動機，由此形成了三種主要力
一
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新中國文學發展同步，已經走過了70年崢嶸歷程。這70年歷程，可以明顯地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1979年。這30年的海外傳播是在冷戰背景下展開的，意識形態的國際宣傳、呼應或對抗，是其主要的動機，由此形成了三種主要力量。第一種力量是由中國政府主導的外宣活動，這包括以隸屬于國家外文局的《中國文學》(ChineseLiterature)(1951—2000)雜志和外文出版社為主要平臺的翻譯活動，以及中國作家代表團頻繁的出訪交流活動�！吨袊膶W》雜志從1951年創刊，至2000年停刊，連續出版了50年，總共404期①，發表了2000多篇(部)當代中國小說、詩歌、戲劇、散文、民間故事等的英譯本。外文出版社在1949—1979年30年時間里，共對外翻譯出版了9220種圖書，占這一時期中國全部對外翻譯出版圖書的91%，涉及21個語種②，其中包括100多部中國當代小說、詩歌、戲劇、散文、文論的英譯本。這兩個平臺翻譯出版的作品，為歐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興起準備了重要條件，有些譯本還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交流的對象，主要是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20世紀5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興起之后的亞非國家。前者如周揚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參加1954年第二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周揚在大會發言中，把新中國文學與以蘇聯文學為中心的“世界進步文學”相連接。后者如中國作家代表團1956年12月赴新德里參加第一次亞洲作家會議，1958年10月赴塔什干參加第一屆亞非作家會議，1962年2月赴開羅參加第二屆亞非作家會議。對亞非作家代表大會的積極支持和參與，把中國作家的目光吸引到東方，開始自覺地建構“亞非”區域共同體的概念：地理上比鄰而居，歷史上發展一致，文化間相互影響，近代的命運相似，當代的使命相同;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東方文學”觀念也應運而生。無論是“世界進步文學”觀念，還是“東方文學”觀念，對于新中國文學而言，都意味著超越國別界限，從世界文學的高度，對自我進行塑形和定位。而這種塑形和定位，又對新中國文學向海外譯介，在觀念上起到了定性和引導作用。
第二種力量是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對新中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領袖，既重視俄蘇文學在世界的傳播，也大力譯介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1951年，丁玲及其《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及其《暴風驟雨》，賀敬之和丁毅及其執筆的歌劇《白毛女》獲得斯大林文藝獎二等獎，顯示出蘇聯對新中國文學藝術的熱情和重視。《毛澤東詩詞18首》，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三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鐵水奔流》《山鄉巨變》，草明的《原動力》，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杜鵬程的《保衛延安》等數十位作家100多部(篇)作品，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陸續被蘇聯漢學家翻譯成俄語出版。漢學家艾德林(1909—1985)在報刊發表《民主中國文學中的新人形象》《上升中的中國文學》等文章，介紹草明、丁玲、趙樹理和周立波等作家。費德林(1912—2002)1953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概觀》，1956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綱要》，都論及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和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文壇動向。此外，費德林1958年再版的《中國見聞錄》，收錄了他與茅盾、老舍、鄭振鐸、郭沫若等作家的交往和談話，是了解新中國文壇動態的生動資料。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如捷克、波蘭、匈牙利、東德等，也都積極翻譯新中國文學作品。尤其是捷克漢學家普實克1950年、1957年兩次率團訪問新中國。在他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推動之下，捷克的漢學成為歐洲漢學的重鎮，翻譯的新中國文學作品在東歐國家中最多，選材范圍也最廣。普實克在1955年出的《中國解放區文學與它的民俗傳統》一書，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重大文學命題，論述了解放區文學對民間文學形式的自覺利用。1963年，普實克引發的與美國漢學家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爭論，就如何評價左翼文學歷史地位的重大問題，提出了極富建設性的觀點。但中蘇決裂和東歐事變之后，蘇聯和東歐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陷入長期停滯的狀態。
相關期刊推薦：《南方文壇》為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文藝理論和批評期刊。1987年創刊，本刊主要欄目：點睛、今日批評家、新潮學界、批評論壇、理論新見、評論家素描、個人鋒芒、綠色批評、對話筆記、打撈歷史、文壇評述、當代藝術視角。
第三種力量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陣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眾所周知，冷戰之前，海外中國研究的中心在歐洲;雖然美國的中國研究已經顯露出對當代中國的極大興趣，但總體上仍然遵從歐洲漢學的傳統，更重視對傳統文化典籍的研究。而隨著冷戰來臨，尤其是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雙方互為對手，這種客觀形勢推動了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對現當代中國，包括當代中國文學的研究，也決定了其研究采用的視角與方法。這一時期在英語世界出現的一些選編譯本和學術著作，都可以在這一背景下理解。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美國漢學家許芥昱選編的《二十世紀中國詩歌選》(TwentiethCenturyChinesePoetry：AnAnthology，1963)、《中國文學圖景：一個作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行》(TheChineseliteraryScene：AWriter’sVisittothePeople’sRepublic，1975)，美國漢學家沃爾特·麥瑟夫和魯斯·麥瑟夫編選的《共產主義中國現代戲劇選》(ModernDramafromCommunistChina，1970)，美國漢學家白志昂(JohnBerninghausen)與胡志德(TheodoreHuters)選編的《中國革命文學選》(RevolutionaryLiteratureinChina：AnAnthology，1976)等，都選收了相當數量的中國當代文學英譯本。這一時期也出現一些較有分量的學術著作，例如夏志清(Chih-tsingHsia)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YaleUniversityPress，1961，1971)，白之(CyrilBirch)主編的《中國共產主義文學》(ChineseCommunistLiterature.LondonandNewYork：FrederickA.PraegerInc.，Publisher，1963)，佛克馬(D.Fokkema)的《中國的文學理論與蘇聯影響：1956—1960》(LiterarydoctrineinChinaandSovietinfluence，1956—1960.Hague：Mouton，1965)，谷梅(MerleGoldman)的《共產黨中國的文學異見》(LiteraryDissentinCommunist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等著作。尤其突出的是美國漢學家夏志清，荷蘭漢學家、文學理論家佛克馬(D.Fokkema)，他們與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共同奠定了歐美漢學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基礎。
二
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第二個階段，是1980—2000年。這一時期，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中國當代文學持續繁榮，其海外傳播也進入到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無論是傳播的廣度、深度，還是影響力，都遠超第一個時期，而傳播的性質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果說第一個時期的海外傳播，以意識形態的斗爭為主要特色，那么這個時期則走向接觸與融合。
觀察這一時期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狀況的指標可以有很多，這里僅從三個大的方面略加描述。第一個觀察指標，是大量中國作家出國交流、訪問、散居。此前，中國作家的出國交流訪問集中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第三世界國家，改革開放之后，轉向了歐美國家;此前是集體組團出訪，現在則更多是個人選擇。其中，參加美國愛荷華城(IowaCity)的“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就是突出的一例。該項目由華裔作家聶華苓與丈夫保羅·安格爾創辦于1967年，主要是每年邀請30位世界各國作家到愛荷華大學駐校三個月，進行講學、交流活動，并到美國各地參觀、訪問。從1979年作家蕭乾和詩人畢朔望應邀訪問愛荷華，截止到2016年，共有58位中國大陸作家參加過該項目，茹志鵑、王安憶、馮驥才、古華、阿城、北島、殘雪、李銳、蘇童、西川、余華、莫言、遲子建、格非、阿來、徐則臣、王家新、孟京輝等中國當代杰出的作家、詩人、戲劇家，都在受邀之列。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作家在長久的封閉之后，第一次走出國門，西方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寫作范式帶給他們的沖擊是巨大的，由此帶動了中國作家寫作的轉型。同時，中國作家在與美國學界的交往中，也把中國當代文壇的最新動態、潮流帶到了美國，前所未有地拉近了中國文學與世界的距離，促進了美國漢學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此外，1990年8月復刊的《今天》雜志，也聚集了北島、芒克、顧城、楊煉、萬之、張棗、宋琳、韓東、阿城、多多、李陀、孟悅、黃子平等一大批散居在海外的中國當代詩人、作家、批評家，將中國當代文學的前沿觸角，伸展到廣大的世界文學空間之中。
第二個觀察指標，是新一代漢學家的崛起，人員隊伍不斷壯大。1950—1970年代，歐美漢學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步履維艱，僅由少數幾位漢學家在勉力推進，包括夏志清、普實克、佛克馬、陳世驤、許芥昱、夏濟安、白之(CyrilBirch)、詹納(W.J.F.Jenner)、谷梅(MerleGoldman)、馬悅然(N.G.D.Malmqvist)、楊富森、梅儀慈等。而且這些學者的研究重心大都在中國現代文學，只有少數人兼顧翻譯、研究當代文學。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新的一批漢學家登上歷史舞臺，捷克漢學家高利克(JozefMariánGálik)，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Kubin)、魯道夫·瓦格納(RudolfG.Wagner)，法國漢學家尚德蘭(Chen-AndroChantal)，美國漢學家耿德華(EdwardGunn)、杜邁克(MichaelS.Duke)、林培瑞(PerryLink)、安德魯·瓊斯(AndrewF.Jones)、葛浩文(HowardGoldblatt)、金介甫(JeffreyC.Kinkley)、胡志德(TheodoreHuters)、杜博妮(BonnieS.McDougall)等，紛紛投身到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到了90年代，更年輕的一代漢學家逐漸占據學術要津，成為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骨干力量。這一代漢學家的數量和規模，都遠遠超過了前一時期，這是歐美大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持續擴張、人才需求旺盛的結果;再就是人員的構成，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出西方族裔學者、中國臺港地區來源學者、中國大陸來源學者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西方族裔的學者有白杰明(GeremieR.Barmé)、白睿文(MichaelBerry)、柏佑銘(YomiBraester)、鄧騰克(KirkA.Denton)、杜愛梅(AmyD.Dooling)、康開麗(ClaireA.Conceison)、柯雷(MaghielvanCrevel)、洪安瑞(AndreaRiemenschnitter)、羅鵬(CarlosRojas)、賀麥曉(MichelHockx)、藍詩玲(JuliaLovell)、陸敬思(ChristopherLupke)、梅維恒(VictorH.Mair)等。中國臺港地區來源的學者有王德威、奚密、史書美、王晶、杜國清、張誦圣、周蕾等。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有劉康、張旭東、劉禾、王斑、陳小眉、魯曉鵬、呂彤鄰、張英進、唐小兵等。這批學者的專業素養更為深厚，視野更加開闊，理論建構能力和引領話題的能力更強。
同樣值得重視的是，“三足鼎立”的局面在90年代成型，卻不是一勞永逸。就整體影響力而言，西方族裔的學者實力最強，中國臺港地區來源與大陸地區來源的學者分據二、三的位置。但進入到21世紀，來自中國大陸地區的學者數量出現大幅成長，涌現出一批像黃亦兵、孔書玉、崔淑琴、蔡蓉、馮進、劉劍梅、宋明煒、王玲珍、石靜遠、楊小濱等優秀的學者，而臺港地區來源的學者數量大幅萎縮，且鮮有出類拔萃者。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必將深刻改變歐美漢學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面貌。
第三個觀察指標，是翻譯與研究的繁榮興盛。從1979年至21世紀初，最為活躍的翻譯主體仍然是國家外文局主導的《中國文學》雜志和1981年啟動的“熊貓叢書”。譯本通常先在雜志發表，然后收入“熊貓叢書”，出版合集或單行本;有時，“熊貓叢書”也獨立出版譯本。在這20多年時間里，雖然以1989年為界，《中國文學》的辦刊風格和側重有所變化，但一如既往地刊登那個時代最優秀作家作品的譯作。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新現實主義小說家、朦朧詩人，以及其他眾多先鋒作家詩人的作品，都陸續出現在雜志中，包括作家盧新華、王蒙、馮驥才、張賢亮、鄧友梅、高曉聲、蔣子龍、張潔、陸文夫、史鐵生、諶容、張抗抗、王安憶、鐵凝、莫言、賈平凹、閻連科、劉震云、余華、韓少功、張承志、何立偉、殘雪、方方、池莉、楊牧、扎西達娃、遲子建、余華等作家，詩人北島、食指、舒婷、西川、海子、吉狄馬加等人的作品，可以說，這20年間崛起的中國新銳作家、詩人，幾乎都在《中國文學》雜志中露面，雜志也因此生機勃勃，豐富多彩。與前一個時期一樣，擔任《中國文學》主譯的，是楊憲益、戴乃迭、沙博理(SidneyShapiro)三位翻譯家，他們對中國政府主導的當代文學英譯做出了最大貢獻。
與此同時，海外漢學家的翻譯活動日漸活躍，成效日益顯著。這其中，美國漢學家葛浩文是貢獻最為卓著的一位。葛浩文的翻譯歷程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從翻譯蕭紅等現代作家作品和臺灣地區作家作品起步，到80年代開始轉向中國新時期小說，一直到21世紀20年代，40多年的生涯，一直筆耕不輟，翻譯了包括莫言、張潔、楊絳、馮驥才、古華、王朔、賈平凹、李銳、劉恒、蘇童、阿來、姜戎等在內的20多位名家的50多部作品。就翻譯的數量和整體質量而言，無人能出其右。尤其是他對莫言小說的翻譯，以其譯文在源語與譯入語文化之間找到完美平衡，而受到高度肯定，為莫言在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助力。還有其他一些出色的漢學家，如杜博妮對北島詩歌的英譯，奧賽茵(GordonT.Osing)對朦朧詩的英譯，方梓勛(GilbertC.F.Fung)對高行健戲劇的英譯，詹納(W.J.F.Jenner)對阿城小說的英譯，利大英(GregoryB.Lee)對多多詩歌的英譯，安德魯·瓊斯(AndrewF.Jones)和白亞仁(AllanH.Barr)對余華小說的英譯，藍詩玲對韓少功小說的英譯等。此外，像法國漢學家諾埃爾·杜特萊(NoёlDutrait)對王蒙、莫言、阿城、蘇童、韓少功小說的翻譯，法國漢學家安博蘭(ImbotBichetGeneviève)對賈平凹和劉震云小說的翻譯，德國漢學家顧彬對朦朧詩的翻譯等。這些漢學家對原文本通常有較深入的理解，譯入語為母語并稔熟譯語國文化，同時與原作者保持溝通交流，這使得他們的譯本更能打動讀者，取得較好的口碑。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繁榮，再一個顯著的特征是學術媒介和平臺增多，學術論文和專著的數量大幅度增加。一些較多刊發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成果的雜志在這一時期創刊，如《中國文學》(CLEAR：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andReviews)1951年創刊，《亞洲戲劇研究》(AsianTheatreJournal)1984年創刊，《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Modern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1984年創刊，《中國研究書評》(ChinaReviewInternational)1994年創刊。還有一些老牌的文學雜志，如《今日世界文學》(WorldLiteratureToday)開始大量刊發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和評論。一些重要的學術出版社，像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哈佛大學出版社、布里爾出版社(Brill)、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等，不斷出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著作。此外就是頻繁召開的相關學術會議和會議論文集的出版，也為學者提供了發表成果的平臺。——論文作者：劉洪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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