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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篇教育論文投稿發表了關于百年小學語文教材研究述評，經過近百年來對語文教材研究，研究者對語文教材的價值和功能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論文探討了語文教材編制的四大部分，并探討了語文教材的研究方法。
這篇教育論文投稿發表了關于百年小學語文教材研究述評，經過近百年來對語文教材研究，研究者對語文教材的價值和功能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論文探討了語文教材編制的四大部分，并探討了語文教材的研究方法。
關鍵詞：教育論文投稿,小學語文教材
教材是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重要載體，它不僅是實現教學目標，開展教學活動的主要媒介，還是發揮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徑。語文教材是語文教學大綱或課程標準的物質體現形式，它以具體的內容和直觀的形式體現教學大綱或課程標準的指導思想，是依據教學大綱或課程標準編訂的。筆者在對碩博論文和其他文獻初步分析的基礎上，從研究內容、研究方法這兩方面分析小學語文教材的相關研究。
一、研究的內容
小學語文教材的相關研究涉及多個方面，研究主要從教材的價值功能、教材編制以及教材使用這三個層面展開，其中教材編制層面又包括了語文教材編制理論的研究和選文、練習、知識、助學等四大系統的具體研究。
(一)教材的價值功能
百年(1902――2010)來，關于語文教材的價值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呈現遞增的態勢。新課改以來，由于理念的更新和發展，研究者對語文教材的價值與功能有了更全面的認識。王文彥(2006)在語文教材建設一節中提出語文教材具有德智啟迪，語文歷練，語言積累，知識擴展等功能[1]。張靜(2010)認為語文教材的功能主要反映在兩個領域，一是對教材的一般功能的研究，二是對語文教材的獨特功能的研究;并且從教育學視域與社會學視域對語文教材的功能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的相關研究[2]。此外，傅建明(2002)從課程社會學的角度揭示了教材功能，提出語文教材作為社會控制的中介，具有社會政治經濟合法化、維護社會意識形態、對社會進行分層、保存和活化制度文化、政治社會化等功能[3]。
由此可見，學術界對語文教材的價值和功能的研究是從多種角度進行的，新課改之前的研究相對較少并且大多集中在功能分類方面，是新課改之后的研究開始集中在教育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研究上，而對教材訓練價值的相關研究較少。
(二)教材的編制
自語文單獨設科以來，教育界在教材理論和教材編寫上進行了種種嘗試，編寫了多種語文教材。語文教材改革以后開始實行一綱多本，將教材引入競爭機制，新課改之后語文教材建設開始呈現百花齊放的態勢。
語文教材的編制主要由以下四部分構成：
1.選文系統。我國的語文教材向來以“文選型”為主流、為正宗，語文教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便落實為“選文”問題的討論。在“選文”問題中，確認“選文”的類型是極其重要的。如陳啟天(1920)將選文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學生需要精讀深究的文質兼美的文章”，叫“模范文”;第二類“是反映社會、政治、人生重大問題的文章”，叫“問題文”;第三類“是學生自修的教材”，叫“自修文”[4]。在我國，教材的編排過于依照編者一相情愿的意圖在進行著，缺乏權威的論證或者有效體系的保障。
2.練習系統。練習系統，也叫訓練系統、作業系統，是語文教材重要的組成部分。練習系統指的是語文教材有計劃地、按照一定的目標而為學生提供的各種口頭或書面的練習題、思考題和活動方案等。詹海玲(2008)根據練習的內容和《語文課程標準》的階段目標將其分為五類：語文基礎練習、閱讀相關練習、寫作相關練習、口語相關練習和綜合性語文練習[5]。新課改以后的語文教材中的練習系統和舊版有很大的區別，更加注重學生的自主性以及學習方式的多樣化，倡導進行自主、交流、合作、探究等多種語文學習方式，發揮每項練習活動的多方面的育人功能。
3.知識系統。根據相關資料發現，語文知識開始列入教材最早開始于1935年夏?D尊、葉邵鈞合編的《國文百八課》，主要是用于讀寫訓練的輔助作用。王文彥認為語文教材的知識系統大致包括讀寫聽說知識，漢語知識，文體知識和文學知識等四個主要領域[6]。可以看出語文知識的分類大體上相同，都包括基本的聽說讀寫、漢語、文體、文學知識。近年來關于知識系統的研究中，大都是關于識字的量和質方面的研究，真正關于教材中識字編排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
4.助讀系統。助讀系統是語文教材的構成要素之一，具有方式的中介性、課程的承載性、教與學的意向性等特點，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促進語文教學改革。專門論述助讀系統的著作較少，期刊論文和學術論文對助讀系統的研究成果較多，但這些研究多集中于高中和初中語文教材助讀系統的研究，對小學語文教科書的助讀系統的研究較少。
(三)教材的使用
在語文教育界王榮生老師較早提出了“教教材”和“用教材教”的理論。他在“語文教學內容”的論域里，對“教教材”與“用教材教”進行辨析，他把“內容問題”分作“課程”“教材”“教學”三個層面，它們之間有聯系而又區別。“課程內容”是解決“語文課教什么”的問題;“教材內容”解決“用什么去教”的問題，是語文教學中的“交際的對象”，而不是“學習的對象”;“教學內容”則解決“實際教什么”的問題。趙夢軒(2012)認為新課改的實施和新教材的使用，要求教師變“教教材”為“用教材教”，這是對傳統“教教材”的一個超越[7]。
二、研究的方法
筆者通過對多種的研究方法的梳理，大致認為現階段的語文教材的研究主要為“比較研究法”以及“歷史研究法”兩種。
(一)運用比較研究法的相關研究
語文教材“一綱多本”的實施，語文教材的種類開始多樣化使得比較研究法在教材研究中處于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如李英娟(2005)從語文教師的視角對同一個教材(人教版)新課改前后進行了對比分析，通過對教材的體系、結構、內容等方面的對新舊教材進行對照，力求聯系課程理論、教材研究理論，深入分析其變化的實質[8]。
(二)運用歷史研究法的相關研究
歷史研究法是“通過搜集某種教育現象發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事實，加以系統客觀的分析研究，從而揭示其發展規律的一種研究方法”[9]。有的研究者通過歷史研究法梳理了小學語文教材的相關發展脈絡，比如李漢朝(2013)對民國不同歷史時期小語文教科書的教學內容進行初步分析，為正在進行的我國小學語文教材的改革提供一個新的途徑[10]。采用歷史研究法可以看出語文教學的發展歷程，以及教育學、心理學研究的新成果對我國語文教材編寫的影響。(作者單位：聊城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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