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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本研究基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以內蒙古自治區五大草原類型15個旗(縣)848戶牧戶的調研數據為分析樣本，通過熵值法評估不同類型生計資本的權重，然后建立二元Logit回歸模型定量分析牧民生計資本與旱災應對策略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1)內蒙古自治區50.
摘要：本研究基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以內蒙古自治區五大草原類型15個旗(縣)848戶牧戶的調研數據為分析樣本，通過熵值法評估不同類型生計資本的權重，然后建立二元Logit回歸模型定量分析牧民生計資本與旱災應對策略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1)內蒙古自治區50.12%的牧戶認為過去5年發生了旱災，并有47.52%的牧戶采取旱災應對策略。2)牧民應對旱災策略主要為購買草料、出售家畜和轉場放牧，占比分別為33.02%、15.80%和10.38%。3)牧戶的生計資本存量對其采取的旱災應對措施購買草料、出售家畜、走場放牧、寄養家畜、外出打工存在顯著影響。內蒙古自治區牧民由于生計資本存量較低，應對旱災風險的策略較少，因此，應通過開展技術培訓，發展多元化信貸供給模式，建立專業化牧民協會等措施增強牧民旱災抵御能力。
關鍵詞：二元Logit回歸模型;旱災;應對策略;可持續生計資本
中國北方天然草原面積約3.13億hm2，占全國天然草原面積的79.7%。草原是中國面積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在維護國家和區域安全中起著重要的生態屏障作用[1-3]。在自然和人為等復雜因素的影響下，天然草原自然災害呈現高發態勢，大面積持續干旱、沙塵暴、雪災等災害頻繁發生[1-4]。內蒙古自治區大部屬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旱災成災范圍廣、發生頻率高、危害程度深，成為當地最主要的氣候災害[5]。據統計，1995–2013年，旱災造成的農業成災面積在各種極端自然災害中占到70%以上，在2000和2007年受災達到93.8%[5]。2007–2010年，旱災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除2008年外其余年份均超過72%，在2007年高達8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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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計是指農牧民維持生活的手段和方式，包括資產(自然、物質、人力、金融和社會)、行動和獲得資產和行動的權利[7-8]。生計策略指為滿足或改善自身的生活條件，追求能帶來效益的生計產出，利用現有的資產配置從事經營活動的選擇[9]。牧民的生計資本狀況是其進行生計策略選擇的基礎，牧民所采取的生計策略取決于其擁有的生計狀況[10-11]。生計對生計策略選擇的影響研究已經成為熱點研究問題[12]。近幾十年來，牧業經濟社會發展受氣候災害的影響十分明顯，受到學者普遍關注[13-16]。目前，關于生計與生計風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計資本與生計風險關系方面。蘇芳和尚海洋[17]研究了農戶生計資本對其風險應對策略的影響。許漢石和樂章[18]以生計資本為視角，對農戶在生計過程中的風險狀況、生計資本對生計風險的影響作用等問題進行實證研究。趙雪雁等[19]分析了石羊河下游民勤綠洲地區農戶面臨的主要生計風險及應對策略，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響風險應對策略選擇的因素。李海英等[20]探討了牧民面臨的主要生計風險及其應對策略，并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影響牧民風險應對策略選擇的主要因素。靳樂山等[21]研究發現在眾多自然災害中牧戶對旱災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感知最深刻。而牧民生計資本對旱災風險的應對策略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還未見報道。在頻繁的干旱沖擊下，牧民應對旱災的生計策略已經成為日常生計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旱災是對牧業生產影響最大的自然災害，牧民是對旱災最為敏感的群體[22]。理解牧戶應對干旱風險的生計策略對于牧區可持續發展政策措施的制定非常重要[23]。
在分析牧民的旱災應對策略之前，必須把握牧民生計的構成，才能更好地理解牧民生計資本與旱災應對策略之間的關系。本研究選定內蒙古自治區的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原化荒漠五大草原類型為研究區域，在可持續生計方法分析框架的基礎上，構建牧民生計資本評價指標體系，通過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建立二元Logit回歸模型定量分析牧民生計資本及其指標與旱災應對策略(出售家畜、購買草料、走場放牧、寄養家畜和外出務工)之間的關系，識別影響牧民旱災應對的關鍵生計因素，旨在為提高牧民旱災應對策略提供借鑒與依據。
1材料與方法
1.1研究區概況
內蒙古自治區位于中國北部邊疆，由東北向西南斜伸，呈狹長形，東西直線距離2400km，南北跨度1700km，土地總面積118.3萬km2，占全國總面積的12.3%。大部分地區海拔1000m以上。氣候以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為主。春季氣溫驟升，多大風天氣;夏季短促溫熱，降水集中;秋季氣溫劇降，秋霜凍過早來臨;冬季漫長嚴寒，多寒潮天氣。年降水量在100～500mm，無霜期在80～150d，年日照量普遍在2700h以上。截至2017年末，共有常住人口為2528.6萬人。其中，城鎮人口為1568.2萬人，鄉村人口為960.4萬人。草原面積8666.7萬hm2，其中有效天然牧場6818萬hm2，占中國草地面積的27%，為中國最大的天然牧場。自東向西依次分布著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和草原化荒漠五大草原類型。
1.2數據來源
本研究根據內蒙古自治區草原類型的地帶性分布規律，自東向西依次選定5類草原類型作為研究區域，即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原化荒漠。各個草原類型通過隨機分層典型抽樣方法抽取3個旗縣，總共抽取研究旗縣15個。然后在每個旗縣抽取3個鄉鎮(蘇木)，每個鄉鎮(蘇木)抽取3個村(嘎查)，每個村抽取10戶牧民為研究樣本，運用參與式農村評估法(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PRA)進行牧戶調查。中國農業科學院草原研究所草地生態保護與利用課題組于2015年7月–9月實地入戶調研，10月–12月整理匯總調研數據。本次共對895戶牧戶進行入戶調研，獲得有效樣本847份，樣本有效率為94.64%。調查內容主要分兩個方面：一是牧戶生計資本狀況;二是牧戶生計策略選擇，主要用牧戶家庭收入衡量，包括牧業收入、非牧收入、轉移收入和財產收入。樣本分布情況如表1所列。
1.3研究方法
1.3.1牧戶生計資本指標構建
本研究以英國國際開發署開發的適用于不同研究尺度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3]、作者前期研究成果和其他學者生計資本量化研究成果為基礎[1-4,24-27]，結合牧區實際和調研情況構建牧戶生計資本評價指標體系(表2)。牧戶生計資本共分為五大類：
人力資本，指人們為實現預期的生計目標采取生計手段的核心因素，是勞動能力、健康程度和知識技能的綜合，本研究從家庭勞動能力、家庭成員教育水平兩個方面進行測量。
自然資本指能導出各類生計的資源流和相關服務的資源存量。草地資源是我國草原牧戶最重要的自然資本，本研究將自然資本從牧戶家庭承包草地資源和家庭使用草地資源兩個指標測量。
物質資本，指牧戶用于生產和生活的物質設備和基礎設施。本研究選取與牧業生產活動緊密相關的4個指標即家畜資源、住房面積、棚圈面積、固定資產情況測量。
金融資本，在消費和生產過程中，牧民取得生計目標所需要的金融積累和流動，金融資本數據的收集受到受訪者個性特征、經濟狀況、社會習俗和訪談經驗等眾多復雜因素的影響，本研究通過家庭收入和貸款情況兩個指標測量。
社會資本，牧民在追求生計目標的過程中所利用的社會資源，為實現既定生計目標能夠使用的社會資源豐富度和社會網絡的連通度，本研究用牧戶生產中有無合作牧戶(例如，在接羔、打草等牧業生產活動中是否與其他牧戶長期相互幫助)和禮金支出兩個指標測量。
1.3.2牧民生計資本指標權重及指標值的計算
運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既可消除主觀賦權法無法避免的主觀隨意因素，還可有效解決多指標變量間信息重疊問題[28-32]，廣泛應用于可持續發展評價及社會經濟等研究領域[31-32]。本研究運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參考文獻[1-3]、[29]和[30]的研究方法，計算結果如表3所列。
1.3.3牧民旱災應對策略
長期生活在眾多災害干擾中的農民會采取各種適應策略來應對各種災害風險[33]。隨著經濟發展和生產技術進步，牧民防御干旱等自然災害的方式也從傳統的轉場避災逐漸向多元方式轉變[34]。通過查閱資料[22,35-37]和調研了解，內蒙古自治區牧民旱災應對策略主要包括以下5個方面。
出售家畜。旱災嚴重往往迫使牧戶通過出售牲畜來維持基本消費，甚至富裕戶也通過減少牲畜應對旱災[36]。旱災發生時牧民通過出售家畜的應對策略減輕草原放牧壓力或者減少飼草料的支出，同時，可提高剩余家畜的飼養能力。
購買草料。購買草料是內蒙古自治區牧民應對自然災害和減少災害損失的主要策略[22,36]。
走場放牧。牧民稱之為“走敖特爾”，是牧民通過遠距離遷移放牧抵御自然災害的應對措施。游牧時期牧民在季節變換時都會“逐水草而牧”進行轉場放牧，這是牧民的主動行為。牧民遭遇旱災、雪災等自然災害時，通過支付報酬的方式遠距離走場到沒有發生自然災害或者自然災害較輕的草地放牧。
寄養家畜。牧民稱之為“包羊”，在遭遇自然災害無力應對時，牧民通過約定在一定的時期內將自己的家畜寄養給具有較高應對能力的牧民。例如，遭遇旱災時，應對能力弱的牧民將自家的20只基礎母羊寄養給應對能力強的牧民，旱災結束后，應對能力強的牧民會將20只基礎母羊歸還，但基礎母羊所產羊羔歸其所有為寄養報酬。
外出務工。勞動力是欠發達地區牧民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源。當風險發生時，短期外出打工以謀取收入是重要的風險處理機制[37]。旱災使得牧民牧業勞作縮減、勞動力閑置，選擇不定期的外出打工，可補償旱災帶來的畜牧業收入損失，保障家庭收入。
2結果與分析
2.1牧民對旱災的感知及應對策略
過去5年牧民認為發生旱災次數為0、1、2、3、4、5次的比例分別為49.88%、14.86%、11.91%、11.67%、3.30%、8.25%，可見，將近一半的牧民認為過去5年沒有發生旱災。在過去5年認為發生旱災的次數主要集中在1、2、3次，分別占比14.86%、11.91%、11.67%(表4)。氣候變化的感知途徑與功能假說認為牧民對旱災的感知是傳導感知與直接感知的復合作用，旱災是降水和溫度的共同作用下的氣候災害，降水變率主要通過傳導感知途徑，溫度變率主要通過直接感知途徑，由于造成旱災的降水時間序列和溫度變化時間序列對牧民最主要的生產資料草地的影響隨著牧戶所處草原類型和占有草地資源的不同而異。牧民對旱災的感知隨著時間的推移存在信息過濾現象，且呈逐年下降的態勢[38]，因此，牧戶對旱災的感知結果出現分異[39]。
根據調查，內蒙古草原牧民應對旱災策略主要為購買草料、出售家畜和轉場放牧，占比分別為33.02%、15.80%和10.38%。采取寄養家畜和外出打工旱災應對策略的比例較低，分別為0.71%和3.77%，這樣的旱災應對策略在草甸草原、典型草原、沙地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均有表現。但在荒漠草原，牧民應對旱災的首要策略為走場放牧，其次為購買草料，這可能是由于荒漠草原受到氣候風險的影響，被動退出畜牧業生產的牧民較多，有較為充足的流轉草地，牧民在遇到旱災時，能夠及時租賃草地，進行走場放牧，減輕旱災損失(表5)。過去5年感知旱災發生的牧戶為424戶(表4)，采取旱災應對措施的牧戶為540戶，牧民對氣象災害的認知與其行為之間具有較強的關聯[39]，大部分感知旱災的牧戶主動采取應對措施。內蒙古自治區部分牧戶在2000年發生嚴重旱災后，將增加飼草儲備等旱災應對措施作為一種畜牧業生產方式，是否感知或者遭遇旱災，這部分牧民將旱災應對措施常態化。因此，存在旱災感知與應對措施之間的匹配差值。
牧民應對旱災策略為0種的占比52.48%，即一半以上的牧民面對旱災風險時，沒有采取應對策略。采取1、2、3種應對策略的比例分別為31.72%、15.09%、0.59%，牧民面對旱災風險時，采取的應對策略以0種為主，這樣的旱災應對策略在草甸草原、典型草原、沙地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均有表現。但在荒漠草原，僅有11.36%的牧民采取0種應對策略，65.34%的牧民采取1種應對策略，這是由于走場放牧策略在荒漠草原區占比較高所致(表6)。旱災應對策略是牧戶利用現有的資產配置應對旱災或者預防旱災，內蒙古自治區牧戶的生計資本存量處于較低水平，生計資本累計較少，尤其是自然資本、物質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存量短缺更為嚴重(表3)，面對旱災侵襲或者預防旱災時，可供利用和選擇的生計資本有限，因此，牧民的旱災應對策略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