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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現有文獻主要關注經濟危機對企業研發創新的負面影響，同時也指出了危機可帶來社會技術范式的變革，從而迎來黃金時代�；赑erez巨浪模型，本文以19862014年間全球63個國家的52638個企業年度數據為調查對象，探究危機前后不同企業、行業和國家企業研發回
摘要:現有文獻主要關注經濟危機對企業研發創新的負面影響，同時也指出了危機可帶來社會技術范式的變革，從而迎來“黃金時代”。基于Perez巨浪模型，本文以1986—2014年間全球63個國家的52638個企業年度數據為調查對象，探究危機前后不同企業、行業和國家企業研發回報率的變化趨勢。結果表明，企業在經濟危機后將獲得更高的研發回報率。并且，研發回報率的變化取決于企業的市場份額、財務杠桿、行業種類以及業績類型等。具體而言，經濟危機之后，低市場份額企業的研發回報率提高程度大于高市場份額企業;低杠桿率企業的研發回報率提高程度大于高杠桿企業;服務型企業的研發回報率提高程度大于制造型企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企業研發回報率差異不顯著。研究結果為Perez的巨浪模型提供了實證支持，并為危機后企業研發提供了管理啟示。
關鍵詞:巨浪模型;經濟危機;研發回報率;跨國
0引言
經濟危機對世界經濟和企業行為有深遠的影響，災難性的后果之一是導致企業不愿投資于創新，進而損害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2008年的經濟危機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創新帶來了新挑戰，包括產品與服務的需求收縮、國際貿易受阻、不確定性增加、流動性和利潤下降等;由于宏觀經濟受到沖擊，企業的創新投資和創新收益都會下降[1-3]。危機中持續研發和創新的企業一般都獲得了外部支持，或者建立獨特能力[4-5]。
而CarlotaPerez[6-8]對經濟危機的觀點則更為樂觀。Perez的模型植根于熊彼特的創新理論[9-10]。根據Perez的模型，技術泡沫將帶來巨大的創新潛力，在危機中泡沫被擠壓后，最終引領“黃金時代”的來臨�；诖四Ｐ�，Perez[7]成功預測了2008年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并大膽推論:2009年之后全球將發生深刻變革，推動新技術的充分利用;隨危機而來的“黃金時代”將由信息與通信技術革命驅動。盡管技術巨浪模型在學術界和政策領域獲得極大關注，但一直缺乏正式的假設驗證支持[11]。
本研究采用了1986—2014年間來自63個國家的52638個企業的年度大型數據樣本，通過對比2008年經濟危機前后的研發回報率，嘗試以實證方式來檢驗Perez模型，并探究組織、產業和區域特征對企業研發回報率變化趨勢的影響。研究發現，不論從哪種績效類型(增長或利潤)來看，危機后企業從研發投入中均能獲利更多;并且，研發回報率的變化取決于企業的市場份額、財務杠桿、行業種類以及業績類型。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實證和政策價值。在理論上，技術巨浪模型目前仍停留在概念層次，亟須實證檢驗[7]。我們實證檢驗了Perez的觀點，揭示了全球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如何影響企業研發回報率。在實證上，現有研發回報率的跨國研究主要以世界頂級研發投資企業為主[12-14]，而本文的研究對象涵蓋了各個行業和國家的上市企業，研究結果更具代表性。在政策上，我們更關注危機背后的技術驅動力，通過研究全球技術革命的擴散，為決策者如何在后危機時期開啟“黃金時代”提供思路[15-17]。
1研究假設
1.1危機與研發回報
外生沖擊模型將經濟危機視為對創新體系的打擊，關注危機期間企業研發面臨的困難。鑒于投資者在危機中的風險規避傾向，企業無法獲得充分的外部資金進行研發投入;此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減少，導致創新創業型企業被迫退出研發[2-5]。
然而，Schumpeter[18]把創新看成是經濟波動的根本驅動力，因此，對經濟危機持較為正面的看法。這一流派認為，經濟危機能夠改善企業運營效率低下的問題，迫使決策者關注那些強化生產力的日程安排。企業可以通過提高研發支出，在經濟危機中逆流而上，搶占有力的市場位置。Perez[6-8]在熊彼特的創新模型上向前一步，將經濟周期與技術巨浪結合起來分析。她提出，全球社會目前正處于由信息通信技術推動的第五次技術革命，這次技術革命始于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泡沫在2008年達到頂峰引發經濟危機，之后逐漸開啟技術革命的“黃金時代”。這種觀點認為，危機后的展開期更利于新技術惠及整個經濟體系，原因在于:第一，導入期盡管存在對新技術的大量投資，但企業的研發投入回報率是有限的，因為新技術尚未廣泛覆蓋，技術泡沫也使得技術資產價值過度膨脹。隨著技術的廣泛應用，經濟危機消除了技術資產的虛幻價值，企業在展開期可以充分發揮研發投入的技術潛力并實現利潤。第二，從導入期到展開期，企業的研發活動的重心從供給推動轉向需求拉動;主導設計和核心技術在展開期逐步確定，企業更加強調市場機會和經濟收益，從而提高創新績效。
假設1:與危機前相比，危機后的企業研發回報率有所增加。
1.2市場份額與研發回報
不同模型對市場份額與研發回報率的關系的分析側重點和理論假設不盡相同。根據熊彼特商業周期模型，市場份額的影響取決于危機過程中的創新模式是創造性破壞或累積型的�，F有文獻表明，2008年危機同時存在創造性破壞和累積型創新的跡象[19]。技術巨浪模型則認為轉折點前后市場份額的影響是不同的。在導入期，技術創業者和風險投資家是創新擁護者，引領技術革命[7]。此后，大量資本涌入新興產業，造成資產價格虛高，進一步推高進入壁壘。在展開期，大型高科技創新型企業開始獲得更高的研發回報。Perez[7]指出，危機之后會出現某種形式的寡頭壟斷，限制了競爭但保證了長期的技術投資。OECD[1]也表明，危機給大型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帶來了研發回報。因此，本文假設:
假設2:高市場份額企業危機后的研發回報率增長更快。
1.3財務杠桿與研發回報
財務杠桿是指利用債務獲得額外資產[20]，被認為是企業研發和創新的關鍵要素。然而，學界對財務杠桿和企業研發的關系的界定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高杠桿給企業帶來巨大壓力，對研發活動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危機期間投資者為了規避風險，不愿放貸或投資，企業難以為研發和創新融資[21]。因此，財務杠桿在危機期間增加企業的資本約束，從而阻礙企業從研發中獲利。而另一種觀點源于代理理論[22]，即自利的管理者可能會利用自由現金流在研發上過度投資，因為股東難以評估研發項目的真實價值，這時財務杠桿就可以作為監控機制，從而提高研發回報率。根據技術巨浪模型，我們進一步推斷，在展開期，技術范式與商業模式逐漸清晰，股東更少依賴財務杠桿來監控研發投入。因此，我們遵循技術巨浪模型假設:
假設3:高杠桿企業危機后的研發回報率增長更慢。
1.4危機后的行業、國家與研發
Perez[8]認為，由于不同主體采用新技術并從中受益的速率不同，技術發展的巨浪以水波狀在不同行業/國家間擴散。首先，從行業來看，傳統觀點認為，由于其無形、不可分割和非標準化的性質[23]，服務型企業從新產品開發中獲利較少[24]。然而，第五次技術巨浪已極大改變了現代服務業的面貌，服務創新在迅速發展，信息與通信技術使得服務型企業可借助視頻和遠程會議與客戶溝通，標準化和電子媒介的存儲增加了市場覆蓋程度，上游價值鏈的集中統一推動了規模經濟[25]。因此，我們假設，危機后服務型企業將獲得更高水平的研發回報率。
相關期刊推薦：《科研管理》雜志創刊于1980年，是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性刊物。設有：管理理論與方法、技術創新研究、企業技術進步研究、知識產權研究、人才管理、項目管理、研究所管理、成果管理等欄目。
這種技術革命的水波式擴散也可能出現在不同地理區域間。根據技術巨浪模型，技術革命將由發達國家啟動，然后擴散到其他地區。由于危機后技術范式在展開期逐漸變得清晰，某些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在新技術驅動下快速增長，并在展開期迎頭趕上，而發達國家的增長變得相對緩慢。OECD[1]表明，亞洲新興國家常利用危機來獲取創新方面的優勢。因此，我們假設，危機后發展中國家企業將獲得更高水平的研發回報率。
假設4:危機后服務型企業的研發回報率增長更快。
假設5:危機后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研發回報率增長更快。
2實證分析
2.1數據
面板數據來自BvD數據庫，該數據庫收集了141個國家公開上市企業的財務和運營信息。我們采用以下四個標準篩選樣本:(1)選取正常運轉的工業企業;(2)只保留制造業企業和服務型企業(即兩位數標準產業分類代碼20～97);(3)為避免可能的估算偏差問題，去除了那些國家中只包含少于5家企業的本地行業;(4)只保留報告研發投入的企業。經過上述程序，最終樣本包括20073家企業的不平衡面板數據，共117774個觀測值(企業-年度)。表1描述了觀測值最多的八個國家或區域的樣本。
2.2計量標準
為了測量研發回報率，本文分別評估研發投入對企業增長和利潤的影響。在本研究中，企業增長以銷售增長衡量，按照與上年銷售額的變化計算[26];企業利潤按資產回報率計算(即凈利潤除以總資產)。自變量研發強度按研發支出除以凈銷售額計算。計算市場份額時，我們先得出某企業銷售額，再除以該企業所在國家的三位標準產業代碼中所有企業的總銷售額。財務杠桿按企業債務總額與總資產比例計算。利用企業的主要三位產業代碼，我們將企業分為制造業企業或服務型企業。若企業的三位產業代碼落在200～399的區間內，服務業這一變量為0;如果企業三位產業代碼落在400～972的區間內，這一變量則為1。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如何分類存在很大爭議。我們采用了較為審慎的分類方式:若OECD高收入會員國等十種分類指標均認定某一國家為發達國家，本文則認定其為發達國家。為了區分危機前后研發回報率的變化，我們選擇2008年作為節點，后危機時期是虛擬變量，若年份在2008年之后為1，否則為0。
2.4結果
2.4.1描述統計
為了解經濟危機前后企業特征的基本趨勢，我們首先根據市場份額、財務杠桿、行業種類和國家類型構建了企業的子樣本。表2的面板A顯示危機后研發強度的變化情況。研究發現，不論是整體樣本還是子樣本，危機后平均研發強度持續激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制造業的企業，服務型企業危機前研發投入較少，但危機之后反超制造業。面板B表明，危機之后，低市場份額、低杠桿率、發達國家和制造業企業的增長明顯放緩。然而，不論危機前后，低市場份額、低杠桿率、服務型企業的增長率都高于其他類型的企業。我們在面板C中觀測到，企業利潤的變化并不一致;但是，不論危機前后，高市場份額、低杠桿率、發展中國家以及制造業企業的利潤水平均高于其他類型的企業。
表3(a)和3(b)是因變量、自變量和主要控制變量的描述統計。
2.4.2回歸結果
表4是企業增長和利潤的隨機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模型1為基礎模型，可以看出，對企業增長而言，研發回報率顯著為正("=0.3295);對企業利潤而言，研發回報率顯著為負("=-0.2689)。模型2增加了九個雙變量交互項，結果顯示，研發強度和后危機時代交互項對企業增長("=0.0381，p<0.01)和利潤("=0.0126，p<0.05)的作用顯著為正，假設1成立。模型3顯示，對于企業增長和企業利潤而言，后危機時代、研發強度與市場份額三項交互作用顯著為負，這表明，危機之后市場份額低的企業的研發回報率增長速度高于市場份額高的企業，與假設2正好相反。我們發現，后危機時代、研發強度與債務的交互作用對企業增長而言顯著為負(p<0.1)，但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假設3部分成立。對企業增長和利潤率而言，后危機時代、研發強度與服務業之間的交互項顯著為正，假設4成立。最后，不論是對企業增長還是對利潤率，后危機時代、研發強度與發展中國家的交互項系數并不明顯。因此，假設5沒有得到實證支持�？傊覀兊膶嵶C結果支持本文理論框架中的一個主效應以及四個調節效應中的兩個，驗證了我們的基本論點———危機后，企業研發回報率有所增加，增長的幅度受到一系列企業、行業因素的影響。
2.4.3穩健性檢驗
此外，我們還利用其他回歸模型作為穩健性檢驗，計算研發回報率。例如，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模型顯示研發強度和后危機時代的聯合作用，對企業增長和利潤率顯著為正。這表明，危機后的企業研發回報率水平更高，即假設1成立。它的結果也部分支持了假設3和假設4，但與假設2相反。又如，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結果顯示，對企業增長和利潤率而言，研發強度與后危機時代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因此驗證了假設1。它的結果還表明，后危機時代、研發強度與發展中國家的交互項系數，對企業增長來說顯著為正，對企業利潤率來說顯著為負。這意味著危機之后，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從研發中獲利程度存在差異，為假設5提供了部分證據。
3主要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利用1986年—2014年間63個國家52638家上市企業的樣本，對Perez的巨浪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對現有的創新研究做了有力補充。結果發現，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企業研發強度和研發回報率大幅增加，為“黃金時代”這一理論觀點提供了證據。此外，結果進一步揭示了經濟危機對不同類型企業研發的影響。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與壟斷企業相比，低市場份額企業從研發投入中獲利更多。
(2)本文結果證實了財務杠桿對企業研發影響的雙重性，在導入期，大量新興技術和商業模式處于試驗狀態，新的技術范式尚未確定，債權人的監控效應可能起主導作用;經濟危機之后，新的技術范式在展開期逐步得以確定，債權人的監控效應被削弱而高杠桿對研發的抑制作用得以強化。
(3)本文發現，產業分類影響著經濟危機前后研發回報率的變化，服務型企業研發支出在危機前是制造業企業的一半，危機后卻遠高于制造業企業;從面板回歸結果來看時，無論是對企業增長和利潤率，危機后服務型企業研發回報率大幅提高。這些研究成果，為經濟危機的多重影響提供了直接的經驗證據與未來的研究思路。
基于本文主要研究結論，本文的政策啟示如下:
(1)以往文獻著重強調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企業研發的遏制作用，本文的結果表明企業的研發回報率在危機后可顯著提高。因此，科技政策的重點應考慮如何幫助企業釋放技術潛力以順應第五次技術巨浪，最大化信息和技術革命帶來的紅利。
(2)考慮到經濟危機對不同類型的企業研發回報率的差異化影響，我們需要識別第五次巨浪中的核心技術和產業，針對不同類型的產業和企業制定不同的研發策略;例如，由于市場份額較低或者服務行業在危機后的研究回報率較高，經濟危機反而提供了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這類企業應考慮增加研究投入。——論文作者：蘇依依1，王敏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