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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篇信貸論文發表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制度性缺陷及其制度創新，中小企業在我國的經濟中企業不可忽視的作用，那么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體系的發展歷程是什么呢?論文對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三重制度性缺陷進行了總結。
這篇信貸論文發表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制度性缺陷及其制度創新，中小企業在我國的經濟中企業不可忽視的作用，那么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體系的發展歷程是什么呢?論文對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三重制度性缺陷進行了總結。
[摘要]：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已經初步具備行業規模，它對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也起到了積
極作用。但是現有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在結構、經營和功能上的三重制度性缺陷，我們在分析上述缺陷的成因的基礎上，提出保持該體系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在于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及其上下游環節兩個層面上的制度創新。
[關鍵詞]：信貸論文,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制度創新
一 、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發展歷程
據國家經貿委統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是世界各國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通行做法，截至目前，全世界已有48%的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因為每個國家和地區的國情、區情不同，所以其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運作方式也多種多樣。從運作主體來看，既有政府部門，也有協會，公司，保證基金和專門銀行。從擔保目的來看，既有政策扶持型，也有社會互助型或者二者的混合型。從資金運作方式來看，既有以實有資金作為保證的事前保證，也有以事前承諾作為保證的事后補償。從運作效果來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運作效果因發達國家和發展我國家的不同而存在差異。發達國家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因為其市場體制的完善、金融體系的發達、建立和發展時間的長久而效果明顯，而發展我國家由于其在信用制度、市場體制、金融體系等多方面的落后，加上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立和發展的時間有限，所以發展我國家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活動能力遠遜于發達國家，整體效果也不是很顯著。
中小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從1992年開始探索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之后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1.探索起步階段(1992年起)。在此期間先后在重慶和上海等地產生了私營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基金會。在廣東和四川等地開始出現以中小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地方性商業擔保公司。交通銀行上海楊浦支行與區政府和街區企業合作成立了擔保基金。2.積極推動階段(1998年起)。浙江、福建、云南和貴州等省的一些市縣開始探索組建以私營企業為服務對象的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基金或中心。陜西、廣東、湖北與北京等地開始出現科技、建筑等專業性擔保機構。上海、北京等地開始進行政府財政部門與商業擔保公司合作的試點工作，即財政部門對銀行作出承諾并負責推薦中小企業，商業擔保公司負責辦理具體擔保手續。3.規范試點階段(1999年起)。根據國務院領導同志的要求，國家經貿委在廣泛征求社會有關各界的意見、總結各地試點情況，并吸收日本、加拿大和美國等國家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于1999年6月14日發布《關于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試點的指導意見》(國經貿中小企[1999]540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隨后，國家經貿委著力在全國各地貫徹實施該《指導意見》，河南、山東、寧夏、吉林、天津等地政府陸續下發地方性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試點指導意見并組建相應機構。深圳等地開始出現信用擔保、商業擔保、互助擔保等擔保機構相互配合、協調發展的好局面。4.體系完善階段(2000年起)。2000年8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決定加快建立信用擔保體系，建立和完善擔保機構的準入制度、資金資助制度、信用評估和風險控制制度、行業協調制度與自律制度。自此，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發展開始進入制度建設、組建國家信用再擔保機構和完善體系建設的階段。
據我國人民銀行2003年3月的調查，截至2002年底，我國共建立擔保機構848家，主要有政策性、互助性和商業性擔保機構三種類型。2002年末，我國擔保機構可運用的擔保資金總額為242億元，其中注冊資金為184億元。2002年共為28717家中小企業提供了51983筆貸款擔保服務，累計擔保金額598.2億元[1]。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遍布全國30個省、區、市的200個地、市、州、盟，其中有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已初步形成了省(區)、市兩級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2]。可以說我國的擔保業已初步形成行業規模，并且呈現出三種趨勢，即：資金來源多元化，擔保機構性質和組織形式多樣化，出現擔保品種多樣化和機構多功能化的苗頭(呂微，2002)。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快速發展，對提升中小企業的信用能力和解決其信貸缺口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擔保體系的總體運行效果不佳。從2001年進入試點范圍的200多家擔保機構的運作情況來看，雖然已籌集擔保資金約100億元，可為中小企業提供500億元至800億元的擔保支持，但迄今為止僅擔保了不到100億元。2002年，整個擔保機構擔保資金總額和擔保貸款之比不足1:2.5。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已由初期的三種(第一、二、三種)增為四種組建模式。第一種方式：社會化組建，市場公開操作。這種方式是以企業、個人出資為主組建信用擔保結構。其優點在于產權明晰，職責明確，市場化運作，經營效率高，以盈利為目的。然而，由于當前的社會信用體系還很不完善，擔保風險太高而盈利性較差，因此市場投資主體積極性不高，難以擴大擔保規模。第二種方式：政府組建，政府直接操作。這種方式是以政府財政預算撥款組建信用擔保結構，其優點是資金來源有保證，以政府信用為后盾。但這種由政府部門負責的擔保行為往往失去經濟特征，而代之以濃厚的行政色彩，排斥市場機制，有悖于政企分開的改革原則。例如，浙江省舟山市于1998年8月由政府全額出資組建的舟山市信用擔保公司，董事長由市委秘書長兼任，總經理由市財政局局長兼任，擔保業務完全由政府直接操作，結果在成立后不到一年時間里就套牢1.2億元，不但喪失了繼續經營的能力，還導致國有資本的流失。第三種方式：政府組建，市場公開操作。這種方式是以政府出資為主，市場出資為輔組建信用擔保機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其優點是既能發揮政府資金的“乘數效應”，又能利用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更好地配置資金資源;既能避免政府過度干預，又能實現擔保結構責、權、利的統一，保持持續發展的動力。第四種方式：混合組建，市場公開操作。這種方式是以政府和其他商業性擔保公司作為主要的共同出資人，同時吸收其他市場主體投資組建獨立于政府之外的信用擔保結構。其優點是：對政策性擔保和商業性擔保的優點兼而有之，能以此之長補彼之短。政府出資部門(多為財政局)先對銀行在有擔保的條件下有意貸款的中小企業進行審查后，將合格者推薦給商業擔保公司，由商業擔保公司最終決定是否給予擔保。顯然，這種組建方式基本符合委托----代理模型，責、權、利明確，能使國家與地方產業政策的貫徹建立在市場行為的基礎上，抑制某些政府工作人員的“尋租”行為，更有效的發揮擔保結構的“杠桿作用”，使更多的中小企業受益。由以上分析可見，基于我國政府財政力量不夠充實，信用、法制建設尚不夠健全的國情，第三種、第四種組建方式是值得我們大力提倡和發展的。
本文旨在從政治經濟學的層面上考察現有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在結構、經營和功能上的三重缺陷，再在此基礎上探索其主要成因，進而思考彌補三重缺陷的途徑，尋求擴大行業規模和提高行業績效、保持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可持續發展的良方。
二 、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三重制度性缺陷
從政治經濟學的層面來看，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目前在結構、經營和功能上存在三重缺陷。結構性缺陷是指政府的財政性擔保處于絕對主導地位，民間資本型的商業擔保和互助擔保所占份額很低。經營性缺陷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的缺乏，即資金補償機制、風險分散機制、擔保品種和擔保人才的缺乏。功能性缺陷與結構性和經營性缺陷有著密切關系——結構性缺陷形成了宏觀意義上的功能性缺陷，經營性缺陷則構成了微觀意義上的功能性缺陷。結構性缺陷是立足于宏觀層面上的考察，經營性缺陷則是基于微觀層面的考察，而功能性缺陷既包括宏觀層面上的考察，也包括微觀層面上的考察。
(一)結構性缺陷
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結構性缺陷主要表現在：在機構數量和擔保貸款金額上，政府擔保的份額過高，民間資本型擔保(包括互助擔保和商業擔保)的比重嚴重不足。截至2002年底，我國建立的擔保機構有848家，其中，政策性擔保機構高達614家，占72.4%。在2001年100億元左右的總擔保金額中，政府擔保資金為66億元。由此可以判斷出政府擔保貸款在中小企業貸款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高的，這也說明了財政出資的政府擔保在整個體系中處于絕對主導地位。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說到底是一種市場現象，因為它主要是由中小企業的金融困難所引起的，而金融困難的原因主要包括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中小企業高比率的倒閉和違約，抵押和擔保中的問題，金融業的整合和貸款緊縮，利率和收費規定的影響(楊思群，2001)。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是作為一個宏觀調控者和社會管理者而存在和運轉的，它在市場上的職能在于監管市場、制定市場規則和維護市場秩序。顯然，政府并不具有解決市場問題的立憲依據和能力。而且，中小企業貸款缺口作為一種市場現象，市場本身有機制、動因和能力來解決它，即由民間資本在中小企業貸款市場上提供貸款擔保。事實上，由于中小企業量多面廣，貸款需求具有明顯的個性化，新陳代謝速度較快，每年新增的企業戶數很多，因此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完成宏觀調控和社會管理職能之后還有足夠的財力在中小企業擔保體系中起主導性作用。所以，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過分依賴于政府擔保，既無必要，也不可能。
(二)經營性缺陷
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經營性缺陷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的缺乏，即資金補償機制、風險分散機制、擔保品種和擔保人才的缺乏。此外，很多通過政策性出資建立的政府擔保機構沒有實行企業化運作和市場化經營，行政干預仍然突出。一些地方政府根據“誰投資，誰決策”的市場原則，認為政府在擔保項目上有表決權，所以領導定項目的情況并不少見。也有一些地方領導利用這種政府對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進行“設租”或“尋租”，或是把政府對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這種長期行為短期化和政治化。
1. 缺乏資金補償機制。政府擔保機構的資金來源以各級地方政府財政資金和資產劃入為主，擔保費收入為輔。但地方財政資金和資產劃入大部分都是一次性的，規模又小。政府擔保機構不以盈利為主要目標，收取的擔保費也很低。由此可見，政府擔保機構缺乏資金補償機制。這也是為什么政府擔保機構雖然數量很多，但是銀行就是不敢發放太多中小企業擔保貸款的主要原因之一。商業性擔保機構資本實力也較小，同樣缺乏資金補償機制。大多數商業性擔保機構把高擔保費作為資金補償來源，部分擔保機構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一半收取擔保費，一些機構的擔保費比這更高。而在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的擔保費一般為1%左右，法國為0.6%，我國臺灣地區和香港特區僅為0.5%左右。
2. 缺乏有效的風險分散機制。從當前我國商業性擔保業務開展情況來看，商業性信用擔保對承擔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業務要承擔100%的風險。與其合作的商業銀行不承擔任何風險商業銀行與信用擔保機構的風險、利益不對稱，使得信用擔保機構與商業銀行合作支持的中小企業項目一旦形成不良貸款，由信用擔保機構追索債權，出現的風險信用由擔保機構承擔。因此，商業性擔保機構對中小企業融資業務的擔保，必須追求100%的安全，業務范圍狹窄，使大多數中小企業仍然得不到融資支持。而在國際上，擔保機構一般只承擔80%的貸款責任，詳見表1。在我國，擔保機構不僅集中了過多的貸款風險，而且它們極其缺乏風險分散機制。因此，絕大多數擔保機構，尤其是商業擔保機構，都是尋求反擔保條款來分散風險，或者是提高擔保收費轉移風險。而事實上，中小企業的貸款之所以需要專門的擔保機構，就在于它們自身信用低，既沒有合格的擔保品，也很難找到非金融中介的擔保人。擔保機構過多的反擔保要求不僅使得擔保機構不能幫助解決中小企業的貸款難問題，而且還使得中小企業向擔保機構提出的擔保申請變得多余，也徹底違背了設立中小企業擔保體系的宗旨。
3. 嚴重缺乏擔保方面的專業人才。擔保業是一項高度專業化的行業，其業務人員不僅需要金融、財務、擔保等方面的知識，還要高度熟悉企業每個環節的運作情況。目前各地的擔保機構人員大多數由政府機關人員組成，專業素質不能完全適應擔保業的需要。如某市的擔保機構，在編人員15 人，實際從事擔保業務的只有1名注冊會計師。這種情況在當前國內擔保機構中帶有一定的普遍性。近兩年擔保機構的迅速擴張使得本來就稀缺的擔保人才更加短缺。一些地方政府出資的擔保機構往往是由不熟悉擔保業務的政府官員擔任，但是政府擔保機構卻只有在專家的經營管理下實行市場化和企業化運作才能實現保本或微利經營，達到不以盈利為最終目標的政策性目的。民間資本型擔保機構目前業務開展緩慢的原因之一也是缺乏專業人才的管理和運作。而且，在專業人才缺乏的同時，我國目前還沒有擔保從業資格準入制度和失信懲戒機制也造成了現有從業人員能力和素質的欠缺。
4. 擔保品種貧乏，期限集中于短期。目前我國多數擔保貸款的期限都在6個月以內，最長不超過一年。擔保品種基本上局限于流動資金，鮮有設備、技術改造之類的長期貸款擔保。在國際上，多數國家都是對中小企業的長期銀行貸款提供擔保，所以擔保期限較長，一般都在2年以上。最長的是美國，其擔保期限長達17年。擔保品種也很豐富，包括創業貸款、票據貼現、科技開發貸款、設備貸款和技術改造貸款等。例如，在日本山形縣信用擔保協會提供的擔保中，70%的無抵押要求，用于設備資金擔保的比例為58%，3到10年以上的擔保金額比重高達61%[3]。
(三)功能性缺陷
信用擔保體系的結構性和經營性缺陷最終都會體現在功能性缺陷上。結構性缺陷帶來的功能性缺陷集中體現在宏觀層面。過去，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因為可以直接利用國家信用而將銀行貸款這種外源性融資演變成了內源性融資。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我國已逐漸糾正這種錯誤現象，把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貸款融資與其資產信用掛鉤。如果現在又把政府信用過多地用在中小企業上，相當于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將與允許國有大企業過度地利用國家信用一樣，造成政府財政負擔加重，政府風險放大，市場管理風險功能弱化。政府擔保的中小企業貸款越多，既意味著政府撥出的財政資金越多，政府負擔加重，也意味著政府支出的信用越多，承擔的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越多。同時，市場本身具有管理和分散風險的卓越功能，中小企業貸款風險本來就是市場現象，政府擔保的主導地位表明政府承擔了過多本來可由市場管理和分散的風險，必然導致市場管理和分散風險的功能弱化。同時這也意味著政府分散了資源，忽視了在市場秩序、環境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建設。
經營性制度缺損帶來的功能性制度缺損主要體現在微觀層面。現存的經營性制度缺陷限制了擔保貸款的市場需求，加劇了貸款擔保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從而影響了現有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績效和可持續發展。此外，結構性缺陷也帶來了微觀上的弊端。過多的政府擔保將會誘發中小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增加道德風險，容易使中小企業加重對政府的依賴性。尤其是在我國很多企業的約束機制尚未真正形成的時候，這一問題更加容易產生。
此外，政府擔保機構在整個體系中居支配地位嚴重影響到信用擔保體系功能的發揮，降低了該體系的效率水平。如前文所述，2002年末，我國擔保機構可運用的擔保資金總額為242億元，全年累計擔保金額598.2億元，僅為可運用擔保資金總額的2.5倍，大大低于國際上普遍放大10倍的水平，沒有起到應有的放大作用[4]。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功能的正常發揮和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民間資本型擔保機構的崛起，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商業性擔保機構的優勢將不斷凸現。
論文摘要：商業銀行貸款管理制度將會在不斷地改革中逐漸完善，風險管理制度的規范性，將會使貸款管理工作推上頂峰，并且信貸管理所存在的缺陷都在不斷的排除，質量不高、漏洞百出的事件將會減少，我國國民經濟的運行中，風險變小，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