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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去組織化，從其根本意義上來說，是解構以往傳統社會結構的宏大模式，產生靈活、微型的社會單元。理想狀況下，在社會系統內部，這些子系統、子單元應該具備發達的功能，從而能夠更好的適應現代社會，服務社會。 一、中國語境下的去組織化 按上述的觀點
摘要：“去組織化”，從其根本意義上來說，是解構以往傳統社會結構的宏大模式，產生靈活、微型的社會單元。理想狀況下，在社會系統內部，這些子系統、子單元應該具備發達的功能，從而能夠更好的適應現代社會，服務社會。
一、中國語境下的去組織化
按上述的觀點來看，去組織化本質上是中國單位制弱化或單位制解體下的產物。從個體層面來看，去組織化是一種一體兩面的力量，一面體現為單位或社會組織對個體的約制作用減弱，另一面則表現出“個體化”即：個人自由、自我實現、民主化、去中心化。關于個體化，烏爾里希.貝克這樣描述：“個體化的主要特點在于它的后果。在文化生活中不再有什么集體良知或社會參照單位作為補償。說得更概略一些就是，不再是社會階級代替身份群體的位置，或者家庭作為一個穩定的參照框架代替了社會階級義務的位置。對于生活世界中的社會性來說，個體自身成為再生產單位。”從這一表述來看，現代性的確解放了人的自由，但是人們在獲得自由時不得不承擔更多義務，換言之，傳統社會單位的消亡，其權利和義務轉嫁到了個體身上，家庭和組織不再能承擔責任，個人將直面社會風險。為此，本文將結合調查結果討論去組織化及其對個體安全感的影響作用。
二、數據分析
去組織化是一個綜合變量，目前，不存在客觀測量去組織化水平的科學方法，為了測量個人的去組織化水平，與前面一樣，本研究依然采用了主觀測量的方法，將去組織化這一概念化約為到個體層次上進行操作化，其具體測量指標如下：
你認為，目前你所在單位對你約束力是?(1、沒有，2、很弱 ，3、一般，4、較強 ，5、很強。)
從調查結果來看，城市居民的單位約束力即個人的去組織化化程度，以“一般”水平為標準呈左偏態分布，其偏態分布的方向由“一般”向“沒有”逐級減弱，這表明樣本的指標，即單位約束力較弱，個人的去組織化程度較高。具體來說，認為沒有單位約束力共有110人，占調查總人數的9.60%;認為單位約束力很弱的共有280人，占調查總人數的24.43%;認為約束力一般的共有395人，占調查總人數的34.47%;認為單位組織約束較強的共有43人，占調查總人數的3.75%;認為單位組織約束很強的共有52人，占調查總人數的4.53%。進一步分析，認為單位約束力水平在一般水平以下的共有390人，占調查總人數的34.03%，這表明個體層面上的“去組織化”在整個社會范圍內，逐漸加深，單位對個人的約束作用正在逐漸減弱，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來看是“弱單位化”。從本質上講，“弱單位化”是單位制嬗變的結果，改革以前的“單位”是包含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在內的總稱，同時也發揮著社會服務、社會保障的功能，“單位辦社會”是那一時代的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說，單位就是微縮的政府，既監控組織成員的思想、行為與日常生活，同時又集中各種職能和資源滿足組織成員的各項需要。單位成員的婚喪嫁娶、吃穿住用、學習娛樂等，都完全依賴于單位的資源分配與福利補貼。也就是說單位發揮著現在社會保障制度發揮的功能，單位作為國家權力的代理人覆蓋整個社會。在“單位”中，單位組織直接溝通國家與個人，表現在城市基層結構上就是社會生活的單位化、社區與單位高度交叉重疊。
隨著20世紀90年代，市場轉型特別是國有大中型改革的開始，企業倒閉，工人下崗，單位的地位越來越低，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出現，社區的興起，“社區制”開始代替“單位制”發揮作用，社會功能部門和社區對單位的“分權”使得單位對個人的約束作用降低，個人通過單位獲得的資源和服務也遠不如從前。“弱單位化”使得個體完全裸露在社會風險之中，從實際作用來看，社會保障制度和“社區制”只是部分替代了“單位制”發揮的功能，而那些未能替代的部分，加劇了個體安全面臨的危機。
三、結論
去組織化的結果直接作用于個體層面就是“個體化”，個體化意味著行動者的生存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要自己籌劃，然而現代社會的高節奏卻使得人們顧此失彼，要計劃好個人生涯的各個細節是不可完成的事。從而“個體化”帶來的后果是人的生活紊亂，給人的生活造成了極大負擔。由于人們缺少計劃，面臨的風險的機會也就逐漸加大。
同時，“個體化”也意味著市場化，市場表示了一種供求關系。首先，市場化就是購買，如前所述，要妥善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必須購買服務。其次，在購買的同時，市場化就是出售，比如在就業市場上，出售自己的人力資本;在婚戀市場上，“出售”自己性格、素質、涵養以及氣質等。最后，市場化意味著選擇，市場的發展，商品和服務等日益豐富，人們面臨的選擇也就越來越多，面對種類繁多的選擇，人們漸漸變得無所適從。
“個體化”也意味著“無根性”，即人們無所憑借、無所憑依的狀態。“無根性”的實質是“社會的缺場”，這里所指的社會既是承擔社會服務、社會保障功能的社會功能部門，也是滿足自己情感需要的家庭、朋友、熟人圈子等等。這種“無根性”一方面表現為對單位組織的歸屬感下降，社會服務功能缺失，另一方面也體現出人情淡漠，人際關系疏離，以往傳統社會的“人情味”、“圈子性”正在逐漸離我們遠去，社會也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
具體就中國轉型而言，去組織化就是對“社會的缺場”，其對社會的不良影響是比較大的，在單位制弱化或單位制解體的情形下，其留下的真空并沒有被填滿。普遍認為發揮替代效果的社會保障制度、社區制并沒有發揮實際的作用，社會保障制度只是一種保險，為生育、養老、醫療、失業等提供了利益上的保障，而具體遭遇生老病死的場景必須由個體負擔。中國的社區制只是一種形式意義上的社區，比如商品房小區，樓房社區，人們彼此不熟悉，不認識，互動往來十分罕有，在很多人眼中“社區”淪為了一個發放低保的臨時機構。
中國社會的去組織化進程中，承擔社會服務功能的社會單元卻沒有跟上其他單元比如經濟單元的發展步伐，從而導致出現了整合不良的“個體化”，對個體安全造成危害。總之，在轉型中發生的去組織化而帶來人的“個體化”趨勢正在破壞社會整合、造成社會離散，同時，造成了人們必須直面更多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