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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國際投資保護行為是當前全球跨國投資遇到的最大阻礙之一，主要表現是，東道國不斷提升外資限制程度，地緣政治構成其重要的空間影響因素。這主要體現為，具有影響力的核心國家能在國際投資保護上，對其他國家產生空間關聯影響。運用《世界經濟自由》數據
摘要:國際投資保護行為是當前全球跨國投資遇到的最大阻礙之一，主要表現是，東道國不斷提升外資限制程度，地緣政治構成其重要的空間影響因素。這主要體現為，具有影響力的核心國家能在國際投資保護上，對其他國家產生空間關聯影響。運用《世界經濟自由》數據庫中的外資限制指標來測度國際投資保護程度，分析得出:全球一級核心國家在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上會產生全球性空間影響，地緣政治區域核心國家則存在本區域內的空間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比發達國家更易受地緣政治區域核心國家的空間影響;全球一級核心國家和地緣政治區域核心國家均存在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上的相互空間影響。因此，全球有影響力的大國，在降低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促進跨國投資有序發展上，應承擔更大的職責，同時，全球應通力合作加以應對。
關鍵詞:國際投資保護;地緣政治;空間影響;核心國家
一、引言
近年來，全球跨國投資受到較大阻礙，外資限制政策在各國不斷出臺，導致國際投資保護行為的蔓延和程度的提升。在此背景下，大量跨國投資項目因國際投資保護行為而失敗，[1]影響了資本在全球的有效配置。我國跨國公司因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增長迅速及受發達國家針對性政策限制，而面臨極為艱難的發展環境。[2]因此，在全球范圍內通力合作以消解國際投資保護行為，已成為各國跨國公司謀求有序發展的當務之急。這需要在理論上探明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的影響因素與國別關聯特征。本文基于地緣政治視角研究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之間的空間影響特征，考察全球核心國家和地緣政治區域核心國家在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上產生的空間影響。地緣政治格局會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也會對各國經濟政治關系產生重要影響，[3]因而勢必會通過外資政策形成國際投資保護的空間關聯格局。
國際投資領域的限制措施遠多于國際貿易，[4]在近年來全球各國新出臺的外資政策中，有近30%的政策是限制型的。[5]其中，歐美國家出臺的政策最為密集，并產生重要的跨國空間影響，而且逐漸導致國際投資保護行為在全球的蔓延。本文使用《世界經濟自由》數據庫中的外資限制指標量化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以地緣政治為切入點展開，將具有地緣政治影響的國家分為全球一級核心國家和區域二級核心國家展開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空間影響的實證研究。
二、相關文獻和理論推斷
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投資保護行為現象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對金融危機爆發后較多國家出臺限制外資進入政策的關注上。[6-7]其中一類文獻研究國際投資保護程度提升對跨國直接投資的危害，[8-9]這類文獻還包括國內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所受不利影響的研究。[10-11]另一類與本文研究更為相關的文獻是對國際投資保護影響因素的分析，這類文獻中，有些學者認為，東道國限制外資進入是為了消除信息不對稱獲取跨國公司剩余、[12]增加勞動者議價能力[7]等;認為在宏觀上，國際投資保護程度提升是逆全球化的體現形式之一，主要是由收入差距擴大、利益集團游說以及國別利益沖突等原因所致。[13-14]還有些學者認為，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后，短期內逆全球化的加劇將更進一步增加全球治理的難度，國際投資保護程度隨之提升，跨國投資的阻力會更為明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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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的研究視角為闡述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的國別空間關聯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當前，隨著全球政治和經濟的不斷融合，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在學科上也產生融合，地緣政治因素被認為會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16]在地緣政治學框架內，雖然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理論來反映國際政治關系中的地理因素影響，但均認為，特定國家具有較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構成了全球或區域地緣核心國家。[17-18]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掌握話語權的優勢大國能通過規則制定主導國際權力配置，[19]這些大國的興衰和戰略關系通過多種動力機制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產生影響，[20]從而影響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政策關系;大國在崛起過程中也會通過地緣政治戰略的變遷對區域國家甚至全球產生影響。[21]同時，作為對外關系的組成部分，外資政策也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國際政治關系層面的宏觀因素。由于國際關系具有較大的地緣特征，對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22]國際投資保護程度是外資限制政策在各個階段的綜合結果，因此除了受各自國內因素影響外，也在地緣政治格局中受核心國家的影響，由此提出本文的理論假設1。
假設1.國際投資保護程度存在空間關聯特征，全球及地緣政治區域核心國家會對其他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產生空間影響。
在地緣政治格局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存在不同的影響力，發達國家仍是國際規則的主要制定者，[23]因而國家政策的外部影響力也存在差異。在外資政策上，無論是促進型還是限制型，發達國家因市場較為完善，外資管制經驗較為豐富，政策實施受區域性的影響也較小，這將綜合體現在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上。發展中國家則不同，除了具有國際影響的大國外，部分國家的經濟發展仍然依靠國際援助，[24]因而政策獨立性較弱，更易受全球及區域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在外資政策上尤是如此，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國際規則的接受者，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較弱，[25]外資管制的經驗也較少，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參考周邊區域性大國，因而，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也更受區域性核心國家的空間影響。這些不同之處意味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際投資保護程度所受的地緣空間影響也存在差異，由此可提出本文的理論假設2。
假設2.發展中國家國際投資保護程度比發達國家更易受地緣政治區域的空間影響。
核心大國不僅在地緣政治中，是主要影響國家，而且，它們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也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主流。[26]因為，國際制度體系的構建和國際政策的實施主要是大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27]因而，全球核心大國和區域核心大國所實施的政策也受其他大國的牽制和影響。國際投資保護行為也是相互的，涉及到大國之間的相對利益，各國所實施的政策必然影響其他大國的對外直接投資。[28]地緣政治因素也將在該過程中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并通過大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和利益權衡產生空間關聯，由此，可提出本文的理論假設3。
假設3.核心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在地緣政治空間上存在相互影響。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在地緣政治學體系中，全球可按政治關系分為多個地緣區域，并依此界定具有全球影響的一級核心國家和具有地緣區域影響的二級核心國家。本文依據科恩(Cohen)[18]的方式將全球分為九個地緣政治區域，研究在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上一級核心國家對全球產生的空間影響，以及二級核心國家對所在地緣區域所產生的空間影響。表1列出了地緣政治區域及核心國家名單。
在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的度量上，有兩個跨國數據庫指標可供使用:一個是《世界經濟自由》數據庫外資限制指數;另一個是OECD數據庫中的外資限制指數。兩個數據庫指標各有千秋:相同之處在于，兩個數據庫指標均采用調查賦分的方式進行度量，前者越大的數值代表越低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后者越大的數值則反映國際投資保護程度越高;不同之處在于，《世界經濟自由》數據庫所包含的國家樣本數量和覆蓋年份更廣，而OECD數據庫僅包含67個國家樣本且從2010年后才開始連續度量，但優勢在于指標由分行業匯總而成，精確度更高。由于本文旨在研究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的空間影響關聯特征，需要充分的國別樣本量保障研究的可行性，因而采用《世界經濟自由》數據庫中的外資限制指標度量國際投資保護程度(圖1繪制了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的演變趨勢)。
從圖1中可以發現，一方面，全球一級核心大國、地緣政治區域核心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具有相同的發展演變趨勢;另一方面，其他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介于一級核心大國和二級核心國家之間。該結果在統計意義上反映出國際投資保護程度存在地緣政治上的空間關聯特征，為實證研究驗證理論推斷提供了直觀上的佐證。
四、研究結果與解釋
1.基準回歸結果
為檢驗地緣政治核心國家對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的空間影響，分三種情況對基準方程進行回歸，得到表3的結果。
表中Hausman統計量用于判斷選擇采用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模型對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回歸第一列僅反映全球一級核心國家在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上的空間影響，第二列僅反映地緣政治區域核心國家的空間影響，第三列則同時包含了兩者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IVP_Oit在第一列中顯著為正，IVP_Tit在第二列中顯著為正，第三列IVP_Oit和IVP_Tit均顯著為正。該結果反映全球一級核心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會產生全球性空間影響，而地緣政治區域二級核心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會在區域內產生空間影響，這有效驗證了本文的理論假設1。進一步地，回歸結果也顯示了IVP_Oit的系數值大于IVP_Tit，說明在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上，全球一級核心國家產生的空間影響幅度大于地緣政治區域核心國家，間接反映了大國在國際投資政策中的影響力。在控制變量中，TRADEit、RENit和LABORit均不限制，而WGIit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國家治理質量是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的重要影響因素，且較高的國家治理質量能降低國際投資保護程度。
在本文的回歸中，可能存在其他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對全球一級核心國家和地緣政治區域二級核心國家產生的反向空間影響，以及全球性宏觀因素共同影響所有國家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的情況，從而對回歸結果的因果特征產生了干擾。為了排除這種潛在相互影響以及遺漏變量可能產生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分別使用一級核心國家和地緣政治區域二級核心國家的國家治理質量指標及其滯后一期值作為核心國家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的工具變量，再次對方程進行研究。這是因為，一方面，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已表明國家治理質量會顯著影響本國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因而工具變量和解釋變量相關;另一方面，核心國家的國家質量不會直接影響其他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程度，因而工具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不存在直接相關性。因此，在邏輯上，核心地緣政治國家的國家治理質量是其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的理想工具變量。以此作為工具變量再次回歸得到表4的二階段最小二乘法和廣義矩回歸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IVP_Oit和IVP_Tit的回歸系數符號、顯著性以及相對大小與表3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說明在控制了內生性問題后，仍反映出全球一級核心國家和地緣政治區域二級核心國家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國際投資保護程度上的空間影響。表4的回歸也說明了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不受內生性問題的干擾，有效驗證了國際投資保護程度空間影響的因果穩健性。——論文作者：余官勝，曹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