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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順差與加工貿易的問題 目前，高額的貿易順差成為美國等發達國家向我國施壓的借口。2006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了2325億美元，進一步加大了中美之間貿易、金融領域政策協調的難度。2007年3月30日，美國商務部啟動《反補貼法》，對中國出口美國的銅版紙征收10.
順差與加工貿易的問題
目前，高額的貿易順差成為美國等發達國家向我國施壓的借口。2006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了2325億美元，進一步加大了中美之間貿易、金融領域政策協調的難度。2007年3月30日，美國商務部啟動《反補貼法》，對中國出口美國的銅版紙征收10.9%至20.4%的臨時反補貼稅。這是美國23年來首次對從“非市場經濟國家”進口的產品征收反補貼稅。4月，美國又就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向WTO提出申訴。這些“標桿”性的事件意味著中美貿易摩擦由產品、產業層面開始轉向制度層面。在美國主導下，世界上要求我國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平衡貿易增長的聲音不絕于耳，使我國對外經貿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
盡管我國不可能屈從于外界壓力而放棄貿易和匯率政策的主動權，但不可否認的是貿易順差問題已經成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和難點問題之一。關于是否有必要減少貿易順差、能否減少、如何減少等問題，目前國內仍存在較大分歧。我國貿易順差很大部分是來自加工貿易，目前，相當一部分加工貿易項目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環節，資源消耗多，環境成本高，出口附加值低，而且加工貿易布局分散，遍地開花。近年來，有關部門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控制加工貿易規模的政策措施。在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下，2007年3月，我國進出口額為1599.9億美元，增長10.4%。其中，出口834.3億美元，僅增長6.9%，當月貿易順差為68.7億美元，不足2月份的三成，一年以來首次回落到百億美元以下。當然，3月份貿易順差的大幅回落不僅是國家收緊加工貿易的結果，也是出口季節性變化和前期放量出口等因素共同造成的。由于我國外貿順差是長期的結構性問題，短期宏觀政策的效果有待觀察，而政府部門對貿易順差問題采取直接干預的解決方式，有可能在對外貿易領域形成新的制度扭曲。
盡管存在諸多問題，但不應全盤否定加工貿易對出口增長的貢獻。從吸納就業、穩定出口、保持地方經濟平穩增長的角度出發，對加工貿易不宜采取簡單化的處理方式，而是要在嚴控高耗能、高污染的加工貿易項目的同時，提高加工貿易的監管水平，積極引導加工貿易的升級轉型，發展高端加工貿易，增強國內配套能力，提高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和附加值，適度控制低水平的項目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從而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儲備問題
長期以來，外匯儲備一直被視為國家財富的象征，但實際上外匯儲備并非多多益善，這要取決于外匯儲備的構成和運用方式。近3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額占新增GDP的比重超過了70%，這表明我國社會財富積累基本上采取了外匯儲備的形態，而外匯儲備中高達七成的美元資產無疑加大了我國國民財富的儲備風險。另外，由于央行買入外匯必須投放等值的人民幣，因此，外匯儲備規模持續擴大意味著外匯占款快速增加，即央行被動投放的基礎貨幣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央行不僅要承擔高額外匯儲備的成本重壓，而且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也面臨更大的挑戰。由于外匯儲備是央行通過投放基礎貨幣購入外匯而形成的，因而，無論拿外匯儲備購買石油、礦產等戰略物資還是用于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投資教育醫療等公用事業、增強社會保障能力，都必須把外匯結換成人民幣才能使用，由此形成“二次結匯”將導致央行進一步被動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目前，如何適度消化外匯儲備成為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進而對深化外匯儲備體制改革、加快金融領域對外開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球化時代，一國的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程度已成為衡量其對外開放水平的重要指標，同時也集中體現了一國駕御國際經濟關系的綜合能力。目前，我國金融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和對外開放程度相對滯后于貿易、投資等領域，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服務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特別是在持續高漲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下，國內宏觀經濟調控與對外經濟關系一再陷入被動或受到約束，金融領域開放的緊迫性日益凸顯。
我國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最終目標在于通過有序、有條件開放資本項目，逐步成為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和規則制定者。為此，首先要加快國有金融機構改革，優化其資產結構和經營范圍，促進各類金融主體之間的有效競爭，提高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自我發展、抵御風險的能力。其次，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機制，在資本項目開放之前，建立起高效、穩健的監管體系。再次，合理確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逐步增強匯率制度的彈性。另外，逐步放寬相關政策限制，變“藏匯于國”為“藏匯于民”。建立新的外匯儲備結構，加快外匯儲備管理創新，采取市場化的方式與渠道，有效轉化外匯儲備，分散外匯儲備風險。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資本項目開放不僅是今后對外開放的重點領域，而且將直接影響到我國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因此，必須采取積極審慎的態度，兼顧政策的自主性與開放性，既要考慮到自身的發展目標和承受能力，又要充分了解國際上方方面面的要求與期望。頂住不合理壓力的同時，在制度建設和方案實施過程中，廣泛吸納有益的建議和幫助，少走彎路，減少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帶來的震蕩與沖擊。
利用外資與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盡管我國的投資環境總體上不斷優化，但這些爭論和政策調整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外商的投資預期，特別是一些技術含量較低、投資規模較小的外商體味到“由座上賓”到被下“逐客令”的巨大心理落差，開始醞釀向內陸地區轉移，甚至從中國撤資。那么，究竟應如何認識現階段外資的規模和作用?首先，外資在我國資本形成中的比重已經接近或超過全球水平。2005年，外商投資存量占當年我國GDP的比重為27.3%，高于全球22.7%的平均水平，而外資流入量占當年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為6.2%，低于9.7%的全球平均水平。但從資本形成機制的效率以及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方向來看，我國利用外資仍有一定的空間。其次，利用外資與自主創新其實并不矛盾。我們既要認識到外商投資企業技術轉讓的局限性和有償性，自主研發核心技術，掌控技術主導權，全面提升我國的產業技術水平，也要看到外商投資的多元化功能。伴隨著外商投資而來的不僅是機器和設備，還包括技術、管理、企業家精神、人才等“一攬子”資源和大量“干中學”的機會。在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國創新能力的提高不可能靠閉門造車，而是要實行開放式創新，充分利用國內外各種創新資源，以提高自主創新的效率，減少創新的盲目性。
因而，我們應在經濟全球化視角下審視經濟安全和國家利益問題，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但卻在改變國家利益的表現方式和實現手段。無論從經濟增長的現實需要還是從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出發，我國都應繼續積極利用外資。任何“急剎車”的做法不僅不利于經濟安全，而且還會有損我國長期努力樹立起來的開放形象和國際聲譽。今后，我們應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為首要目標，優化環境，完善立法，改善利用外資的結構。要正確處理引進技術和自主創新的關系，促進科技領域的開放與國際合作。同時，為內外資企業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刺激外資企業加大技術轉讓力度，由“以市場換技術”轉為“以競爭換技術”。另外，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合理確定外資項目的進入條件。地方政府要根據環境、土地、能源指標，制定合理的“招商選資”標準。同時，對有意轉移和撤資的外資企業做好法律咨詢、資產清理維護、區域間政策協調等善后服務工作。
境外投資問題
國內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通過在海外建立商業窗口或加工廠，繞過貿易壁壘、開拓市場、減輕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和稅負的壓力，而能源、礦產供求關系趨緊使國內企業尋找海外資源的主動性和迫切性大大提高。這些投資動機決定了我國境外投資的行業結構和地區分布。截至2005年，商務服務業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28.9%，其他行業所占的比重依次為批發零售業20.0%、采礦業15.1%、交通運輸倉儲業12.4%、制造業10.1%。亞洲地區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最主要的目的地，截至2005年，亞洲地區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1.8%。近年來，我國對拉美地區的直接投資增長較快，2005年拉美超過亞洲成為我國境外投資最多的地區，占當年對外投資流量的52.6%。2005年，中國香港、百慕大、開曼群島、維爾京群島、巴哈馬等傳統避稅地和自由港共吸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81%。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主體仍然以國有大企業為主，2005年中央企業占對外投資流量的比重高達81.8%。隨著對外投資規模擴大，我國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進程加快，海外投資的運作模式逐步與國際接軌。然而，我國對外投資的歷史畢竟較短，現階段我國企業普遍缺乏對外投資和國際化經營的戰略與技術支撐，大多數企業在海外仍主要以低廉的價格塑造競爭力，單純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隨意性較強，集中表現在：投資區位選擇不當，對國外的投資環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市場風險以及技術適用性認識不夠、準備不足;合作伙伴和并購對象選擇不合理，國內業務與國際業務缺乏銜接，往往是顧此失彼，專注于海外擴張之時，卻在國內市場上讓競爭對手乘虛而入，造成后院起火，國內陣地失守;缺乏對海外投資項目的有效監控，決策效率低下，海外項目運營不規范，財務制度不健全，審計不能及時跟進;更嚴重的還有一些企業置當地法律法規、商業習慣于不顧，違規投標、影響了中國企業的形象，個別海外投資項目的勞資關系緊張，甚至對雙邊關系造成了負面影響。
近30年的實踐表明，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開放條件下實現的。對外開放既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順應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分工深化、國際競爭加劇、國際經濟合作日益緊密的歷史潮流。我國對外開放采取了漸進式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各領域的開放程度并不均衡，導致政策運用能力參差不齊。其中，外貿政策和外資政策相對比較成熟，而匯率政策、資本市場開放、競爭政策以及國際協調策略則存在不同程度的滯后。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對外開放仍將延續有梯度、有重點的模式，因而，不可能要求各領域的開放齊頭并進，但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來看，目前所面臨的新矛盾、新問題需要在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中尋找解決途徑。為此，我國應在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的基礎上，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加快對外開放領域的制度創新，建立完善全面參與全球經濟的、內外協調發展的大國開放政策體系，提高對外開放的整體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