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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民族史學界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指導，建立起中國民族史學理論體系，開展了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和各類民族史的編纂。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民族史研究蓬勃發展，成果頗豐，出現了新的理論模式，少數民族文字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民族史學界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指導，建立起中國民族史學理論體系，開展了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和各類民族史的編纂。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民族史研究蓬勃發展，成果頗豐，出現了新的理論模式，少數民族文字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成績顯著。進入21世紀，中國民族史的研究出現新的發展趨勢，中華民族史研究更加深化，多種民族史研究呈現更加繁榮的局面。
關鍵詞:民族史,史學理論,中華民族,少數民族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強調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力地促進了中國民族史的研究。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民族史研究蓬勃發展，學術界結合現實問題，進行了民族史學理論范式的探討和民族史系統深入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已有專作進行介紹與總結，茲不贅述。本文擬對近70年的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成就進行梳理并探討其特點。
一、新的科學民族史學理論的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被確立為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指導理論，決定了民族史的研究方向。同時，學術界對民族史理論進行積極的探索，出現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凝聚力”等理論表述，對民族史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
(一)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對中國民族史學的指導
馬克思主義史學主導地位確立后，史學理論研究以闡釋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為指導，史學界以階級斗爭理論為主導。在研究工作中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史學理論與研究方法，并借鑒蘇聯與西方民族史學的有益成分，從民族平等的觀點出發，使中國民族史學的研究得到迅速發展，為新中國民族史學體系奠定了基礎，逐步建立起中國民族史學理論體系。
當時學術界注重運用經濟基礎學說、階級斗爭學說、社會矛盾分析方法和階級分析方法來研究中國民族史問題，認識到中國各民族復雜和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批判了漢族王朝正統論和各種違背中國歷史實際的歷史觀。這一時期，中國民族史研究相關的理論問題探討主要聚焦在漢民族的形成、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歷史上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民族融合與民族同化、民族戰爭、民族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民族英雄評價、歷史上的疆域等方面。
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的逐步開展，歷史學家開始呼吁重視民族史的研究。岑家梧發表了《迅速地開展少數民族歷史研究工作》(《光明日報》1955年5月18日)一文，隨后翁獨健又發表《關于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研究中的情況與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第5輯，1956年)，對民族史學科建設進行了探討，在當時引起較大反響。蘇聯在民族問題上的基礎理論研究，對中國處理民族關系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響。
蘇聯歷史學家格·葉菲莫夫在蘇聯《歷史問題》雜志1953年第10期上發表了《論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文(譯文刊于中國《民族問題譯叢》1954年第2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模式，他認為漢民族形成于19世紀與20世紀之間，此文引起了中國史學工作者的極大關注。1954年，范文瀾在《歷史研究》第4期上發表《自秦漢起中國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認為漢族在秦漢時期就已形成，與格·葉菲莫夫的觀點大相徑庭[1]。
此后，陸續有許多學者撰文加入了此問題的討論。20世紀60年代初期，牙含章等人又提出了“原始社會蒙昧時代高級階段已形成‘原始民族’”的觀點[2][3]。學術界由此展開了關于民族形成問題的又一次大討論，有學者認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會末期和階級社會初期[4]，有學者認為古代民族形成于階級和國家出現以后[5]，也有學者認為只有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才能形成民族[6]。
當時學術界還探討了民族英雄、民族融合、民族同化等問題，如翦伯贊在《關于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問題》一文中認為，在階級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民族英雄要受到階級性和時代性的限制，各民族人民共同承認的英雄只有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才能出現[7];呂振羽在《關于歷史上的民族融合問題》一文中闡述了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的區別與聯系，指出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相對立，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融合的發生[8];翦伯贊在《怎樣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與階級關系》一文中認為在階級社會的歷史時代只有民族同化，沒有民族融合[9]。
(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理論的探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很多歷史學家在民族關系史研究中，注意貫徹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強民族團結及維護祖國統一的原則和精神，積極探討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過程。1950年，范文瀾在《中華民族的發展》一文中指出，中國及其歷史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各族勞動人民長期共同創造的成果。20世紀50年代，圍繞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問題，代表性的文章還有翁獨健《關于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的情況和問題》等。
在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理論探討中，白壽彝的相關研究較有代表性。白壽彝在1951年發表的《論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的結合》中指出，國內少數民族除極少數外，大體上都具有和漢族一樣悠久的歷史，各少數民族開發和建設了中原和邊疆地區，也為創造中華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并提出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
他認為，既然“中國”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歷史概念，今天的中國人講中國歷史，就應該采用今天“中國”的概念，即要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的歷史[10](20)。關于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歷史地位，他認為，在中華民族多民族發展史上，漢民族無疑是主體民族，因而也是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貢獻最大的民族。與此同時，他還指出，“我們說漢族是主體民族，并不是說少數民族無關緊要”[11](5)。從歷史貢獻來看，各少數民族貢獻也很大[12]。
(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提出
民國時期，學術界就開始探討中國民族的結構與主干問題了，顧頡剛等學者提出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對此問題做了很多精進的探討。1963年，方國瑜發表《論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性》一文，認為中華各民族歷史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1968年，彭友生著《新民族史觀》，提出“四海一家的國史觀”。20世紀80年代，這一問題又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焦點。1986年，張博泉提出并論證了“中華一體”理論。他認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先后經歷了“前天下一體”“天下一體”及“前中華一體”“中華一體”這樣兩個時期四個階段，各階段都包括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民族在內[13]。
費孝通在1988年發表了著名演講，闡述了“中華民族多元格局”理論，后整理成《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他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及其結構特點作了高層次的理論概括，奠定了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整體史觀[14]。1989年，費孝通主編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由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出版，這是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學者共同研究中華民族的第一部論著，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影響。1990年在北京舉辦了民族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進行專題學術討論，并出版了《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一書。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提出后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并迅速傳播，成為近30年來中國民族史研究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并被黨中央和國務院所認可。(四)中華民族凝聚力問題的討論1990年12月，廣東省舉辦了中華民族凝聚力學術討論會，并出版了《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首次討論會論文集》。
1992年成立了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會，并多次召開學術討論會，出版了多部論文集。這一時期，對中華民族凝聚力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理論探討。1992年在湖南吉首召開了中國民族史第四次學術討論會，重點研究歷史上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后來出現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20世紀90年代，有多部研究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專著出版，探討了中華民族凝聚力概念的基本內涵、形成的歷史過程，以及形成的諸因素等問題，既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些中國通史著作貫徹了上述研究成果，注重少數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突出了各民族共同締造祖國歷史和文化的內容，改變了往昔在中國歷史闡述中忽視民族史的傾向。1989年，白壽彝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正式出版，此書開篇就說:“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也包括著曾經在這塊廣大國土上生存、繁衍而現在已經消失的民族的歷史。”[15](1)
二、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與《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的編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開展也促進了民族史的撰述，民族工作的原則也體現在民族史的研究與撰述之中。20世紀50年代，國家開始有組織地進行民族地區調查與民族識別工作，促進并影響了民族史研究。民族識別需要民族歷史的研究，而民族識別確定以后，反過來又促進了對民族歷史的研究[16](397)。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全國自報登記的民族有400多個，中央政府對自報登記的民族進行識別和歸并。截至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時，正式確認的少數民族有55個，加上漢族，共56個民族。這些民族成為統一的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識別沒有拘泥于經典的論述和照搬蘇聯模式，而是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創新和發展，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民族識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以后的民族史研究格局，各民族專史研究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專家們在民族識別過程中，深入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同時還參考有關各民族的歷史文獻追溯民族的歷史淵源，作為識別族屬的依據。
民族識別工作完成后，學術界開始以已識別的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以新的民族單位來看待民族史料，并追溯各民族歷史。毋庸諱言的是，一些沒有被識別的族群的歷史被忽略，或混雜入其他民族歷史之中。毛澤東主席在1956年提出，要動員力量組織一次全國性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弄清各主要少數民族的經濟基礎、社會結構、歷史沿革以及風俗習慣等，以此作為民族地區工作的依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彭真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部署開展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1956年6月，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會議召開，成立了調查領導小組。當年就組織了內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8個調查組，抽調民族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以及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民族工作干部、大專院校師生200多人參加。
1958年，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由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主持，調查組增加到16個。1964年，調查工作基本結束。此次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搜集了大量民族史資料，如文獻資料、口述資料、民俗資料、報紙雜志、文件匯編、會議公報、檔案資料、碑刻、方志史料，以及族譜、契約稅據、鄉規民約、巫道經書、詩歌諺語、故事傳說等，拍攝少數民族科學紀錄片十余部。此外，還搜集了一批少數民族的歷史文物[17](162)。這些都為編纂各民族簡史及之后的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礎。
參與調查的學者先后編寫出少數民族的《簡史》《簡志》和《簡史簡志合編》初稿本等。1959年6月，大部分的民族史志初稿基本完成。1963年，陸續將初稿鉛印保存，但未公開出版。為推動民族問題叢書的編輯出版和民族史的研究工作，1961年3月成立了民族歷史研究工作指導委員會，著名學者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林耀華、白壽彝、向達、方國瑜、韓儒林、馬長壽、翁獨健等是其中的領導成員。
1978年以后，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決定重新編纂三套叢書，并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了《中國少數民族》《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共為五種叢書。其中《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中的每一民族簡史都有專門的民族研究機構成立《簡史》編寫組負責編寫。《簡史》內容分別論述各民族的族源、族稱、歷史發展、社會經濟形態、文化藝術、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以及在歷史上對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做出的貢獻等。
各民族《簡史》撰寫者對引用的史料進行了嚴格考訂，重要引文還加了注釋，注重史料的真實性、準確性、科學性。在中國民族史學發展史上，《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是第一次為所有少數民族撰寫通史，它確立了族別史撰述的基本模式，為之后民族史的編纂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是中國民族史研究與編纂的重大進展，促進了中國民族史學科的發展。
同時，在少數民族歷史調查與簡史叢書的編纂過程中，也培養了一支中國民族史研究隊伍。但《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在編寫過程中受到“左”的思想影響，片面強調“厚今薄古”，體現所謂“移風易俗”等思想，體例、結構、內容、觀點上受到一定影響[18](431)。此外，《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通過對各民族的實地調查，獲得不少民族史資料，內容十分豐富。
三、中國民族史學科的建立和發展
作為一個學科，中國民族史逐步在相關高校及科研機構中設立，納入新的教育與研究體系，形成了專門的民族史研究人員的培養方式，以及專業的民族史研究的學者群體。1951年中央民族學院成立，集中了一大批各民族專家學者，一些民族地區也組建了民族院校，設立了民族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專業，對民族史學科的發展產生了促進作用。
1955年，西北大學歷史系設立了西北少數民族史研究室，云南大學歷史系設立了中國民族史教研室和研究室。1961年后，不少教授開始招收“歷史專業民族史民族學專門化”專業研究生。1981年，云南大學中國民族史專業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首批博士學位授予權點。1986年，中央民族學院設立了中國民族史專業博士點。“中國少數民族史”在1997年被列入民族學下的二級學科目錄[19]。歷史學的二級學科“專門史”中也設立了民族史方向。
一些高等院校開設了中國民族史課程，有的院校還設置了碩士點、博士點、博士后流動站，形成了完整的中國民族史專業研究人員培養機制。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民族史學科設置呈現出區域性的特點，基本與所處地區的民族狀況相適應，充分發揮了各地文獻積累、人才分布的優勢。與學科發展相適應，民族史研究相關的學術機構及學術團體先后成立。1958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了民族研究所，設立社會歷史研究室。
吉林、貴州、廣西等省區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設有專門的民族史研究室，或有專門的民族史研究人員。一些省設立了直屬于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的民族研究所，并設有專門的民族史研究室，或專門的民族史研究人員。1980年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加強了中國民族古文字及文獻的研究，其中包括不少民族的歷史古籍。1984年，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工作走上了有組織、有計劃的軌道，整理、出版了大量少數民族歷史古籍。
1983年4月，中國民族史學會成立，1985年在廈門召開第一屆中國民族史學術研討會，學會掛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地的中國民族史學術團體陸續成立，如中國蒙古史學會、中國百越民族史學會、中國遼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會、中國朝鮮民族史學會、中國維吾爾歷史文化研究會等，有效地促進了民族史學的研究。學術界不斷對中國民族史學科建設進行探索，民族史學逐漸與民族學、人類學區分，建立了中國民族史學理論體系。學術界也開始對斯大林的民族理論進行反思，認為原有的民族定義與民族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存在缺陷，具有簡單化、絕對化、公式化等弊病。
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與《民族研究》編輯部舉辦專題學術研討會，對斯大林民族定義進行了評價和修訂。同時，民族史學界對民族史研究進行總結、反思。1988年在昆明召開中國民族史學會第二次學術討論會，主要議題是當代中國民族史學的任務、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深化了民族史學科的建設。在中國民族史學科中，可以劃分為民族史學理論、史實研究和考證、歷史資料整理等分科，還可以根據地理范圍分為南方民族史、北方民族史以及各地區民族史。民族關系史和歷史上的民族政策也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四、中國當代民族史研究的特點
總體來看，中國當代民族史研究呈現出如下特點。
其一，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成為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歷史學家在民族史研究中，貫徹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強民族團結及維護祖國統一的原則，注意探討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過程，形成了“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民族凝聚力”等理論范式。
其二，民族識別工作對民族史研究有重要影響。20世紀50年代開展民族識別工作后，學術界開始在識別確定的民族框架下進行民族史的研究與撰述。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不斷對民族史學的發展進行反思，民族史研究與時代發展相結合，體現出了一定的現實針對性。
其三，改革開放后，民族史研究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新局面。中國民族史編纂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迅速發展，民族通史、地區性民族史、族別史等不斷涌現。中華民族史研究與撰述不斷深化，大量民族史料得以整理與考訂，古代民族史、近現代民族史、漢族史、民族關系史成果層出不窮，民族史的研究領域不斷擴展，民族經濟史、法制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研究成果不斷問世。
其四，對古代少數民族文字文獻中的史學資料越來越重視，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收集出版了一批珍稀的民族史料，對推動民族史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
其五，中國民族史研究成為中國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史研究中成果顯著，進展很大，所撰寫的多部中國通史，都注重少數民族的地位，突出了各民族共同締造祖國的內容。
其六，中國民族史學界的專家們以科學的態度和嚴謹的治學精神，寫出了很多反對“藏獨”“疆獨”的有分量、有說服力的論著，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論證了西藏、新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為維護祖國領土完整和國家的統一，反對民族分裂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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