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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最近幾年在中國對外投資的熱潮里面，有太多的中國企業熱情過度高漲了，甚至連出口都沒有，就想一步登天做非常巨額的跨國并購的交易，這怎么可能成功呢?一個、兩個成功有可能，那么多的企業這么搞，那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們絕不希望有太多的中國企業由于
摘要：最近幾年在中國對外投資的熱潮里面，有太多的中國企業熱情過度高漲了，甚至連出口都沒有，就想一步登天做非常巨額的跨國并購的交易，這怎么可能成功呢?一個、兩個成功有可能，那么多的企業這么搞，那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們絕不希望有太多的中國企業由于急于求成，從先驅變成先烈。
當前，我們企業國際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呢?
第一，需要解決策略與路徑選擇的問題。應該說至少在中國企業占優勢的制造業領域，最穩妥可行的跨國經營發展路徑應當是先出口，再投資;在投資當中應當先做綠地投資，積累經驗再進行跨國并購。
第二，企業國際化要有一個區位選擇。區位選擇特別是在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從官方統計來看，我們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與貿易區位分布不同，貿易分布中發達國家是我們的主要貿易伙伴，但是我們對外直接投資中，絕大部分到目前為止都是布局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也仍然需要繼續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市場給予較多的關注。為什么如此?一是因為全球經濟份額的變動，決定了我們必須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給予足夠的重視;二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它還是中國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推行更合理的國際經貿規則的突破口。因為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它更能夠接受新興力量樹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規則，這是我們在區位選擇方面之所以需要更多關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關鍵的原因。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要錯失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市場上面的機遇。
第三，企業國際化要把握機遇與防范冒進相結合。為什么要這樣講?目前我們面臨著對外職業投資發展的機遇，因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它為中國企業帶來了門戶開放與抄底的機遇。歐洲在很多方面發展程度都比較高，但是說實話，歐洲在國際貿易界很多年來都以歐洲堡壘的名號而著稱，一直到次貸危機爆發之前，德國總理默克爾女士和法國總理薩科齊先生，都是激烈主張限制中國投資的，迫于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薩科齊和默克爾女士在對待中國投資的態度上面，才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面，債務危機帶來門戶開放與抄底的機遇，我們中國企業需要把握這樣的機遇，但是在把握這樣機遇的時候，中國企業又需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犯冒進翻車的風險。在這里我想提醒一句，就是重倒當年韓國大宇公司的覆轍，當年韓國大宇奉行對外投資基金策略，連續幾年時間，平均每三天就在海外設立一家海外子公司，但是最后的結果是什么?是大宇徹底破產，帶動整個韓國經濟都產生非常劇烈的波動。在這里我們不希望我們中國企業犯過去韓國大宇公司犯的錯誤。
第四，要防范商業性風險與政治風險。商業性風險對于中國企業主要是信用風險和匯率風險兩個方面，這里就不用多說。主要談一談最近廣泛關注的政治性風險，政治性風險主要表現這么幾個方面：一是暴力風險。在蘇丹和埃及發生兩起中國工人被綁架事件，以及去年利比亞的戰亂，它就是突出的表現。而且這種政治暴力風險它并不是僅僅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同樣會發生，在幾年前西班牙火燒中國企業的事件，以及法國近幾年幾乎每年都要發生青少年全國騷亂的事件，以及去年倫敦暴亂事件等，這些暴亂發生之后，在歐洲許多國家對暴亂事件表現出來的鴕鳥心態，它都表明在未來即使是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市場上面，這種暴力風險也是我們中國企業絕對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二是征收風險。應該說直接的征收風險是比較少了，但是蠶食式征用風險在上升，這方面典型案例就是平安集團投資富通失守的風險，我認為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企業在海外資產遭受最大的被征收的案件。如果不考慮通脹了因素，相當于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時候美國凍結中國資產的41倍，這樣的一個風險它足以向中國企業敲響警鐘。三是政府違約風險。違約風險有兩種成因，有可能是因為東道國政府陷入危機無力支付，也有可能是因為東道國政府在中國的收入猛增，之所以違約，是期望獲得更有利的條件。這種違約風險對于我們中國企業來說是尤其需要注意。再就第三國干預的風險。這里面特別突出就是來自美國和歐洲的第三國干預風險，中國與貿易伙伴之間的經貿往來，受到美國和歐盟干預，不管是中國當初在蘇丹的開發與伊朗的貿易往來如此，還是現在與其他一些國家的貿易往來，都受到了美國和歐盟的干預，尤其是美國的干預最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