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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歷史與文學從來就是分不開的。研究文學離不開歷史，離不開文學發生的歷史環境。當然，研究民國文學，也離不開民國時期的歷史文化環境。我們只有深入到了民國歷史文化的細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國時期的文學，也才能有效地解讀和闡釋民國文學。民國歷史的
摘要：歷史與文學從來就是分不開的。研究文學離不開歷史，離不開文學發生的歷史環境。當然，研究民國文學，也離不開民國時期的歷史文化環境。我們只有深入到了民國歷史文化的細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國時期的文學，也才能有效地解讀和闡釋民國文學。民國歷史的底色就是“民國性”，我們只有對民國歷史的“民國性”加以準確把握，才能激活民國文化語境中的民國文學。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國歷史與民國文學的關聯性。本文選自：《文史博覽》前身是《湖南文史資料選輯》，后改名《湖南文史》，再到今天的《文史博覽》。雜志由省政協主管主辦，社長兼總編江涌。雜志社除《文史博覽》文史版主刊之外，還辦有《文史博覽·人物》、《文史博覽》理論版、《文史博覽·電子雜志》和文博中國網。
關鍵詞：文史博覽,文學研究,歷史文化
首先，我們必須返回到民國社會歷史的具體場景之中。這種返回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回到歷史中去，而是回到歷史現場、回到歷史細節，最大限度地貼近歷史真實。正如陳國恩先生所言：“這不是說研究民國文學應該按照三民主義的思想來進行，相反，我們應該超越三民主義，站在更高的歷史點上來對民國時期的文學作出評判。”
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種不足，激起知識分子的某種追問和思考。關于民國歷史文化的這些研究、書寫，看上去似乎觸摸到了歷史真實，實際上還是大眾文化的流俗，還是“民國掌故”的演繹，“民國百態”的展露。面對這些民國文化的研究與書寫，我們的“民國文學”研究又該如何?我們的研究不能流于“獵奇”與“熱鬧”，而是應該進入民國的細部，回到民國的歷史文化語境當中，反觀我們的“民國文學”。這就提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即如何回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倡導回到民國歷史文化語境之中，但關鍵是如何回的問題，我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一個關鍵詞“民國性”。“民國性”是民國歷史文化語境的一個基本特性，我們一切的研究都離不開這個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魯迅，很多時候都基于一個基本的習慣性認識，認為當時社會是黑暗的，是沒有人權的，是充滿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實果真如此嗎?仔細研讀民國社會歷史，發現民國并不是像我們認識的那樣，魯迅對民國的憲政理想還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種“坦蕩”的行為。此例說明，我們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國真實的歷史文化，才能在民國文學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我們的研究才有價值和意義。關于憲政理想與民國文學，《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發表了一組筆談《憲政與法制視野中的民國文學》。編者按中說：“民國時期的政治專制與社會動亂同它的文學成就相比較，形成鮮明的反差，這里存在一種憲政理想與政治現實的矛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近代以來已經深入人心的現代政治理念，憲政對知識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對統治者的某種抗拒都不容忽視。正是這樣一種文化為現代文學艱難地開辟了生存空間，其中的啟迪值得我們深思。”民國時代的矛盾、困苦和艱難是不爭的事實，但“也是在禁錮擠壓的生存現實中，魯迅、胡適、茅盾、巴金、曹禺、胡風等一大批現代知識分子不屈抗爭，以‘魔羅詩力’的意志、普魯米修斯的勇氣，以對現代政治與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銳把握，努力撐開了一片嶄新的寫作天地。”“民國性”是民國文學研究的應有品格。這既是我們堅持學理依據的“守正創新”，也是對民國社會歷史條件和文化語境變遷重新審視的結果。我們研究民國文學，必須借鑒現代文學研究的得失。現代文學研究強調文學研究的“現代性”，而忽略了文學的歷史性生成。我們應該反思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價值思維方式和具體的學術研究理念，通過對“現代性”的反思來激活民國文學研究。
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習慣于“現代性”話語系統，而缺乏主體意識，缺乏回到歷史細部，缺乏學科的自我研究體系、概念、范式的建構。我們如果能夠跳出“階級斗爭”的歷史觀，回到民國歷史的現場，就會發現很多被遮蔽了的歷史事實，諸如民國時期的文學與經濟的關系、文學與法制的關系等，這對我們理解像茅盾的《子夜》這樣的作品很有幫助。再比如1920年代，魯迅起訴教育部事件。魯迅為什么敢起訴教育部?這背后有何歷史因由?還有1930年代，胡適、羅隆基等人的《新月》雜志抗爭事件，這個事件背后的民國歷史生態究竟是怎樣的?值得深思。發掘歷史細節，在新的歷史架構中展現文學發展自己的邏輯，將中國現代文學中被遮蔽的內容敞開，一些新的、鮮活的研究命題將會不斷涌現，這有利于反思、反觀今天的學術研究，推動自我批判和自我認識。把民國的歷史細節和文學自身關聯起來，我們將會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見，形成學術研究的正能量。總之，“民國性”是民國歷史文化與民國文學得以展開的一個根本和基礎。研究民國文學離不開民國歷史文化，民國文學是在民國歷史文化的場域中顯現的。我們只有把握住了民國文學的“民國性”特質，才能真正叩啟民國文學研究的大門，才能解蔽民國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民國作家的生存狀態、作品內涵，以及民族主義文學思潮。
民國文學的研究雖然在近年來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但如果要從學理性上來講，還得有一個理論視域，這樣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認同。民國文學概念的合法性及其歷史依據，民國文學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歷史依據都需要理論的支撐。缺乏理論視域的民國文學研究很難得到深化和推進。當前的民國文學研究如何與“民國氣氛”、“民國語境”、“民國范兒”有效地結合起來，需要有一種理論維度來拓廣。這個理論的基礎和關鍵詞就是“民國性”，我們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國性”這個最為根本的基礎之上，才能扎實有效地推進民國文學的研究。應當承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視野比以前寬廣多了，學術空間也比以前大了，在這種多元化的學術研究過程中，民國文學的研究視角應運而生。一批有著重要學術價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現出來，令人欣慰。但總體來說，這些研究往往還停留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范式和思維模式之中，真正關注民國文學“民國性”品格的意識不強，導致了只是把中國現代文學換成了“民國文學”這個說法而已。因此，必須指出，民國文學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疇的轉換，它的研究落腳點應該是“民國性”品格的確證。民國文學研究的另一個理論場域應該是民國文學史。近年來有關民國文學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國時期文學的政治想象》，湯溢澤、廖廣莉合著的《民國文學史研究》，張堂會的《民國時期的自然災害與現代文學書寫》，李怡、布小繼的《民國經濟與現代文學》，以及李怡主編的在大陸和臺灣出版的兩套叢書;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范式》，張桃洲的《意義與限度———作為文學史視野的“民國文學”》，王學東的《“民國文學”的理論維度及其文學史編寫》，劉勇、張弛的《文學史的時間意義———兼論“民國文學史”概念的若干問題》，秦弓的《現代文學的歷史還原與民國史視角》、《三論現代文學與民國史視角》等。這些著作和文章從史的角度對民國文學進行了展開和闡釋，是對民國文學生態的還原。這種“‘民國生態’的還原，從根上觸動現代文學真正的民國政治意識形態內涵，因此就可剝開在現代文學研究中多重糾纏的問題。”這對于我們理解和解讀延安紅色文學、解放區文學，乃至左翼文學都有很大的幫助。甚至被中國現代文學遮蔽了的一些文學現象、文學期刊、文學作品、文學流派、區域文學等都可以在民國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
這種中國現代文學的“民國生態”還原，既是文學本身的回歸，也是文學史的回歸，同時具有明顯的“民國性”印跡，是一種理性的回歸。為了能夠從理論上支撐民國文學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國機制”這一重要的范式。他認為：“民國機制就是從清王朝覆滅開始，在新的社會體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動社會文化與文學發展的諸種社會力量的綜合，這里有社會政治的結構性因素，有民國經濟方式的保證與限制，也有民國社會的文化環境的圍合，甚至還包括民國社會所形成的獨特的精神導向，它們共同作用，彼此配合，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特征，包括它的優長，也牽連著它的局限和問題。”李怡還說：“對于民國時期文學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國性’，我稱之為‘文學的民國機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學的“民國性”問題，提出了“文學的民國機制”。這就給民國文學研究賦予了理論品格，讓民國文學研究獲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張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國文學研究的“民國史視角”。這種“民國史視角”有著中國現代文學無法逾越的優勢，它可以直抵文學本身，還文學史以本來面貌。“以‘民國’來命名文學史，是一個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學思考。”張先生試圖在民國社會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國文學的發生發展、作家的生存狀態、作品的內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戰場文學、民族主義文學思潮，讓這些文學存在得到真實的反映和準確的評價。張先生的“民國史視角”實際上也是基于“民國性”而提出的一種理論視域。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民國文學框架下研究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結論。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來，民國史與現代史或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沒有給予特別關注的必要。然而，當我們僅僅以現代史或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視角來考察魯迅時，一些在民國史視角看來成為問題的問題就無法獲得清晰的認識，甚至完全被遮蔽掉”。還有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因為它賦予民國文學起點的意義，所以可能評價更高。其實對于辛亥革命的評價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我們強調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為了給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發生尋找更為合理可靠的理由。這就說明，我們要激活民國歷史與民國文學的關聯性，“民國性”問題的把握就顯得至關重要。“民國立場”、“民國姿態”這種帶有“民國性”符碼的研究趨向，是開掘民國文學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們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發掘其創作的機能，將“文學的內部”和“文學的外部”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以前讀魯迅的小說《藥》，認為小說表達了作者對辛亥革命換湯不換藥的失望。但事實上，魯迅先生對“五四”啟蒙先驅是充滿希望的。他說：“中山先生逝世后無論幾周年，本用不著什么紀念文章。只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見，魯迅對民國是滿懷希望的，只是對那些有意破壞民國者們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這種歷史與文學關聯性的建構，既有利于我們對文學文本的準確理解和判斷，又凸顯了這一歷史階段的根本特性“民國性”。我們要研究抗日根據地內孫犁的小說創作，就必須了解白洋淀的經濟、文化狀況，了解那個時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與鄉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國性”，我們才能破解“土地改革與孫犁的矛盾”。回到民國的歷史文化語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國歷史的豐富性、復雜性，“現代文學研究或許能夠獲得一次新的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