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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體育是城市現代性的表征，體育融于城市生活實質上是體育與城市共生關系的具體展現。基于文獻資料調研、邏輯推理與個案梳理對波士頓體育城市建設進行分析。認為：波士頓體育城市發展歷經城市擴張期體育傳入與高校傳播(18201890年)、產業轉型期體育職業
摘要：體育是城市現代性的表征，體育融于城市生活實質上是體育與城市共生關系的具體展現。基于文獻資料調研、邏輯推理與個案梳理對波士頓體育城市建設進行分析。認為：波士頓體育城市發展歷經城市擴張期體育傳入與高校傳播(1820—1890年)、產業轉型期體育職業化與商業化(1890—1970年)以及后工業時代體育觀念內化與認同(1970年至今)等3個階段。城市社會變遷中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產業轉型升級中的資本引入與政企合營、公共空間開發中的居民參與及政府作為以及城市共同體塑造中體育反哺與雙向互動構成波士頓體城融合的時代動因。以此為觀照，從營造居民體育與商業體育嵌入式發展的都市運動場景，確立政府、市場及社會有機協同的城市體育治理邏輯，推動居民需求與城市特征相契合的公共體育空間建設以及構建城市化進程中居民共同體感知與俱樂部文化認同等4個方面提出本土體育城市建設之倡議。
關鍵詞：體育城市;體育文化;體育賽事;文化認同;波士頓
隨著城市社會來臨及全球城市化進程加速，芒福德所述“城市容器”概念逐漸朝區域間經濟、文化及公共機構的高度聚合體這一形象存在與發展[1]。在此過程中，全球區域間競爭逐漸由國家轉向城市，以體育為代表的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共同成為全球城市排行位次與能級的重要參考指標。因此，基于經濟、文化及政治諸方面因素考量，國家對于城市體育施以政策加碼的推動措施。2014年，國發〔2014〕46號文《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出臺以來，各地市紛紛響應號召，就城市體育發布一系列政策法規并取得產業經濟發展、城市形象傳播等系列成效。然而，當變革漸趨深入，公共體育空間建設、本土賽事認同構建、體育參與場景營造等體育生活層面的問題日漸顯現，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困擾本土體育城市建設發展的病理性癥結[2]。對此，有必要通過具有典型案例價值的個案研究來探尋不同城市在體育文化品牌建設、全民體育環境營造及體育產業生成邏輯層面的經驗與教訓。在對英國、美國及德國[3-5]體育城市進行梳理分析后，研究將視角轉向單體的城市個案分析，希冀通過具體城市的案例分析與特色比較進一步深化體育城市研究的實踐議題。
波士頓(Boston)，美國馬薩諸塞州首府，全美歷史文化名城，同時也是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的最大城市。五大聯盟6支職業體育俱樂部扎根于此且41次拿下聯賽冠軍;1897年創立的波士頓馬拉松賽是全球最古老的馬拉松，也是世界六大馬拉松之一;波士頓超過80%的居民喜歡步行[6]、超過64%的成年人對至少一項體育賽事保持著狂熱愛好[7];媒體SportingNews評選全美最佳體育城市，波士頓4次摘得桂冠，是全美城市中獲得冠軍次數最多的城市[8]，2020年福布斯雜志評選美國最佳體育城市，波士頓毫無爭議地位列榜首[9]。波士頓體育城市建設緣何取得成效，又遵循何種生成邏輯，值得深入分析研究。據此，研究采用縱向歷時考察與橫向理路梳理的分析框架，考察波士頓體育城市建設的階段與歷程、動因與經驗等，進而為當下中國體育城市建設和發展提供思路與啟發。
1波士頓與體育融合的縱向歷時考察與橫向理路分析
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便對城市提供了永恒正確的答案——人們因安全而聚集于城市，人們為了生活更美好而留在城市之中。縱覽波士頓城市擴張期、產業轉型期到后工業時代與體育的互動，體育的功能與意義經歷了由閑暇娛樂到產業經濟再到作為生活方式的范式演進。其間，體育與城市的融合互構不僅深刻改變了波士頓城市居民的價值觀、生活態度、行為規范與社群網絡，還擴散至波士頓環境規劃理念與公共空間建設層面，甚至重構了近現代波士頓的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向，起到彌合乃至于修復城市弊病的功效。透過體育在波士頓發展的歷程表象，體育融于生活不僅包含經濟層面的轉型與升級、空間層面的集中與擴散，亦囊括觀念及生活方式的嬗變。一方面，工業革命與城市化促成人口高度的異質性，體育成為移民融入波士頓的有效方式并作為外來移民家庭的代際傳承得以沿襲;另一方面，高校體育的生成擴散、居民之間的流動傳播、商業資本的投資轉場及公共空間的概念確立催生波士頓堅實的體育參與基礎。不難看出，波士頓與體育融合的緣起、背景與路徑無一不與其城市化進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1.1波士頓與體育融合的縱向歷時考察
1.1.1城市擴張期體育傳入與高校傳播階段(1820—1890年)
19世紀30年代，工業革命對于勞動力的巨大需求使波士頓城市化進程加速，1870年，其人口相較于1830年增長4倍，土地面積則擴大3倍[10]。城市面積快速擴張與外來人口大量增長的時代背景使城市發展陷入無序與混亂。因此，對自我約束、拼搏精神以及城市秩序的追尋，成為體育在波士頓萌發與流行的根本原因。
縱覽波士頓體育的早期傳播，高校在人才引進、品格培養、比賽舉辦與規則改進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1826年，哈佛大學外籍教師查爾斯·福林率先將德國體操引入美國，并在哈佛主導建設全美第一個大學體育館，同年，波士頓第一座公共體育館開設，居民參與體操運動之盛況空前;1851年，英格蘭人在波士頓創辦基督教青年會，而后該組織在斯普林菲爾德市創辦基督教學校(春田學院前身)，該校教師J.奈史密斯與學生W.G.摩根分別發明了籃球與排球運動;1852年，哈佛應耶魯邀約在波士頓以北約180km的溫尼珀索基湖開展了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校際劃船比賽，之后兩所學校不時相互邀約比賽，波士頓校園自十八世紀延續百年的因“玩手球、足球、滾球將被罰款”的陳陋校規亦隨風而去;1874年，現代美式橄欖球在哈佛對麥基爾大學的比賽中初具雛形，被賦予規則的橄欖球在保證對抗與趣味性的同時危險性大大降低，獲得了大量體育愛好者的青睞。由此，哈佛通過體育與美國東北部高校建立起緊密聯系，乃至于為后世常春藤聯盟(IvyLeague)的創建提供了雛形。在新英格蘭地區，當學子畢業走向全美各大城市，體育為他們留下堅毅品格、忍耐精神與團隊協作能力等不可磨滅的印痕。由此，體育不再被作為“荒廢時間，沉迷享樂”的標志，身體活動伴隨著勤奮務實、崇尚自由競爭與適者生存的觀念在波士頓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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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休閑娛樂需求的彌散使波士頓成為“新式體育”誕生地，被封為美國國球的棒球運動，便是由波士頓地區常玩的跑圈子(rounders)結合板球演變而來;1872年，波士頓通過投票成為全美第一座撥款修建游樂園的城市，至1889年，波士頓已擁有11座游樂場;同年，波士頓修建數座室外體育場，供居民消磨因休息日增加所騰出的空閑時間。此外，體育在高校的傳播及社會中體育生活方式的流行使波士頓成為全美體育有組織發展的策源地。1885年，美國體育協會，即如今的美國健康、體育、休閑和舞蹈聯盟在波士頓召開成立大會;1889年，具有歷史意義的全美首屆體育大會在波士頓召開，商討如何使體育與時代發展融合之問題。在此期間，體育被賦予一種客觀上的道德含義，即從事體育可以強健體魄、磨練意志，“干凈的體育活動”(CleanSport)亦被提出，用以緩解暴力、賭博等問題對于城市與體育的傷害[11]。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波士頓大致遵循自生型城市體育發展道路，呈現出從上至下，卻也扎根于居民生活的城市體育發展態勢。
1.1.2產業轉型期體育職業化與商業化階段(1890—1970年)
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結構進化密切相關，相輔相成。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文化創意和休閑娛樂、技術創新和高端服務為主的新興產業在新英格蘭地區崛起，產業轉型構筑起波士頓體育發展的時代背景，并造就多樣的城市體育發展進路。這一時期，以職業與商業化為特征的城市體育顯示出“產業為主，三方合力”的樣態。
首先，波士頓體育沿襲自下而上的發展傳統。1891年，首次籃球比賽在波士頓附近的斯普林菲爾德舉行，旋即成為1904年圣路易斯奧運會的表演項目;1896年，全美首次排球比賽在波士頓附近的霍利約克舉行;1897年，波士頓組織起第一屆、同樣也延續至今的波士頓馬拉松。這些新型體育項目在民間的發明與創新結合了美國本土文化，在普及操作層面具有體操等運動形式所不具備的、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得到眾多居民擁護參與的體育運動需要得到規范，體育從業人員、體育俱樂部乃至于更富專業性的體育商業聯盟漸漸形成并構建起美國特有的“職業體育聯盟”制度。
其次，1890年有軌電車的普及使波士頓郊區化進程加速[10]。基于此，商業資本紛紛尋求退出城市中心并在郊區開拓新的投資路徑。這一時期，將波士頓人的休閑娛樂需求與體育相結合，無疑成為最為明智的選擇。1901—1959年，全美四大職業體育聯盟球隊悉數入駐，波士頓成為全美最早擁有四大職業體育聯盟的城市之一。這一時期，郊區圍繞體育的場館建設、商圈營造及運營維護等投資與消費成為波士頓經濟增長的重要推手(表1)。
最后，體育在波士頓的環境修復與城市轉型計劃中同樣發揮著獨特作用。19世紀末，波士頓成立“大都市公園委員會”督建波士頓大都市公園體系(theBostonmetropolitanparksystem)工程，用以修復環境并提供回歸自然的棲息與鍛煉場所[12]。20世紀50年代，波士頓開始向高新技術與文化產業轉型，重建休閑娛樂設施及鼓勵參與休閑娛樂的建議被采納。綠化城市道路、提倡自行車出行、修葺公共空間等措施幫助波士頓提升了城市活力，吸引了高素質人才留居此地，居民也開始主動參與體育比賽消費、綠色出行及購買體育賽事周邊產品等活動。在市場踴躍投資、居民積極參與及政府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波士頓平穩實現了城市的產業轉型與再次發展。
1.1.3后工業時代體育觀念內化與認同階段(1970年至今)
城市社會進化的最高層次即是人類群體所形成的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它囊括觀念的更新，也包含行為方式的更迭。20世紀70年代，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中提出以服務業崛起及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結構將深刻影響居民的行為方式，也會直接改變城市生活的日常[13]。
具體而言，一方面，州際高速公路、汽車、電腦及遠程通話技術的日趨成熟使地理位置的臨近優勢相對削減，與之相伴的必然是城市中產階級對故土的依賴程度降低。由此，體育承擔起增強城市認同的作用——正如電影《心靈捕手》中主角威爾與桑恩聊到波士頓紅襪隊便一見如故那樣，體育成為故土的代名詞，通過參與體育節慶獲得對現代城市的認知與認同，彼此的關系亦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體育運動在觀念層面逐漸演變為一種涉及公平、權利乃至于性別的深刻議題。有批評家指出政府應修建更多的社區公共體育設施并將其免費提供給公眾，否則，社區體育俱樂部的瓦解與居民體育參與熱情的降低將消解社會公平。此外，1970年之前，波士頓馬拉松每年參加人數不過數百人，但女權主義的第二波浪潮成為馬拉松發展的利好因素，首位女跑者凱瑟琳·斯威策(KathrineSwitzer)超越了性別偏見，用自己的親身實踐闡述體育通過與經濟、教育的聯結之外，與城市社會產生互動的全新方式。至1970年，波士頓馬拉松參賽人數突破千人，而1996年，波士頓馬拉松參賽人數達到38709人，相較于1970年增長32倍[14]。
觀念的變革滲透到城市規劃層面，20世紀60年代，基于“技術—經濟”權利的理性主義城市觀表現出對人的權利的侵害與對人的異化。因此，對于“生活質量”的追求使得修復城市肌理、改善生態環境和塑造人文城市的規劃理念被現代城市所普遍推崇，波士頓開始推行“適合步行尺度的都市主義”。在攝像頭、GIS地理信息系統及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科技手段輔助下，波士頓道路網絡、交通資源、公共空間得到全方位整合。時至今日，16.7%的波士頓居民步行或騎行上班，與華盛頓并列全美第一[16];95%的居民步行5分鐘可達綠色公共空間，由此，城市與人通過體育而產生聯系，波士頓也成為全美最適合步行的城市之一(圖1)。
需要注意的是，體育不僅在生活層面影響波士頓的發展，文化層面的體育傳統亦持續構建起居民、體育與城市的“共同體感知”。據統計，當2004年波士頓紅襪打破貝比魯斯魔咒，拿下闊別84年的世界大賽冠軍后，來自波士頓及新英格蘭地區的320萬居民走向查爾斯河沿岸參加冠軍游行，共同慶祝體育為城市帶來的榮耀。而當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發生后，“BostonStrong”的聲援則流傳于網絡空間，繼續奔跑也成為波士頓人民表達對美好生活向往及熱衷的最好方式，由此，波士頓及其居民之間通過體育建立起來的“想象的共同體”之特質愈發鮮明。
1.2波士頓與體育融合的橫向理路分析
1.2.1城市社會變遷中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
伴隨工業革命而來的移民數量上升、基礎設施完善及文化消費增長，波士頓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其間，城市化進程對于城市生活的改變不僅局限于經濟結構與社會關系，也體現在勞動消費、人際交往及精神生活觀念嬗變等層面。就體育而言，工業與城市化進程為人帶來的弊病與福祉同時作用于體育，并使其得以快速發展及逐漸融于城市之中。
一方面，工業革命對勞動力的需求使得波士頓移民數量急速膨脹，高度的人口異質性特征致使城市隔離沖突的不斷發生，干擾城市社會的正常運行，為體育的發展提供心理動力。其間，沃斯(LouisWirth)在其著作《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城市主義》中指出，工業與城市化進程中大量不同國籍、文化背景的人群密集接觸，將自發產生理性、自利、保守、專門化但具有包容精神的“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克勞德.S.費希爾(ClaudeS.Fischer)則在批判性吸收沃斯的觀點后提出，城市發達的規模、高度的異質性為多元文化提供共存可能性的同時，日益頻繁的流動與聚合也將生成某些亞文化并使這些亞文化成為主流文化，進而擴散到居民生活日常之中，演變為城市生活的常態[17]。這顯然也為體育在城市的流行提供了另一種維度的解釋——當移民漸次增加與文化輸入持續醞釀，基于體育的同好內聚式地從高校及有閑階級擴散至整個新英格蘭地區，體育這一“亞文化”隨著閑暇時間增多與職業聯賽擴張逐漸成為一種體面、健康的主流生活方式并融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演化為城市社會普遍提倡的事物并內化于人們的自發行為和價值觀念之中。
另一方面，生產力發展帶來體育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城市公園、小徑、河流等城市公共空間在保持生態完整性基礎上得到進一步開發和利用;私人汽車、地鐵等現代工業文明產物使人得以“逃離”擁擠的市中心，引發了城市郊區化現象，開啟大型運動場館在郊外投資的熱潮。19世紀80年代，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則改變了居民的消費觀念與資本市場的投資理念。以娛樂休閑為代表的文化消費不斷增長，倒逼資本市場對體育增加投入，以便生產出更優質的體育產品來供給消費。由此，以四大職業體育聯盟為代表的波士頓體育競賽表演這一“傳統行業”在全美電視直播、視頻精彩回放等現代科技的加持下再次煥發生機。值得一提的是，在波士頓2016年開展的“BikeDate”計劃中，以GIS地理信息系統和大數據結合為代表的技術通過路線規劃、網絡改善、資源配置等措施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波士頓人“以車為主”的傳統，成功推廣了綠色健康出行的生活方式。——論文作者：茹曉陽1，王成2，譚廣鑫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