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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我國的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入,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金融產品。金融產品的開發和銷售變得也越來越重要。其實,人們對于經濟學和心理學相結合的研究最早就是從消費者心理學開始的,隸屬于市場營銷學中的消費者行為學是一門理論系統完整的科學。其中對消費者的調查、
隨著我國的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入,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金融產品。金融產品的開發和銷售變得也越來越重要。其實,人們對于經濟學和心理學相結合的研究最早就是從消費者心理學開始的,隸屬于市場營銷學中的消費者行為學是一門理論系統完整的科學。其中對消費者的調查、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借鑒與行為金融學的實證方法相結合用以來研究金融產品的購買者的行為,根據投資者的不同偏好來設計金融產品,制定營銷戰略,從而為金融產品的開發和銷售打出一片新天地。文章是一篇經濟論文。
摘要：行為金融學(Behavioral Finance)是金融學的最新研究前沿,它突破了傳統金融學“理性人”、完全套利和EMH的假設,從投資者的實際決策心理出發,重新審視主宰金融市場的人的因素對市場的影響,使研究更接近實際。該理論在上世紀80至90年代得到迅速的發展。行為金融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Kahneman獲得200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從而使得這一理論受到全球金融界的關注。
關鍵詞：證券投資,金融學研究,經濟論文
國外行為金融學的發展,引起我國學者的高度重視,1999年北京大學劉力教授在《經濟科學》第三期發表的《行為金融理論對效率市場假說的挑戰》一文,是我國最早系統介紹行為金融理論的文章。2002年行為金融學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肯定后,國內掀起了行為金融學介紹和研究的熱潮。2003年11月29日,在南京大學舉辦了全國首次行為金融學與資本市場學術研討會,將國內行為金融學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1 對投資者的心理研究
金曉斌、唐利民(2000)統計分析顯示,在影響股市異常波動的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影響遠大于市場因素、擴容因素、消息因素和其他因素。孫培源、施東暉(2002)通過對1992-2002年初上海股市52次異常波動的分析表明,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的異常波動達30次之多,而且當月出臺的政策對該月的股價波動具有顯著的影響,直接影響投資者入市的意愿和交投的活躍程度,中國個體證券投資者存在政策依賴性偏差。利好政策的頒布導致在相當長的交易周期內投資者交易頻率明顯上升,加劇了投資者的過度自信傾向,而利空政策出臺卻導致在較長的交易周期內投資者的交易頻率大幅度下降,表現出較強的過度恐懼心理。這種強烈的“政策依賴”傾向是中國證券市場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現象。張華慶(2003)認為中國證券投資者的行為有明顯的過度反應的傾向,而深層次的根源是投資者的種種心理偏差,其結果將導致市場會對信息或政策的反應超過應有的幅度,加劇了市場的波動性,導致市場風險的放大。這些心理偏差包括過度自信、過度樂觀、賭博心理、暴富心理、從眾心理以及過度恐懼心理。
2 對投資者有限套利行為的研究
現代金融理論普遍認為,當金融資產的價格存在誤定時,眾多的“理性套利者”就會在相應低估的資產上“做多”,而在高估的資產上“做空”,不但可以最終消除價格誤定,而且可以獲得無風險利潤,從而使市場保持有效性。應該說套利機制是金融市場的重要機制,套利行為的存在具有“價值發現”的功能,它推動著資產價格向基本價值的回歸。但是,中國的證券市場有以下特征:信息的獲得是有成本的;信息的傳遞存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差異,交易者并不能同時獲取信息;交易者的行為是存在著差異的,并非都是理性的;交易者所持有的信息是不對稱的。因此,機構投資者憑借優勢,往往扮演著理性套利者的角色,而個人投資者卻因先天不足淪為噪聲交易者。張華慶(2003)認為,在中國證券市場中,當理性套利者進行套利時,不僅要面對基礎性因素變動的風險,還要面對噪聲交易者非理性預期變動的風險。在噪聲交易者的影響下,不但理性套利者的收益將受到影響,甚至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基金經理放棄原來奉行的成長型或價值型投資理念,在某種程度上蛻化為“追逐熱點、短線運作”的投資方式。
金融論文：《金融發展研究》(月刊)曾用刊名：(山東金融;濟南金融)1982年創刊，始終堅持以“立足轄區，著眼全國，堅持改革開放方針，服務金融中心工作，研究金融理論、政策和實務，探索金融運行規律，反映最新金融科研成果”為辦刊宗旨，以堅持正確導向，樹立精品意識，繁榮金融科研事業，服務金融改革實踐為辦刊指向，為把刊物辦成區域金融改革的窗口、金融理論研究的園地、傳播金融信息的媒介、金融職工聯系的橋梁而不懈努力和探索，推動了轄內金融理論與實務研究的深入開展，為轄內金融改革發展大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形成了金融期刊的鮮明特色，現已成為深受魯豫兩省廣大金融干部職工喜愛的刊物。
3 對投資者羊群行為的研究
“羊群行為”(Herding Behavior)是信息連鎖反應導致的一種行為方式,當個體依據其它行為主體的行為而選擇采取類似的行為時就會產生“羊群行為”。換而言之,當“羊群行為”產生時,個體趨向于一致行動,即所謂的“趕潮流(Bandwagon)”,這時個人往往放棄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信號而附和他人的行為,雖然他們所掌握的信息和信號,按理性分析可能顯示他們應采取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行為。宋軍、吳沖鋒(2001)使用個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標,使用市場公開的價格數據,對于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高于美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在市場收益率極低時的羊群行為程度遠遠高于在市場收益率極高時的羊群行為程度,這個結果可以用期望理論中決策者對于損失、收益的不同態度來解釋。孫培源、施東暉(2002)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建立了較為靈敏的檢驗羊群行為的回歸模型,并據此對我國股市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在政策干預頻繁和信息不對稱的嚴重的市場環境下,我國股市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為,并導致系統風險在總風險中占有較大比例。從投資運作層面來看,羊群行為將削弱組合投資分散風險的效果,特別是在市場發生大幅度漲跌時,通過多元化投資分散風險的效果將極為有限。就政策層面而言,羊群行為意味著投資者的買賣決策并非基于理性的決策過程,因此股價極有可能偏離其均衡價值,從而破壞了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常志平(2002)采用橫截面收益絕對差(Cross Sectional Absolute Deviation of Returns,CSAD)方法,對我國股票市場是否存在“羊群行為”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在上漲行情中,我國深圳證券市場與上海證券市場均不存在“羊群行為”;但在下跌行情中,深圳證券市場與上海證券市場均存在“羊群行為”。并且深圳證券市場比上海證券市場具有更多的“羊群行為”。張華慶(2003)指出“羊群行為”對中國證券價格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由于“羊群行為”者往往拋棄自己的私人信息追隨別人,這會導致市場信息傳遞鏈的中斷;如果“羊群行為”超過某一限度,將誘發另一個重要的市場現象——過度反應的出現,使中國證券市場的穩定性下降;所有“羊群行為”的發生基礎都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一旦市場的信息狀態發生變化,如新信息的到來,“羊群行為”就會瓦解,這意味著“羊群行為”具有不穩定性和脆弱性。
4 行為金融學在我國的應用性研究展望
4.1 對實證研究結果的應用
從以上可以看出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存在一定的非理性,而且市場也不是完全有效的。如何克服這些非理性,使投資者能在并非完全有效的市場生存,是市場參與者最想解決的問題之一。
4.2 對參與者的心理學實證研究
從以上可以看出針對市場參與者的心理學實證研究,一般還是基于行為金融學的舊有框架中的心理學理論,今后的研究應該更多地結合中國文化、國情或者利用更多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只有這樣的研究才更適合中國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