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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篇農業經濟師論文發表了農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分析，農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農民在經濟地位、生態環境和生活質量層面分配到的發展成果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讓農民享受到經濟發展成果是促進共享發展的重要內容，挖掘制約農民分享經濟發
這篇農業經濟師論文發表了農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分析，農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農民在經濟地位、生態環境和生活質量層面分配到的發展成果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讓農民享受到經濟發展成果是促進共享發展的重要內容，挖掘制約農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深層原因是促進共享發展的重要手段。
[關鍵詞]農業經濟師論文,共享發展,政治經濟學
共享發展理念強調“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明確了發展的最終歸宿，是中國社會主義本質的集中體現。共享發展的范圍是全民共享，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認為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其中全面二字就體現了發展成果的覆蓋范圍是全體人民。農民作為我國重要的人群，理應分享經濟社會的發展成果。然而現實中，農民在經濟地位、生態環境和生活質量層面分配到的發展成果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一、農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
(一)農民分享發展成果是共享發展的重要內容
習近平指出“共享發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數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農民占到我國總人口的將近一半，讓農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是共享發展的重要內容。全民共享是讓各地區、各階層、各民族的人民都享受到發展成果，因此共享發展理念內含了讓農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現實要求。人民能否享受到發展的成果是判斷改革實踐是否成功的標準，農民作為我國數量多、貢獻大、影響強的重要群體，能否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是決定改革發展能否成功的決定因素。長期受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我國農民在經濟發展中的利益分配不足，導致農村居民家庭純收入長期落后，阻礙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城市優先的發展戰略造成了農業剩余的流出，可以說農民的相對貧困正是城市居民相對富裕的原因，經濟新常態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已經實現，要落實先富帶動后富的承諾，就必須提高農民的經濟地位、讓農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最終目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讓農民更多地參與到經濟的過程建設和成果分配中，逐步消除城鄉差距，是破解當前農村問題的重要任務。讓農民共享發展成果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要求，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是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內容，只有讓普通農民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才能實現有溫度的發展，有質感的幸福。
(二)農民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做出了巨大貢獻
“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產和一切生產的首要條件”(馬克思，1972)，“只要人類仍以動植物為主要食物……就全世界而言就決不能沒有農業”(張培剛，2002)，農民作為農業的生產者和經營者，其生產勞動在國民經濟中處在基礎性地位。緊張的人地關系一直是我國農業生產的魔咒，然而農民用全球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這不僅是中國的奇跡，更是世界農業史上的奇跡。“農民絕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精于計算的經濟人……受傳統農業制約的農民，不可能通過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獲得生產的增長……無論如何精于農場管理的外部專家，也難以找出傳統農業中生產要素配置的顯著無效性”(舒爾茨，1987)。
農民不僅在農業生產中展現出驚人的智慧，同時也為經濟社會變革做出了突出貢獻，可以說新中國的歷史演進就是一部農民的奮斗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在于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經濟改革集中了農民的發明和創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發明權是農民的，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也屬于農民的創造。改革開放以后，城鄉戶籍制度管理逐漸松動，進城農民工積極參與城市建設，彌補了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缺陷，為經濟高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如今，農民不僅是農村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也是推進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的重要力量。
(三)農民在經濟發展成果分享中處于弱勢地位
貧窮是農民的標簽，盡管經濟的高速發展使農民收入的絕對量有所增加，然而城鄉收入差距的日漸擴大(鈔小靜、沈坤榮，2014;陳斌開、林毅夫，2013)，依然不能改變農民相對貧困的經濟地位。舒爾茨在諾貝爾獲獎演說中提到“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而窮人多以農業為生，所以如果我們懂得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了許多真正的經濟學原理。”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改變農民落后的經濟現實，不僅有利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民作為工人階級最為穩定的同盟軍，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確性，然而由于長期經濟地位不足造成農民并未有政治優越感，農民的參政積極性不高，中國農民在政治中依然是弱勢群體。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農民的問題并不是作為農民本身的問題而被考慮，而是由于它影響到了另外一些利益集團，并且涉及全局時才被重視”(盛洪，2003)。農村在制度供給上也一直處于劣勢地位，公共政策的城市偏向使農村的公共產品和社會保障供給不足，農民的基本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不能實現，教育資源的城市傾向加劇了城鄉之間人力資本的差距，農民更無力改變自身的經濟地位，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甚至增長了農民的仇富心理。經濟地位、教育資源和政治參與的相對落后決定了農民在經濟發展成果分享中的弱勢地位。
二、農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分析框架
共享發展的內容是全面共享，任何能提高人們生存質量的發展成果，包括物質財富、生態環境、文化道德、政治權利等都應該被廣大人民群眾共同享有。馬克思認為，人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人的發展應該是全面自由的發展。自然屬性是社會屬性得以存在的前提，人作為自然的生命存在具有天然的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料的能力，這種動物性的本能是人類存在和延續的前提。因此，經濟發展要實現生產資料和生態環境的共享，以完成人自身的再生產。人的本質取決于人的社會屬性，社會屬性制約和影響著自然屬性，使自然屬性打上了社會的烙印。人們在生產生活中不斷發生聯系，人和人之間的這種社會關系成為再生產的條件和前提。
人的需求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斷升級，不僅需要更多的物質財富和更優良的生態環境，還增加了政治參與、社會文化和精神充實等提高生活質量的需求，因此發展中還需要在提高生活質量層面給予人民更多分享。日本農學研究者祖田修教授認為人們的勞動實踐和自我形成是在充滿矛盾的空間中形成的，生命在自然、經濟和社會都具有一定自律性的、充滿個性的地域空間中生存，并基于此提出生命空間理論(祖田修，2003)。農民在其生存空間中完成了自身的經濟價值、生態環境和生活質量的創造和提升，農民的發展即經濟價值的實現、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生活質量的提高。
本文認為，農民生存和延續的前提是在經濟領域共享再生產的資料，使農民具有滿足自身發展自身的能力。同時農民的生存價值也離不開生態環境的共享，山清水秀的生產和生活環境是提升農民生產能力和生活水平的重要保證，另外社會保障、精神文化和政治參與等共同組成了農民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因此，讓農民參與共享發展，不僅要體現經濟領域的共建共享，還要關注農民在生態環境和生活質量方面的共建共享。本文在生命空間理論的基礎上，結合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對農民未能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經濟、環境和生活層面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促進農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對策。
三、農民未能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原因分析
經濟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差異顯示農民并沒有像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農民在經濟發展中的經濟領域、生態環境和生活質量三個層面的價值沒有得到真正的實現。農業特有的生產方式和制度的城市化偏向造成了農民和市民的經濟收入落差，農村發展中的自我污染和城市向農村的污染轉移惡化了農民的生存環境，公共政策的城市偏向和農村傳統文化的流失降低了農民的生活質量。
(一)經濟領域層面
首先，農業特有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收入增長速度緩慢。傳統農民作為農業的生產者和經營者，經濟收入的增長主要取決于農業增值速度。農業是培育有機生命體的行業，生產周期具有固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而且對種植面積、土壤成分、水域質量和氣候條件要求較高，農業對自然的這種依賴性決定了其經濟增值速度較低。區別于機器大工業，農業生產中的周期性和季節性難以調整，機械化的技術進步只能在個別的播種、培育或者收割階段起作用，對整體的生產周期的效率影響不大，因此技術進步在農業生產中的經濟效益轉化也遠低于工業和服務業。中國小農經濟的基本國情決定了農戶經營分散，農產品市場近乎完全競爭市場，農業技術的研發和推廣的外部性強，發明專家和技術先驅的利潤消減速度快，因此農業的專利技術研發數量遠低于其他產業。
經濟效益過低導致農民在生產中的科學技術研發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農業的發展速度。作為國民生活的必需品，農產品的需求和供給彈性都比較低，且供給產量經常受氣候異常、自然災害等非人為因素的影響波動明顯，因此農業投入的回報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投入農業生產中的資本不僅收益率低而且風險較高，不利于實現利潤增值和資本周轉，因此資本在農業生產中不斷流出，造成農業除勞動之外的其他生產要素投入不足，降低了農業的增值速度。
其次，制度的工業和城市化偏向造成了對農民的經濟剝削，進一步加劇了農民在經濟上的落后程度。經濟發展初期，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造成對農民的第一層不公平。統購統銷制度使農產品的價格被人為壓低，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形成了工農產品剪刀差，農業生產的經濟價值不能完全實現，農民除了農業稅之外，還要承擔工農剪刀差造成的超額稅收。
農業生產的剩余被強制剝奪作為工業和城市發展的原始積累，農民缺少發展基礎的生產積累，造成農村經濟持續低迷。城鄉分割的政策體系阻礙了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城鄉二元結構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造成了農民窮、農村苦的局面。進城農民工與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造成對農民經濟收入的第二層不公平。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鄉二元體制逐漸松動，“農村僅僅依靠農業就能生存的時代已經結束，大量農民被迫選擇新出路，要么成為本地域的兼業農業家，要么外出到大城市尋找工作”(祖田修，2003)。本地的兼業農業家受資金投入能力的限制多從事產業鏈較短的產品初加工，政策支持力度不夠導致鄉鎮企業的發展存在瓶頸。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受教育水平和個人能力的限制，多從事繁重簡單的體力勞動，工資水平低，勞動權益不能得到保障。企業中的城市工人與農民工同工不同酬，“民工村”與城市居民社區涇渭分明，農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務。農民為城市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卻不能得到足額的經濟補償。
(二)生態環境層面
首先，農村發展中的自我污染給農民的生存環境帶來破壞。農業耕地的面源污染和村落附近的點源污染是影響農民生存環境質量的兩個方面，農業生產造成的面源污染是農民生存環境最大的威脅。化肥、農藥和薄膜的使用弱化了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的依賴，被稱為是農業的三大產業革命，然而這些石油產品的過量使用給農民生存環境造成了危害。這些石油產品的過度使用污染了農村的土壤、水源和空氣，不僅直接危害農民的身體健康、降低農業生產的效率，而且堆積的有害物質通過農作物的新陳代謝傳遞到農產品中，危及全體國民的生命安全。石油農業還破壞了農村原有的生態循環系統，傳統農民將生產和生活垃圾集中發酵處理形成農家肥從而提高耕地的再生產能力，化肥對農家肥的替代中斷了這一循環，而農村垃圾處理的配套建設供給缺位，農民只有自行焚燒或直接傾倒生活垃圾，加劇了農村周邊的點源污染。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的物質消費能力也大大提升，生活垃圾的不斷堆積必將成為制約農民身體健康的隱患。
另一方面，農村工業的發展也給農村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地處偏遠的鄉鎮企業一般從事低端加工業，污染治理資金和技術不足，生產過程中的廢水、廢氣直接排放，破壞了農民的居住環境和農業生產的自然基礎。其次，城市向農村的污染轉移加劇了農民生存環境的惡化。城市向農村的污染轉移有污染物的直接轉移和污染源的間接轉移兩種形式。城市和農村經濟梯度的差異是造成城市污染物向農村轉移的根本原因，落后的經濟現實決定農民更關注經濟利益，對環境質量的需求排在次要位置;而城市的經濟發展帶動了需求結構更快的升級，對環境利益的需求更為迫切。城市生活垃圾向農村轉移，就是城市居民用經濟利益和農民的環境利益進行交換，尤其是城市周邊的農村就成為城市垃圾的堆放地或者填埋場。
這看似符合市場發展的一般規律，然而經濟收入的改變是暫時的，而環境質量的影響是長遠的，生存環境破壞對農民的身體健康和農業生產造成雙重危害，影響農民的再生產能力，使農民經濟發展能力更加落后，造成經濟收入和環境質量的雙重落后。污染源方面主要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損企業的生產基地由城市向農村的轉移。城市環境標準的提高擠出了“三高”企業，而農村對經濟起飛的迫切需要使其充滿引進企業的熱情，因此“三高”企業的轉移就順理成章。然而生產基地轉移的同時治污設備和環境技術并未同步轉移，而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缺位對污染的治理能力不足，導致同等污染在生產基地轉移之后的危害更大。
(三)生活質量層面
首先，政策的城市化偏向加劇了城鄉生活質量的差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主要改革如基礎設施建設、國有企業改革、主導產業發展等均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享受了更多的改革紅利，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完善和人力資本培養等方面的資金投入不斷增加，而農民和農村則逐漸被邊緣化。基礎建設投資的落后制約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加工的基礎設施落后和交通阻塞阻礙了農產品的市場化進程，二元經濟結構又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民的勞動力價值長期得不到實現，不利于農民精神人格的獨立和發展。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也會降低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80%的醫療衛生資源集中在城市，農民的人均衛生事業費不足城市的一半，經濟收入水平落后的農民在高昂的醫療費用前只能望而卻步。教育是民生的基礎，農村地區分散的居住形式決定了其在基礎教育方面需要更多的投入，然而教育資源的城市化偏向加劇了農村人力資本的落后，新生代農民不僅缺乏農業生產的專業技能，又缺少足夠的人力資本積累以進入城市。可見公共政策的城市偏向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阻礙了農民的個人發展，使農民在發展中的存在感和獲得感缺失，降低了農民的生存質量。
四、讓農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政策建議
(一)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民增收
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是讓農民共享發展成果的主要途徑，應從提高農業發展和促進農民勞動力轉移兩個方向提高農民的勞動力價值。首先，加大農業扶持力度，加大對新型農業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提高農業產品的附加值，進而促進農民增收。促進農業生產的多元化和專業化發展以及新型農業產業園的建立，發揮農業生產的規模化效應。農業生產不僅提供農產品，還具有凈化水質和空氣、消化噪音的生態環境功能和提供農業觀光和休閑體驗的社會文化功能，由于生態和文化功能的外部性特征，這些環境生態價值和社會文化價值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經濟補償，更多的則被城鄉居民無償分享。要充分挖掘農業發展的多元化和專業化，加大對農民的經濟補償，讓農民在農業生產中得到實惠。其次，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保障農民工的基本權益。城鎮化的推進加速了各項經濟要素的城鄉交流，進城務農收入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要經濟來源。利用職業培訓提高農戶的勞動力質量，逐步抬高農戶的勞動力價格，同時通過再教育提高農戶信息搜集和分析的能力，促進城鄉信息流通，逐步消除城鄉差距。推動農民工與城市工人同工同酬，保障農民工的基本權益，讓農民工在社會發展中能分享到應有的經濟回報。
(二)治理農村環境，重建農村生態
農村的生態環境是影響農業生產質量和農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條件，要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和建立城鄉協同治污體系來改善農村環境，促進生態重建。首先，加快轉變農業生產方式，減少農業面源污染。高投入高消耗的石油農業造成了土壤板結、空氣和水源污染，破壞了農業生產的自然基礎，只有轉變農業生產方式，促進農業生產的綠色化才能減少農業面源污染，改善農業生產環境。積極推進農業的生態化進程，通過農業生態園區將農業生產與休閑觀光合二為一，實現農業生產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積極推進農作物以及經濟作物種植和水產品養殖的一體化，將種植和養殖中產生的廢棄物作為對方產業的生產要素，實現小范圍資源和廢物的循環利用。其次，促進城鄉協同治理環境污染，改善農村生態環境。通過對城鄉資源要素的整合，推動治污技術共享、治污設備共用，逐步構建城鄉協同的污染治理體系。完善企業轉移制度，促進生產基地與治污設備和技術的同步轉移，加強對鄉鎮企業污染行為的監督管理，利用制度規范約束排污行為，對主動采取清潔技術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
(三)改善農民生活，提高生存質量
社會保障不足和農村文化的流失降低了農民在經濟發展中的存在感和獲得感，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民的生存質量要不斷完善農村社保體系并積極促進農村文化的保護和傳承。首先，推動城鄉一體化進程，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積極推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進程，補償農民在經濟發展中的利益損失，讓廣大農民能夠切實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立足經濟發展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統籌城鄉資源，利用新時期的農村傾斜政策積極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擴寬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渠道，提高社會保障的支付能力，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的法制建設，提高社保部門的管理權限，不斷擴大農村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把每一個農民都納入社會保障的體系。其次，積極推進農村文化保護和傳承工作，加強農民的精神文化建設。農村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充實農民精神生活的主要資源，農民的精神文明建設離不開農村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加大加強對農村教育和再教育的支持力度，讓新生代農民有機會并且有能力參與現代化教育，不斷豐富農民的知識體系，讓農民能真正理解并跟上技術的變革和時代的進步。逐步提高新生代農民的科學水平和創新能力，使農民認識到文化生活的重要性并自覺自發的參與到農村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中來。
作者：李雪嬌 金靖壹 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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