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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基于JEL分類體系，考察20世紀以來經濟思想史學科地位和角色的歷史演變可以發現，20世紀上半葉，經濟思想史作為經濟理論的有機要素和經濟學學科的核心部分，在經濟學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世紀下半葉經濟思想史開始走向衰落，逐漸轉變為經濟學
[摘要]基于JEL分類體系，考察20世紀以來經濟思想史學科地位和角色的歷史演變可以發現，20世紀上半葉，經濟思想史作為經濟理論的有機要素和經濟學學科的核心部分，在經濟學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世紀下半葉經濟思想史開始走向衰落，逐漸轉變為經濟學中無關緊要的部分;21世紀初經濟思想史被貼上“異端經濟學”的標簽，進一步被主流經濟學所邊緣化。經濟思想史的由盛轉衰導致自身深陷“身份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該學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經濟思想史;JEL分類體系;經濟思想編史學;經濟學方法論;異端經濟學
經濟思想編史學(historiographyofeconomicthought)是關于經濟思想史的編史學研究，是對經濟思想史作為一個整體的元問題研究和理論反思。它融合了經濟學、哲學、經濟思想史和史學理論，系統研究經濟思想史學科本身的歷史、理論和實踐。①其中，經濟思想史的歷史是經濟思想編史學最基本的研究內容，是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②它對于了解經濟思想史過去的盛衰沉浮，理解該學科當前有關身份和功用等問題的爭論，以及洞悉其未來發展前景意義重大。
然而，關于經濟思想史的歷史研究卻長期滯后和明顯不足。③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之上，從歷史上經濟學分類體系沿革的視角出發，審視和考察經濟思想史學科地位和角色的演變，以期豐富經濟思想史的歷史圖景，增進對經濟思想史學科的認識。我們將首先介紹本文研究所基于的數據和史料，對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下文簡稱AEA)的權威性經濟學分類體系予以概述，并闡述具體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然后利用這些檔案數據和方法，剖析和理清經濟思想史的歷史演變;最后得出本文研究的主要結論，并進行簡要評論。
一、數據和方法
經濟學分類體系，通常是指對經濟學文獻乃至經濟學行業從業人員按照經濟學這門學科的具體研究領域所進行的系統分類，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學界內部經濟學家自身實踐活動的產物。但由于經濟學知識的生產本身深嵌于社會環境之中，這種分類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烙印，在不同程度上迎合了外部的各類異質性需求(例如政府機構、記者、出版商、資助者、圖書管理員和企業招聘人員等)，因而是經濟學界內外多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①
目前世界通行的經濟學分類體系，是由AEA構建的著名的“JEL分類體系”(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ClassificationSystem)。該體系被國際學術界廣泛采用，其分類號不僅為了解經濟學學科提供了指南，而且還被用于發布和搜尋工作崗位、分派經費申請、提交論文評審以及查找書評作者等。近些年蓬勃開展的針對經濟學家發表成果的相關特征的文獻計量研究，便大多數仰賴于JEL分類號這種較長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和連續的標準來對論文進行分類。
JEL分類最早可追溯至一個世紀之前。AEA主辦的期刊《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EconomicReview，下文簡稱AER)的編輯杜威(D.Dewey)在1911年3月出版的該刊第1期中首次提出了經濟學分類，并在接下來各期陸續進行了小幅修改。自此之后，該分類體系在1938—1944年、1955—1956年、1966—1969年和1988—1990年經歷了四次重大修訂。在此期間，AEA分類體系在大部分時間里是由旗下的AER期刊管理，直到1983年才轉交給AEA于1969年創辦的期刊JEL管理，JEL分類體系也因此而得名。本文按照通行的做法，將AEA一個世紀以來的分類體系籠統地稱作“JEL分類體系”。
切里耶爾(B.Cherrier)利用美國杜克大學魯賓斯坦珍本和手稿圖書館“經濟學資料項目”(EconomistsPapersProject)有關AEA的檔案資料，展現了JEL分類體系的歷史演變，為理解整個20世紀經濟科學的轉變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②本文基于此項檔案研究，在利用其文中已公開的檔案史料的基礎之上，一方面通過其間接獲得的文中尚未公開的檔案史料，另一方面依靠搜集AEA等網站上公布和發表的其他諸如會議記錄、分類報告和考試試題等史料，集中考察經濟思想史學科在經濟學學科中地位和狀況的演變。
具體而言，本文集中關注并致力于厘清JEL分類體系中與經濟思想史相關的經濟學分支學科或研究領域子類(亞類)所隸屬的經濟學主類(大類)，以及同與之并列的其他子類之間的邏輯關系結構。同時，從不同時期經濟思想史在JEL分類體系中的不同劃分及其差異入手，力圖捕捉和闡明其背后經濟學界對經濟思想史所持有的看法和立場的變化，從而嘗試理解經濟思想史學科在整個經濟學學科中地位和角色的演變，并運用已有的相關資料，還原和重建經濟思想史20世紀以來的發展圖景。
秉承這種研究思路，本文首先識別出就經濟思想史而言，JEL分類體系所經歷的五次重大變化。接下來在依次剖析這五次變化的過程中，本研究試圖撇開各個時期經濟學界內部持續不斷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紛爭的迷霧，“求同存異”，捕捉和提煉其中針對經濟思想史在經濟學學科中的地位和角色的共識。
二、剖析和考察
(一)1911—1948年，經濟思想史基礎性地位的奠定
AEA的第一個分類體系，產生自1911年其旗下AER期刊編輯杜威出于組織和劃分經濟學文獻的嘗試。如表1所示，該分類主要按照研究主題對期刊文獻進行分組，具體包含10個大類，其中與經濟思想史相關的“理論史”屬于第1大類“總論性研究、理論和理論史”。自此之后，產生了有關分類的公開討論和紛爭。1940年，時任AEA秘書長的貝爾(J.Bell)仿效當時的“種—屬”生物學分類法，試圖將經濟學按照一定的邏輯和原理進行全面無遺的“種—屬”劃分。如表2所示，前三大類被劃歸于“經濟學方法論”之下，而剩下的則被歸入各種“研究領域”。相比之下，時任AER期刊編輯的霍曼(P.Homan)則提出了一種如表3所示的按照研究主題進行劃分的不包含任何子類的23個大類。
兩相比較可以發現，盡管貝爾和霍曼就分類體系的目的和原則存有分歧，但他們的總體結構，特別是關于經濟思想史部分的看法卻是一致的。二者的分類體系均是以某種理論性或總論性大類作為開頭，并且與經濟思想史相關的子類均屬這些大類。在貝爾的分類體系中，“經濟理論史或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與“經濟理論”并列，同屬“經濟學”大類。而在霍曼的分類體系中，與杜威一樣，“經濟理論史”與“經濟理論”一起構成了一個大類。
這種關系在1948年公布的AEA分類體系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如表4所示，該分類體系最終采納了貝爾的“種—屬”分類方案。經濟學被劃分為三大部分：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學總論和經濟學專論。其中“方法論”指的是“分析地、歷史地和定量地討論經濟問題的方法”;接下來的“總論”“為應用這些方法提供了題材”，它們“與方法論主題相關，但與政策和過程問題更加緊密相關”，“指的是研究經濟學的總體的、總量的或宏觀進路，結合了方法和應用”;最后的“專論”則是“常見的分支學科或應用領域”。可見，“方法論”是經濟學中最為基本的領域，構成了“總論”和“專論”的基礎。它具體包括“經濟理論”“經濟史”和“統計方法”三種。其中“經濟理論”包含了各專業分支所共同關注的主題，而“理論史”則屬于“經濟理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數理經濟學”等量齊觀。
總之，在20世紀上半葉這段時期，盡管對JEL分類的具體結構莫衷一是，但有關經濟學的總體結構，特別是對經濟思想史在經濟學整個學科中所享有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經濟學家卻百慮一致。經濟思想史在當時被視作經濟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方法或技術，構成整個經濟學的基礎性學科和領域，處于經濟學分類體系的頂端。在他們看來，經濟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啟發性價值，如同他們研究的“延伸的現在”。①
(二)1952—1962年，經濟思想史核心地位的保持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經濟學新領域和新方法的涌現和發展，經濟學在性質和范圍上經歷了重大變化，由此對經濟學分類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JEL分類體系被寄予厚望，借以展現經濟學學科日益深入的一體化和身份的統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分類體系的修訂卻引發了認識論方面長期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主要在AER的兩位編輯馬克盧普(F.Machlup)和黑利(B.Haley)之間展開，重點圍繞是否能夠且應當區分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從而建立一個單獨的位于分類體系頂層的“理論”類別。最終在雙方的妥協之下，于1956年形成了如表5所示的新的JEL分類體系。
將該版分類體系與1948年的分類體系兩相對照發現，事實上經濟學的總體結構變化不大。它依舊按照經濟學方法論、總論和專論的順序展開，只是不再使用這些術語作為標題。其中，特別是“經濟學方法論”這一術語在研究方法論的編輯馬克盧普看來，并不等價于經濟學方法，而更多的是一種“哲學活動”，因而不能用來指代經濟學的方法和技術。②在這一相對穩定的總體架構之下，變化最大的莫過于處于爭論焦點的關于頂層“理論”大類的部分。過去頂層主類的標題為“經濟理論”，而如今則變為按照主題命名的“價格理論;收入理論;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這可以被視作是經濟理論的具體化，即“微觀經濟理論”(價格理論)與“宏觀經濟理論”(收入理論)構成了經濟理論乃至經濟學學科的“核心”，只是由于爭論的羈絆和掣肘才最終未使用這兩個術語。而經濟思想史依然被歸入理論部分，與微觀經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并列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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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盡管這次由經濟學界內部所推動的新修訂的JEL分類體系依然充滿爭論，但經濟思想史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卻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變化，仍舊像過去一樣屬于經濟理論的一部分，與微觀經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共同構成經濟學的“核心”。事實上在當時，經濟思想史在經濟學課程中占據著顯要地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在大學本科還是研究生階段，學生都被要求學習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統計學并列的一到兩門經濟思想史課程，甚至經濟思想史是所有經濟學博士研究生都必須學習的經濟理論核心課程。③
(三)1962—1969年，經濟思想史身份的轉變
20世紀60年代，在精簡體系結構以適應機械化和計算機化的壓力之下，以及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下文簡稱NSF)的鞭策下，AEA于1969年對經濟學分類體系進行了改革和修訂，最終在參照NSF1965年經濟學分類(“經濟學專業列表”)的基礎之上，構建了如表6所示的包含10個大類的精簡JEL分類體系。
乍看之下，經濟學的總體結構似乎沒有多大變化。分類體系的頂端依然是“經濟學總論”和“一般經濟理論”的理論性大類，只是在理論之下，首次采用了“微觀經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作為子類標題，并將微觀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獨立出來，與微觀經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并列，并且后面依然有經濟思想史的顯著位置，它與經濟理論子類等量齊觀。然而仔細對比可以發現情況并非如此。與過去隸屬于經濟學理論不同，經濟思想史在這版經濟學分類體系中被從“一般經濟理論”中剔除出來歸入“歷史”，與“經濟史”并列。而歷史與理論共同劃入第一大類則完全是出于成本考慮，而不是因為經濟思想史與理論之間的關聯。這種關系在如表7所示的NSF1965年“經濟學專業列表”中體現得更為明顯，事實上，AEA的JEL分類體系正是NSF分類體系的變體。在該分類體系中，“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史”被歸為一類，而不再屬于經濟理論。并且，在這個分類體系的經濟理論大類中，赫然列有1956年版消失的“方法論”。回看1948年版的分類體系，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被完全顛倒過來。在此之前，理論作為一種方法，與歷史和統計共同構成所謂的“經濟學方法論”。而此時，“方法論”卻不再被等同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或技術，而是成為有關經濟理論的“哲學思考”。當時盛行的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正是這種解讀的鮮明寫照，主要關注的是經濟理論的模型和假設的角色。①與NSF的這種處理方法不同，AEA的分類體系卻破天荒地將“經濟學方法論”與“經濟思想史”相提并論劃歸為一類，這同樣與過去大相徑庭。在此之前，經濟思想史作為理論的一部分，構成方法論的要素。現今它則與方法論聯系在一起，與理論“分道揚鑣”。
無論如何，在NSF的推動之下，經濟思想史在經濟學學科中的地位和角色已然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它已不再作為理論，而是轉而被視為歷史。在過去理論、歷史和統計“三位一體”的經濟學方法論體系中，經濟思想史已經沒有了容身之所：“理論”如今已將其拋棄;“歷史”本指的僅是經濟史，而非完全不同的思想史;“統計”則“根繁葉茂”。經濟思想史于是處于一個身份不明的尷尬境地，似乎一下子喪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事實上，這也正是20世紀60年代后的鮮明寫照。經濟思想史已成為一種受經濟理論啟發的單獨的研究活動，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反過來，經濟理論受經濟思想史的啟發。對于經濟理論家的訓練和教育而言，經濟思想史的教學已不再重要。經濟思想史被逐出經濟學的中心，為更加技術化的經濟理論和新興的計量經濟學騰出空間。經濟思想史由過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和核心課程轉變為選修課，越來越多的研究生培養項目正式摒棄經濟思想史。主流的專業學會期刊對經濟思想史越來越喪失興趣和熱情。②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產生了大量文獻討論經濟思想史在經濟學中的作用③，興起了一股重要的課程保衛運動。作為對這種經濟學界冷落的反應，經濟思想史學者開始組織起來，創辦了自己的專業性期刊和學會。經濟思想史從過去覆蓋整個經濟學學科轉變為一門獨立的分支學科。
(四)1988—1991年，經濟思想史核心地位的喪失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經濟學學科規模和范圍的進一步擴大，經濟學家越來越依靠JEL分類體系的分類號作為一種地圖指南，以期從知識和制度上去了解和把握日新月異的經濟學行業。在此推動之下，JEL期刊編輯致力于將經濟學學科成熟的核心領域結構轉化為一套系統的分類體系，并適應經濟學家認同的新興應用研究。因此，此次分類體系的修訂工作，便主要圍繞經濟學學科核心類別的打造以及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整合而展開。最終于1991年形成了如表8所示的在接下來二十多年總體上保持穩定的新的JEL分類體系。
由于不再受上個時期的預算約束，此版分類體系根據經濟學界對經濟學各分支學科和研究領域之間關系和邏輯結構的主流看法，劃分了以大寫字母作為開頭的19個大類。其中經濟思想史不再像上次那樣因為成本考慮“尷尬地”被同經濟史一起歸并到理論和歷史大類，而是與方法論一同構成了一個大類。與60年代有所差異的是，彼時經濟思想史是與方法論并列同屬一類，而此時二者則更為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因為其所屬大類的標題便為“方法論與經濟思想史”。微觀經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也各自獨立出來，分別改名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長達半個世紀爭論不休的“理論”類別隨之消失。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終于結合在一起，構成了“經濟學”。這意味著過去構成經濟思想史容身之所的“理論”類別正式消失，經濟思想史在過去所確立的身份被取消，新的身份依然不明朗。并且，經濟思想史繼續淪落在經濟學的核心之外。在當時的經濟學界看來，第三、四、五大類的微觀、宏觀與數量，而不是四五十年代的理論、歷史和統計，構成了經濟學學科穩定的方法核心。該核心被應用于第六到第十九大類一系列研究領域。——論文作者：李黎力李家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