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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應中英庚款董事會之邀前往甘肅、青海進行實地考察，輾轉(zhuǎn)于洮、岷、河、湟等地。此次考察對顧頡剛的一生影響甚大，是其后來追憶的重要內(nèi)容，更是其民族思想發(fā)生重要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經(jīng)歷。他感受到民族和邊疆危機之
摘要：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應中英庚款董事會之邀前往甘肅、青海進行實地考察，輾轉(zhuǎn)于洮、岷、河、湟等地。此次考察對顧頡剛的一生影響甚大，是其后來追憶的重要內(nèi)容，更是其民族思想發(fā)生重要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經(jīng)歷。他感受到民族和邊疆危機之深重，先后主張廢除使用“中國本部”、“民族”等具有分裂性的詞匯，提出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并利用大量的西北考察知識對該理論加以闡釋和深化。西北考察經(jīng)歷對顧頡剛民族思想的變化和定型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關(guān)鍵詞：西北考察,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
顧頡剛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創(chuàng)建“古史辨派”，學術(shù)成就享譽國內(nèi)外。他總結(jié)學術(shù)生涯時，自認為在古籍整理、民眾教育和邊疆史地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成就突出。
邊疆史地研究包括對民族問題的關(guān)注、民族理論的探索和民族研究的深化，它們和民族教育一樣，與他的考察活動直接相關(guān)。喜歡旅行的顧頡剛主張將實地考察作為提升學術(shù)研究的重要方法，他多次開展實地考察，尤其是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初期在甘青兩省的考察，對其影響至深且巨，不僅使其對民族研究抱以濃厚的興趣，還直接推動了他對民族理論的思考。目前學界對顧頡剛西北考察和民族觀進行了較多研究，梳理了顧頡剛西北考察活動的史實，對西北民族教育的探索以及考察活動對他學術(shù)研究的影響①;對其民族思想的研究多探討他在古史研究中提出“民族不出于一元”，尤其集中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的論證②。
其實，西北考察的時間處在他提出這兩大理論之間，對“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的提出影響很大，然而學界對他西北考察與“中華民族是一個”這一民族理論關(guān)系的探討較為薄弱。故筆者利用顧頡剛?cè)沼�、書信、隨筆和自傳等資料去探索他在西北考察結(jié)束后，如何利用西北民族知識去深化“中華民族是一個”這一民族理論的，進而挖掘其民族思想中的西北因素。
一、西北考察：顧頡剛的甘青之行
“西北”是指一個有著豐富內(nèi)涵的地理區(qū)域，也是一個言人人殊的地理空間。民國時期，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報章雜志對“西北”空間范圍的表達和認知存在諸多差異。③不少人對他們的“西北觀”進行細致統(tǒng)計和分析，認為它基本呈現(xiàn)出中心比較穩(wěn)定，外延伸縮性很強的特征。其中，相對穩(wěn)定的“中心”區(qū)域包括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諸省。④
為了表述方便，本文也將西北地區(qū)限定于陜甘寧青新五省，來看待顧頡剛于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初期的西北考察活動。究其一生，顧頡剛先后五次涉足西北大地：1931年四五月間，他與容庚、吳文藻和洪業(yè)(洪煨蓮)等前往冀、魯、豫、陜各省進行古跡古物調(diào)查，這是他首次進入西北大地，不過此次考察活動不涉及民族問題。⑤
第二次是1936年11月，他同徐炳昶和李書華等赴西安參加陜西考古年會，此次學術(shù)活動亦與民族問題無涉。第三次是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他受中英庚款董事會之邀考察西北教育，后著成《西北考察日記》。他在此次考察涉足甘青兩省近20個縣市，與當?shù)貪h、藏、回、蒙等諸多民眾進行訪談和交流。
這是他歷次考察中時間最長、調(diào)查最為詳實的一次，也是對他學術(shù)研究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一次實地考察活動。第四次是1948年下半年，他應辛樹幟校長之邀，擔任國立蘭州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最后一次是1950年10月，他應時任西北農(nóng)學院院長辛樹幟和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之邀，在西安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講學活動。
在這五次涉足西北的活動中，第一、二、五次都主要在西安，第三、四次主要在甘肅，真正稱得上實地考察的只有第一次和第三次，駐留時間最長的為第三次和第四次。對其民族思想直接相關(guān)且影響深遠的經(jīng)歷當屬第三次，本文也主要集中討論他此次考察活動，以及與其民族思想的關(guān)系。顧頡剛幾次前往西北地區(qū)都事出有因，皆與學術(shù)活動有關(guān)，絕非自由旅行。他在《皋蘭讀書記》中說明自己于1937年前往西北考察的緣由，即日本人在北平“通緝抗日分子居其一，抗日分子中又以予居首，余遂不得不出走，走則至甘肅”。⑥
當時全國除東北早已淪陷、華北陷入戰(zhàn)火之外，尚有眾多安身之地，顧頡剛為何獨獨選擇僻遠的甘肅?事實上，避難出走，“走則至甘肅”寥寥數(shù)言并未道出實情，遮蔽了諸多細節(jié)，不少人卻以此為據(jù)，信以為真。⑦1937年7月21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剛剛半個月，日軍已經(jīng)侵占北平。時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的顧頡剛在蒼茫夜色中匆匆離開，輾轉(zhuǎn)綏遠、南京后回到老家蘇州避難。8月底，他收到了來自中英庚款董事會的信函，該會將任命他為補助西北教育設(shè)計委員，前往甘寧青三省考察教育。⑧
1931年成立于南京的中英庚款董事會在朱家驊的領(lǐng)導下，提倡發(fā)展僻遠省份的文化教育。西北地區(qū)文化教育十分落后，而具體詳情尚未可知，故需派熟悉西北的人士前往考察，弄清實情，制定計劃。加之，顧頡剛等人對西北地區(qū)的關(guān)心早于幾個月前就被中英庚款董事會所注意，總干事杭立武訪問北平就為設(shè)專款補助西北教育之事，“集合北平方面關(guān)心西北之人士，共同討論”，顧頡剛就在受邀之列。⑨
如此看來，顧頡剛考察西北似乎存在著多種機緣，如果沒有朱家驊的幫助，沒有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支持，他的西北之行恐將難以實現(xiàn)。⑩但我們不能將顧頡剛考察西北視為他當時面臨的可以選擇的唯一出路。作為“古史辨”的代表人物，且在雜志編輯方面已有豐富經(jīng)驗的顧頡剛，他完全可以在眾多高校和出版機構(gòu)謀取一份不錯的職業(yè)，但為何前往西北考察成為他的最終選擇?筆者認為，他此前創(chuàng)辦《禹貢》半月刊和禹貢學會就注意邊疆民族研究和實地考察，且在一年前的禹貢學會的工作計劃中，對西北地區(qū)民族、教育、經(jīng)濟和宗教等方面開展調(diào)查研究實為重中之重。
在其擬定的三條考察路線中第二條路線為：“由皋蘭沿湟水西至西寧，復循青海北岸西達都蘭;歸途則由西寧南經(jīng)塔爾寺至貴德，東循黃河至循化，再入大夏河流域之夏河及臨夏二縣而返皋蘭。此行目的，在考古方面，可考察都蘭一帶吐谷渾及吐蕃所遺留之古跡。在民族方面，除藏族之外，可研究青海蒙古，及循化突厥族之撒拉爾人。
在宗教方面，西寧、寧夏既為西北回教之兩大本營，塔爾寺、拉卜楞寺又為喇嘛教之兩大中心，亦可附帶考查。”輥輯訛1937年4月25日，段繩武組織西北移墾促進會，顧頡剛受聘為該會理事，以召集各界人士成立考察團，制定前往西北地區(qū)開展實地考察計劃，開展考察宣傳等。
為此，顧頡剛公開籌組考察隊員，《立報》加以報道，預計考察西北的時間為7月中旬。輥輰訛組建后的該考察團行前發(fā)表文章，陳述西北考察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計劃考察西北“社會、教育、農(nóng)牧、水利、森林、礦產(chǎn)、醫(yī)藥、衛(wèi)生”等各類事實，進而“鉆進西北民眾的生活層里，來認識他們，提出西北的切實問題”。
輥輱訛遺憾的是顧頡剛患病臥床，未能如愿參與考察活動，加之幾日后七七事變爆發(fā)，顧氏親臨西北考察的計劃被迫中斷。輥輲訛所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會之派前往西北考察正符合他的個人意愿，再續(xù)之前計劃。輥輳訛9月29日，顧頡剛與王文俊飛抵蘭州，首次踏上了甘肅大地。幾日后，由顧頡剛、陶孟和、戴樂仁(英)和王文俊等組成的考察團前往甘肅全省學校最多的臨洮縣考察，參觀學校、出席教育界歡迎會和發(fā)表講演等。
隨后他們返回蘭州，轉(zhuǎn)道西寧等地。11月初，考察團開會討論補助西北教育計劃，草擬報告。報告遞交南京后，戴樂仁、陶孟和等先后離去，顧頡剛則選擇留在蘭州主事。北平不能歸，老家蘇州已于11月23日淪陷，“而西北青年頗樂與予相接近，……故亦做久居之計”。輥輴訛同月，顧頡剛在蘭州創(chuàng)辦通俗讀物《老百姓》旬刊，借用西北多民族元素構(gòu)成的民歌形式改寫鼓詞等，號召各民族團結(jié)一致投入抗戰(zhàn)中。
輥輵訛在寄居蘭州期間，顧頡剛逐漸意識到“要了解西北決不能單看省城，必須到外縣，到邊地去走一趟，才可有親切的了解，才可有合于需要的設(shè)計”。輥輶訛是故，他開始深入條件艱苦的外縣和農(nóng)村考察，這需要足夠的勇氣和毅力，亦是他求真務實的性格和態(tài)度使然。1938年初，顧頡剛與王樹民、楊向奎離開蘭州，赴甘肅中部和南部各地考察。
2月，正在臨洮等地的顧頡剛遭到爆發(fā)于省城蘭州的學潮運動的牽連，甘肅教育機關(guān)的一些人將隱忍于心的怨氣發(fā)泄出來，直指顧頡剛四處調(diào)查侵犯了他們的教育權(quán)力。他們還誣稱顧氏為共產(chǎn)黨員，上告至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軍事委員會，請求將其調(diào)離甘肅。加之，甘肅學院大鬧易長風波，他恐被牽涉而選擇深入河洮岷地區(qū)，“觀漢、藏、回諸族之雜居及喇嘛教、回教之活動”。輥輷訛4月，顧頡剛萌生了離開西北之意，7月24日，他下定決心受聘于云南大學。
8月初，他返回蘭州，其間赴西寧創(chuàng)辦湟川中學。9月9日，他飛抵西安，次日飛往成都。由此，顧頡剛為期一年的西北之行正式結(jié)束，足跡遍及甘青兩省19個縣(局)。輦輮訛筆者梳理了記載詳實的《西北考察日記》和《顧頡剛?cè)沼洝罚枥L出他此次考察的行程路線：蘭州(1937年9月29日—10月1日)→臨洮縣(10月2日—13日)→蘭州(10月14日—21日)→西寧縣(10月22日—31日)→永登縣窯街(10月31日)→蘭州(11月1日—1938年1月3日)→臨洮縣(1月4日—2月9日)→渭源縣(2月10日—23日)→臨洮縣(2月24日—27日)→康樂縣(2月28日—3月6日)→臨洮縣(3月7日—4月20日)→渭源縣(4月21日—23日)→隴西縣(4月24日—29日)→漳縣(4月30日—5月2日)→岷縣(5月3日—10日)→臨潭縣(當時縣治在新城鎮(zhèn)，5月11日—17日)→卓尼設(shè)治局(今卓尼縣，5月18日—20日)→臨潭縣(5月21日—6月4日)→卓尼設(shè)治局(6月5日—6日)→臨潭縣舊城鎮(zhèn)(6月7日—16日)→夏河縣黑錯鄉(xiāng)(今合作市，6月17日—21日)→夏河縣(6月22日—7月12日)→臨夏縣(7月13日—18日)→永靖縣(7月19日—24日)→臨夏縣(7月25日—26日)→和政縣(7月27日)→寧定縣(今廣河縣，7月28日—29日)→洮沙縣(該縣已廢，今屬臨洮，7月30—31日)→蘭州(8月1日—16日)→永登縣(8月17日)→西寧縣(8月18—27日)→樂都縣(8月27日)→蘭州(8月28日—9月8日)→離開蘭州赴西安(9月9日)。
輦輯訛由上可知，他在蘭州呆了103天，時間最長。除前后兩次在西寧共呆了20天外，其余時間都在甘肅省境內(nèi)，主要集中于洮河、渭河和大夏河流域的諸縣(局)。其中，他先后五次駐留臨洮，三次駐留臨潭，兩次駐留渭源、卓尼和臨夏，在臨洮駐足時間最長，達90多天。這將近一年中，顧頡剛深入甘青兩省鄉(xiāng)村社會進行實地考察，所見所聞對其民族思想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二、對西北考察經(jīng)歷的記憶
西北考察結(jié)束后，顧頡剛回到川渝述職，向中英庚款董事會報告考察經(jīng)歷以及他對補助西北教育之看法。其后，他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商討補助卓尼禪定寺喇嘛半日學校的計劃，向教育部次長張道藩和顧毓琇等陳告回藏民族教育意見。至此，顧頡剛此次西北考察的任務最終完成，但這并未隔斷他與西北考察之間的聯(lián)系。
第一，他將考察隨筆進行整理，依次發(fā)表，以告知大家，增進國人對西北社會的了解，喚起國人對西北民族、邊疆等問題的注意。輦輰訛1938年10月底，顧頡剛抵達云南，仍對西北教育和考察經(jīng)歷充滿熱情。
例如他在信中寫到：“抵滇后生活較為安定，擬將年來所得材料陸續(xù)寫出，既為我生命史中留下一深刻之印痕，且期以西陲風物報告國人，為他日開發(fā)之一助。”輦輱訛10月24日，他為陶希圣代寫《西北回蒙藏民教育提案》以遞交國民參政會討論。
次日，他與林同濟等談論西北事宜。輦輲訛29日，他向云南大學附中師生講演西北游歷的見聞。輦輳訛其后，他用大量精力對西北考察經(jīng)歷加以記述和回憶。12月初，正值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勞團向蔣介石等獻旗，各大媒體爭相報道，顧頡剛再覽張文郁《拉卜楞視察記》，向中法友誼會講演《拉卜楞一瞥》。
輦輴訛他在演講中介紹了拉卜楞寺的地位、建筑、歷史和政教合一制度等，為聽眾呈現(xiàn)了一個漢藏邊界地帶的藏傳佛教信仰中心社會。輦輵訛12月13日，他搜集撒拉族方面的史料，次日寫成《撒拉回》一文，介紹了他從閱讀、實地考察和交流等途徑獲得有關(guān)撒拉族的知識，撒拉人自稱從中亞地區(qū)遷徙而來，但血統(tǒng)“番多回少”，主要居住在循化十八工，約有四五萬人，身體強健，驍勇善戰(zhàn)。輦輶訛24日，他看《西寧志》，搜集有關(guān)“土人”(土族)的材料。輦輷訛1939年3月，他看《狄道州志》、《甘肅通志》和《西寧府志》，搜集土司方面的材料，寫成《甘青史跡叢談》。輧輮訛可見，他在考察結(jié)束后很長一段時間仍在關(guān)注西北民族問題，反映了西北考察經(jīng)歷對其影響深遠。
三、利用西北考察知識闡釋
“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顧頡剛考察西北結(jié)束后，仍在很長一段時間對其念茲在茲，對西北考察的民族知識再加利用，尤其是在西北考察中獲得的民族知識成為深化他民族思想的重要經(jīng)驗、理論靈感和事實例證。1938年12月，顧頡剛在昆明《益世報》創(chuàng)辦《邊疆周刊》，號召各界共同建設(shè)邊疆，“共同抵御野心國家的侵略”。輧輶訛他在該周刊上發(fā)表文章，集中闡釋他的民族思想，進一步反映其民族思想的深化。
1939年元旦，顧頡剛發(fā)表《“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明確提出廢棄使用“中國本部”一詞。其實，幾年前他在《禹貢》半月刊的發(fā)刊詞中就提出“本部”暗含分裂國家之意，提醒大家注意。輧輷訛他此次撰文明確立場，日本人創(chuàng)造“中國本部”一詞，“析出邊疆于‘本部’之外，拿來欺騙中國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國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損害了中國的根本”。
輨輮訛日本將滿、蒙、回、藏各族聚居的邊疆地區(qū)與漢族聚居的“十八省”分割開來，為其吞并滿蒙、染指回藏地區(qū)張本�？疾煳鞅焙蟮念欘R剛深知邊疆危機之重、民族矛盾之烈，號召棄用“中國本部”一詞，深具從學術(shù)角度和現(xiàn)實立場維護中華民族團結(jié)一致的愛國熱忱。
四、小結(jié)
九一八事變后，西北邊疆危機日亟，“西北開發(fā)”聲浪日熾，社會各界逐漸將目光轉(zhuǎn)向遼闊的西北大地。顧頡剛也開始對西北多加關(guān)注，盧溝橋事變后，他應中英庚款董事會之聘前往甘青兩省考察。從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他輾轉(zhuǎn)于洮、渭、岷、河、湟地區(qū)，親與漢、回、藏、蒙、土等族民眾接觸，視野為之擴大，民族知識增長許多。輩輴訛西北考察結(jié)束后，他在昆明創(chuàng)辦《邊疆周刊》，發(fā)表已經(jīng)深化的民族思想。
他號召棄用“中國本部”和“民族”等詞，正式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運用大量西北考察所得的民族知識加以論證，以及作為回應費孝通等人質(zhì)疑的例證。豐富的民族知識和逐漸深化的民族思想幫助了顧頡剛的民族理論在爭論中最終成型，“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在國難艱危情勢下得到眾人的支持和認可。它為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民族觀提供了理論支持，為中華民族取得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提供了精神支柱，并為后來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民族理論產(chǎn)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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