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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論文摘要：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現代社會日益走向復雜性,這也推進了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以問題研究為導向。 關鍵詞：中國政治哲學,宏觀理論建構,微觀政治主體,述評, 政工學刊 本文選自 《政工學刊》 是
論文摘要：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現代社會日益走向復雜性,這也推進了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以問題研究為導向。
關鍵詞：中國政治哲學,宏觀理論建構,微觀政治主體,述評,政工學刊
本文選自《政工學刊》是海軍政治部委托海軍大連艦艇學院主辦、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政治工作綜合性月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題寫刊名。《政工學刊》作為全軍創刊最早的政治工作刊物，創辦以來，始終堅持發揮軍隊政治工作的優勢，不但為海軍、全軍也為全國的政治工作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引言
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呈現出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從宏觀理論建構研究到現實問題研究,二是從政治制度問題研究到微觀政治主體問題研究。在此基礎上,對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狀況作簡要評論,提出進一步深化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思路。
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對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學問”,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受到我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近十年來,無論是從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人數,還是從政治哲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政治哲學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較大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政治哲學在當代中國已然成為一門顯學。本文以發表的學術論文為線索,對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作一綜述和簡要評論。
一、從宏觀理論建構到以問題為中心的轉向
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激發了諸多學者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的興趣。
從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角度探討中國政治哲學的體系。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是從哲學的人學理念推演出倫理學的道德原則,進而再引申出政治價值學說來展開邏輯的。這也就意味著,規定著政治活動的性質、任務和目標的政治哲學之思想來源,是某個特定時代的人學理念和道德原則的政治學演繹和邏輯結論;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體系應該堅持的邏輯起點和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人學本體論,辨證地繼承我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建立起一種既鼓勵物質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學、道德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體系。
從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有學者認為,價值性和事實性的關系,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任何一門政治哲學的建構,都需在理論內達成價值性與事實性的某種統一;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之路應該從理想性轉到現實性,即從經典馬克思主義致力于理想社會的理想性政治哲學到依據現實生活的現賣性政治哲學的轉變。
從理論綜合的角度討論中國的政治哲學建構。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是對政治權力的來源及其行使的正當性,以及理想社會模式等問題從根本處進行思考的一門學問;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來說,一件充滿著挑戰的理論工作應該是在綜合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近現代政治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三大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現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的思想體系與新的傳統。
對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是近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趨勢。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學的基本概念、政治價值論、方法論等,對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這種宏觀建構的政治哲學理論體系有著不可忽視的缺陷:一個是玄之又玄,其表現就是在概念中轉圈子,從一個概念轉到另一個概念;一個是空發議論,其表現是依據某個政治價值,比如公正、自由來批判宏觀現象與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實地分析身邊的小問題與小制度。
對此,有學者著重強調,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剛剛起步,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中國學者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毫無疑問將有賴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特別是儒家這一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傳統。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國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問題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開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內部的問題、矛盾、張力和沖突,以及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在面對現代社會和外部世界時所面臨的困難,對此我們并不需要回避、掩蓋或否認,恰恰需要充分展開并加以分析。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同時也必然以日益復雜的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為動力。當代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同時又處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們對中國古典文明的重新認識和重新開展,無疑必須從現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復雜性出發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問題研究為中心,特別是以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為中心成為了近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轉向。
二、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政治哲學研究
以問題為導向的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對此,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內政治哲學界存在的問題是缺乏對當代中國社會類型的準確定位。這不僅在理論上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發展,而且在實踐上對政府決策和社會治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發現和確定當下我國社會處于何種類型應是我國當代政治哲學的出發點。該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總體上是屬于在根本利益上無對抗、無沖突,但在具體利益追求上體現多元的個性化差異狀況,這種差異化主要表現為:(1)差異化的生產關系,即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外資、民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生產關系;(2)差異化的政黨關系,即一黨執政,多黨合作;(3)差異化的社會階層關系一“兩個階級化為十大階層”,即由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因此,差異性社會無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現實,其社會類型是“差異性社會”。因此,差異性社會與和諧政治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向度。
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的問題很多,但從政治哲學的視野看,現實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權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會層級結構帶來的官本位、權力本位的政府運作體制和政治體制。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和建構雖然不能說是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當然主要指國內問題)的惟一有效途徑,但根據馬克思社會層級結構理論,立足社會結構變遷,從學理層面和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無疑可作為破解“中國問題”、建構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分析進路。作為凝結和展現當代人社會政治地位‘c全息圖”的社會層級結構既是當代中國問題的總根源,也是消解諸多中國問題的著力點,因而社會層級結構分析對諸多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就具有相當的解釋力,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論域。
還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主要動力并非來自西方學術界的刺激,而是來自中國發展的內在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發展進入經濟起飛階段之后,政治起飛的任務得以彰顯,而政治起飛應該是中國思考的問題意識。因此,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必須直面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難題一政治發展與政治起飛。該學者指出,面對中國發展的政治起飛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當回答:中國社會的政治起飛如何可能?人類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現代權利政治之外,能否發展出第二種可能的政治(哲學)模式?若能,那么東方政治(哲學)傳統能否發展出人類第二個政治(哲學)類型?從當代世界發展看,政治領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權與東方的崛起。于中國哲學研究而言,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批判地揚棄中國傳統王道政治哲學與西方現代權利政治哲學的基礎上,創建新的政治哲學范式?圍繞這一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還必須創造性地回答的重大問題有:良好的社會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導的世界上我們如何進行政治思考?中國的政治起飛如何實現?
三、從宏觀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觀政治主體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現代社會日益走向復雜性,這也推進了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以問題研究為導向。正如我們所知,政治哲學所要面向的問題很多,有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之分。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發展經歷了從以宏觀政治制度問題為導向到以微觀政治主體問題為導向的轉變。
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參與現代中國社會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釋阻礙中國社會發展與正義的“中國結”。但是,其理論維度從一開始就超越具體的問題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結”之編組的原因與根據。也就是說,直接探討一般國家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問題,比如討論土地的所有權、政府的基本原則,或者立法的正當性基礎等此類的問題,不是提出解決具體問題的實用對策。極其重要的一點,中國在與現代世界,尤其與西方世界對話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規則時,社會一歷史的差異,使中國的政治哲學學者更趨向于選擇社會一歷史的宏觀視野來討論政治哲學的問題。因此,從政治哲學角度研究宏觀的制度問題也就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關注。
有學者從社會現代轉型的角度,以(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矛盾為中心線索,把制度放進馬克思主義價值學的視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進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價值及其實現機制。該論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和全面轉型,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問題凸顯出來。如果說經濟和軍事實力屬于“硬實力”,而政治價值觀屬于“軟實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設則是存在于“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通過政治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將“硬實力”和“軟實力”整合起來,而且是“硬實力”和“軟實力”提升的根本途徑,將推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提升機制化。因此,該論者認為,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
與此不同的是,有學者指出,盡管以政治制度為中心的宏觀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對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宏觀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觀政治哲學那里,政治哲學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另外一種理論哲學,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學化”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的支配。它習慣于抽象掉內在于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態化的、多樣性的、邊緣性的和微觀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把中心化的、宏觀的權力運作和國家制度安排等宏觀政治活動,以及周期性的經濟活動機制,即一種理性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放大為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普遍的、絕對的規律和力量。對此,該論者進一步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于理性的危機而重新審視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價值的時代,生活在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機制日益多元差異,非中心化的微觀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結構日益發展的時代,自覺地開辟微觀政治哲學的領地,顯然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新發展。因而,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推進微觀政治哲學研究更具有啟發意義。
有學者認為,在現代法制社會條件下’提升每一個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以形成廣泛介入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監督,是實現權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而這需要有政治哲學層面的深層論證。該論者指出,政治主體分為“社會政治主體”與“政治權力主體”兩個層面。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思維的根本缺失是“社會政治主體”認識的缺席與“政治權力主體”認識的強化,致使社會一般成員的政治認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參與意識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權利意識。因此,當代中國政治哲學要關注微觀的社會政治主體研究。
我國著名學者韓慶祥教授指出,馬克思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生成論哲學,其主體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實踐中生成自己與實現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為人,能力問題很重要。能力原則能培養人的先進性:第一個先進性是能力本位內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機會,這種公正,相對于等級而言是先進的;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二個先進性,就是它歡迎民主;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三個先進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過去我們的政治行為圍繞權力做得太多,今天我們應該圍繞能力來組織政治行為、政治活動;把能力原則引入我們的政治活動,用能力而不是權力來增強我們政治的權威及其影響力。以此,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由權力本位的政治哲學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學,最終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為中真正成其為人,使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真正成其為人。
四、結束語
誠如馬克思所說,在答案中個人的意圖和見識起著很大作用,而問題則是公開的、無所顧忌的、支配一切個人的時代之聲,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因此,綜合看來,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問題研究轉向,特別是立足于當代中國社會問題,逐漸從宏觀理論建構研究轉向微觀政治主體的研究,既表明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逐漸走向深入,也表明了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逐漸走向成熟。
正如有學者指出,在當代中國這個特殊的社會歷史語境里,現代性政治哲學所關注的正是可望形成的公民精神和由之外化的法權社會結構以及它們的互為因果的內在關聯。筆者認為,政治哲學轉向微觀的政治主體一公民的研究將代表著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方向。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人類經歷了人依賴人、人依賴物的時代,最終必將走向人依賴自身的時代。人依賴自身的時代,正如馬克思所說,消滅了剝削和壓迫以后,勞動是每個人謀生的必要手段,每個人的自由是其他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可見,在人依賴自身的時代,每個人自身的能力都能得到發展和施展,是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必要條件。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從事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已經涉及能力的層面,但是,其所涉及的能力問題仍然停留在直接從事政治活動的、參與國家公共權力的“政治人’層面,而很少涉及當代中國復雜現代社會中的廣大公民層面。因此,在筆者看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可以進一步在公民能力問題上進一步深入,特別是在如何培養公民自主參與政治事務與公共事務的能力上。從政治哲學的維度來看,只有培養公民自主參與政治事務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公民才能承受來自社會和政府給公民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才能在復雜的現代社會中把握主動權,真正贏得自由與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