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3-01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作為近代早期在華外文報刊的代表，《中國叢報》在中國新聞史上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本文分析了20年間該刊的新聞業務流變情況，包括辦刊理念、新聞選擇、言論傾向、內容編排、稿源管理等方面的特征及其變化，發現該刊堅守知識傳播初心的同時新聞業務
【摘要】作為近代早期在華外文報刊的代表，《中國叢報》在中國新聞史上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本文分析了20年間該刊的新聞業務流變情況，包括辦刊理念、新聞選擇、言論傾向、內容編排、稿源管理等方面的特征及其變化，發現該刊堅守“知識傳播”初心的同時新聞業務不斷調整，致力于記錄中國、參與中外交往、建構和影響時代的媒介實踐也有不同表現，在近代傳媒史和早期中國社會轉型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國叢報》;新聞業務;辦刊理念;新聞選擇;知識傳播
中國叢報》[1]作為最早在中國境內報道中國的英文刊物，于鴉片戰爭前后在廣州、澳門和香港三地輾轉辦刊達20年之久，刊載內容豐富，重視新聞報道的變化、價值、準確、深入和多方面來源，在當時和后世都很有影響，被認為是中國早期在華外文報刊的代表。戈公振看重它“對于中國文字及華人生活研究之精密”[2]，白瑞華認為它“關于中國這個古老帝國在社會轉型遷移的評論非常有價值”[3]，當代新聞史家方漢奇則注意到了該刊“在了解中國方面所表現的那種認真精神和由此所取得的大量成果”[4]。學者們從國際關系學、漢學、語言學、歷史學、文學、法學等學科視野出發，將《中國叢報》視作交流橋梁、史料來源、研究集納、學習讀物、中國知識形象建構者，但目前從新聞傳播學視角比較具體地探討它在各階段形式、內容、信源、選評等新聞業務流變情況的研究還比較少，需要就此繼續發掘。因此，本文依時間為序，對該刊新聞業務實踐做一研究，以此進一步深化對該刊的認識。
一、早期：記錄交流知識-增強新聞性-建構新時代
《中國叢報》在華運行20年中，初始時期該刊經歷了鴉片戰爭并輾轉于澳門、香港和廣州。根據《中國叢報》欄目、內容、供稿者變化等情況綜合考慮，結合時局、辦刊地、言論傾向等方面的變化，可以把裨治文主編時期又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32年5月到1834年4月，即該刊的第1、2卷;第二階段從1834年5月到1839年6月，即該刊第3卷第1期到第8卷第2期;第三階段從1839年7月到1844年10月，即該刊第8卷第3期到13卷第12期;第四階段從1844年11月到1847年5月，即該刊第13卷第11期到第16卷第5期。
(一)記錄中國以交流知識——《中國叢報》的創刊設想及初期新聞實踐
作為外國人在中國境內首份刊物的創辦者，《中國叢報》創刊號的序言里表達了自己的辦刊理念和設想。東亞各國知識匱乏，那些對人類有價值的、為西方國家所獨享的近代文明，也將為東方平等享有并產生同樣的結果;稱盡管“與東亞國家的商業往來由來已久，但知識及精神的交流卻微乎其微……西方人對中華文明所知甚少……”[5]表示為了中國和西方在知識和精神上的交往事業，要克服語言、文化、平臺等重重障礙，“懷著特殊的感情記錄中華帝國”，盡量謀求“理解造成雙方僵局的原因”，將在工作中秉持“無偏見、有證據和負責任”，也“渴望和感謝幫助、批評及路上的光”，還稱“完成偉大事業定要有很多很好的指導和長期持續的努力，將以耐心、克己、溫和，欣然忍受困難、囚禁和死亡的品質從事之”，并把這視為自己的“幸福和不可推卸的責任”[6]。序言中還明確將書評、自然史、商業、社會和人民性格等列為該刊工作目標。這一重視知識增長特別是中西知識交流的思路，隱含有東亞知識匱乏、西方已更優越的預設，是裨治文創辦《中國叢報》、撰稿和辦刊的基本宗旨，也在該刊20年的實際運作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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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宗旨定下來后，具體如何操作呢?《中國叢報》開始了最初兩年的探索。從欄目設置來看，該刊這一時期除了長篇專文之外，設置有雜記、文藝通告、時事日志、后記等新聞類欄目，每個欄目由數篇消息或評論構成。其中，雜記欄目只出現在第2卷，是對多方面問題發表看法的幾篇小文章的集納[7]……時事日志雖然后來保留了下來，但這兩年的樣式有所不同，每則消息以獨立的標題單條出現，在版面編輯上也分兩欄。其他欄目在后續階段則是不規律出現。從實際內容來看，這兩年的《中國叢報》主要刊發了早期外國人在華歷史方面的書評、郭士立的游記、中國人口區劃、信息傳播等基本情況以及廣州和北京的簡單介紹，也有各地叛亂、官員動向、東印度公司專利權終止等時政新聞及其他內容。從新聞選擇上來看，《中國叢報》這一時期就很重視新聞的真實性，盡最大可能忠實報告真相。面對判定官方和流言等信源帶來材料的可信度問題，裨治文曾稱“大概官方可信度為六成，流言可信度為一半，整體可信度為百分之十”。他苦于沒有最大程度達到新聞真實性的方法，但仍然以此為努力的目標，基本是盡自身的知識與信念選擇處理，且希望讀者能夠理解并自己做出判斷。但裨治文同時也反思該刊自身責任是“報告被稱為真相的一般信息，因此應忽略自己相信與否的問題”，并稱“將永不報告我們確定為不真實的東西”。導致上述情況出現的原因之一，是本階段《中國叢報》的供稿人隊伍比較小，僅僅比該刊最后一卷的供稿人略多，其中比較了解中國情況的馬禮遜在本階段對該刊給予了極大支持，發稿量遠遠高于其他作者甚至創辦者裨治文本人，而且這些供稿者基本上都是后來繼續支持該刊的人，說明這一階段它是由熟人協助辦起來的。
(二)新聞性增強——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叢報》
從第3卷開始到因受中英沖突所引發時局緊張的影響遷往澳門的日子里，《中國叢報》處于迅速成長期，從體例樣式、報道內容、新聞編排和信息來源等方面都有了比較大的革新，新聞實踐更有章法，對“時代事務忠實記錄者”的自身角色認定也更清晰。
1.《中國叢報》的欄目調整
從第3卷即1834年5月號起，撤銷每期后面的小欄目，根據具體內容情況將其做成專文，并標以Art，或者是融進時事日志。這樣《中國叢報》形式上通常分為專門長文和時事日志兩部分。專門長文占每期的大部分篇幅，包括部分重量級文章的連載，主要有關東西方自由交往、旅居游記、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地區介紹、中文典籍、社會問題與時局述議、自然、年歷、問題討論、知識教化等，有些文章還附有插圖。時事日志則在予以保留的同時改變樣式，不再另設小標題，統一在關鍵詞式的標題下集納，也不再分欄，字號變大。
2.從報刊內容來看，《中國叢報》這一階段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推進，重視世俗事務的傾向也更加明顯，整體上新聞性增強，更加重視當年和當代的情況，言論也更有傾向性
具體來看，該刊關注的地域更加廣闊，在以連載漫游札記等形式更細致介紹廣州的基礎上，也涉及到亞洲的日本、印度、暹羅、琉球、婆羅洲等地;對中國事務的關注也更加深入，包括中國典籍、自然史、政治法制、報刊、外貿狀況等都有更系統的介紹，也注意到在華外國人及其社會組織的活動情況。而且，《中國叢報》這一階段更加注重時局走向，使刊物的新聞性增強的同時也表現出更明顯的傾向性。比如逐漸看重美國因素、與中國和東亞的交往關系、殖民問題、中英官民沖突等，并集中就鴉片交易及其危機問題組織征文、展開評論。其主要導向，是以自由、平等、革新等原則為矛頭明確批判中國，重點涉及外交和軍事問題，也有中國政治、文化、社會中為外國人所不認同甚至視為罪惡的地方，在表達危機與希望的同時明顯在制造輿論。最尖銳的是，《中國叢報》提出要實現中外交往的新秩序，即與北京朝廷和皇帝直接溝通，形成公正平等的“新交往體系”，簽署保障外國人權利的條約，并且把這與世界最大帝國的命運、亞洲的形勢與利益、東半球的幸福聯系起來，還展望中國走向現代進步、在世界上確立正確的位置。為此，該刊反復呼吁西方政府聯合行動，爭取上達“天聽”，也以時代需求和旁觀者的期待鼓吹由英國來推動相關行動。
3.從新聞選擇評判和編排處理來看，這一階段的《中國叢報》也更有章法和條理
在依循時效性原則的基礎上，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自己接觸和了解到的信息加以排序。從距離上由近及遠——由廣州本地到中國再到外國，從價值上側重于易引起注意、新鮮、有趣、值得關注的內容，并追求新聞素材完整正確、統一及契合該刊。后來，隨著信息渠道的拓展和對中國情況的更多把握，該刊編排方式又曾有所調整，表現為：選評標準中趣味的重要性提升、對一般性內容做概要、在編排中分列各省等。而隨著實踐推進，在本階段的后幾卷，裨治文的使命感、辦刊目的性和思路更明確，比如他表示，為了“更準確了解(中國)國家狀況和居民性格與需要”，《中國叢報》要“收錄所有值得載入史冊的最重要的敘述和事實”[8]，甚至像“瑣碎的事件、偶爾的評論、最拙劣的行為”這樣的材料也因被裨治文視為更能說明問題、更有價值而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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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變化和表現既得益于《中國叢報》這一階段供稿者隊伍的擴大，也與主編努力擴充信息渠道有關。本階段《中國叢報》在核心作者、外部作者、總供稿者數量上先后達到20年間的高峰，對邸報的利用和對私人日志、通訊員稿件的借用與倚重加強，廣東轅門抄也逐漸被選用，還對中國及鄰近國家正在出現的外報及其所提供的信息表示歡迎，而這些都有利于《中國叢報》掌握更多信息。
(三)面對新局面以新方式建構新時代——鴉片戰爭期間的《中國叢報》
中英沖突加劇導致《中國叢報》在1839年7月轉移到澳門出版，1844年10月衛三畏回國，中間這段時間是早期該刊的第三階段。本階段《中國叢報》調整了卷期編號，強化對中國的全方位報道，因地制宜調整稿源，在“公共事務狀態變動”的錯綜紛亂的情境下，努力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因素，保持對中國及其變局的“完整忠實記錄”，同時該刊也明顯呈現出對時代的認識和建構，以下對本階段該刊的新聞業務情況做一分述。
《中國叢報》調整了卷期編號，增加了年歷，回顧了鴉片戰爭前十年的中外交往史。首先，該刊1840年5月開始的第9卷一改以往出到次年4月的先例，到當年12月第8期即止，1841年的1月號作為第10卷第1期。其次，從1844年1月的第13卷第1期開始，該刊每年首期以中外對照年歷置于卷首，將儒家紀年等紀年方式以及日本、印度、暹羅、老撾等亞洲各國的紀年進行對照列表，并刊載當時在華外國居民和機構等的名單。再次是1842年全年12期連載《1832年1月1日到1841年12月31日的十年間在中國發生的公共事件回顧》，重述“主要事件”的摘要，讓讀者們思考過去發生的中外交往的主要事件。與以上舉措非常有關的一點是，《中國叢報》認為鴉片戰爭爆發的1839年“很重要”，并把1842年稱為“新時代”。上述種種舉措和跡象顯示，《中國叢報》充分認識到鴉片戰爭在中外歷史上的劃時代意義，以把戰爭前后的歷史區分為新與舊等方式建構現實和“制造歷史”的背后，除了局勢發展所致，也隱含著編者裨治文對時代轉向和自身境遇、角色、使命的認識。
《中國叢報》全方位多方式強化對中國的報道。在歷經戰火硝煙未散的這個時期，該刊的內容有兩個新傾向：一方面是著手更為耐心深入地全方位介紹中國，包括風物、歷史、地理、文學、制度、人與事等。比如第11卷分八次連載中華民族諸始祖的文章，圖文并茂地介紹了盤古、伏羲、黃帝、神農、顓頊等人文始祖，成為西方人進一步認識、想象和理解中國的重要資源。再如從1842年開始長期連載各省地志，詳細解釋了中國十八省府及香港、西藏的地理沿革，為西方人了解中國地理狀況提供了詳細資料。再比如文學上介紹了《蘇東坡全集》《聊齋志異》《紅樓夢》等經典作品。另一方面是加強了對與中英沖突有關的新聞事件的報道。比如登載關于新口岸、香港械斗與林維喜被殺、穿鼻之戰、戰爭前景及原因、出口、《虎門條約》、遠征舟山寧波，以及在華人員和商船、在京官員、抵達香港口岸船只列表等新聞。具體來說，《中國叢報》這一時期對日常報道的強化首先表現在把是否觸及和影響重大公共利益作為選擇評判新聞適宜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其次表現在對新聞事件過程與細節、尤其對于中外交涉中重要事件的發生過程進行及時、真切、詳盡、細致的描述，比如鴉片戰爭期間中外軍事與外交行動的進展，包括戰況、政策、損失賠償、政治軍事人物變動、換約儀式等，都有詳細記錄。再次，這種強化還表現為一種集納的情況，即從1841年開始，《中國叢報》常將同類型的幾則消息放在一個標題或一條新聞下報道，比如來自或講述廣州、五口、舟山、澳港、東南亞等地面貌和官員變動的新聞。強化報道的最后一個表現是加強評論，就耆英的聲明，該刊稱其“在中外關系史上成為重要文件，中國事實上向外國完全開放港口和人民，并將自己引入民族國家的大家庭”[9]。
《中國叢報》因地因時制宜調整稿源。鴉片戰爭爆發前因為中英關系破裂，導致該刊遷至澳門出版，因此原有的通過帝國各地獲得信息的途徑如《京報》等被切斷了，影響了該刊的稿源和面貌。相應地，身處澳門的《中國叢報》在本階段對來自外方的信息多有采用，比如外國通訊員、廣州和澳門的外文報刊等，還曾在上海航運的新聞中希望讀者提供“關于那一大商業中心的所有信息”。在供稿者隊伍中，主編本人的撰稿數量在本階段達到其20年間的峰值，原有供稿者與新供稿者則出現了更新換代，新供稿者中包括能夠“準確完整”提供遠征軍的幾乎所有行動的持續報告的通訊員。與此同時，一些氣象觀測、航海考察、船難敘述、人事變故等有關商業軍事和科學題材的新聞及其背景資料也密集進入讀者視野。這樣，既增強了《中國叢報》與現實局勢的深度關聯，呈現了重大問題的戲劇性，又保證了報道的豐富性。
(四)關注戰后新變化
1845年7月該刊從香港遷回廣州。盡管本階段該刊顛沛流離，但仍繼續加強對現實的密切關注，主要集中在戰后中外交往各方面的新變化，登載了很多外交、商貿、社會等方面的重要新聞。商貿方面如通商五口的進出口商品與關稅、在華居民商館名錄、廣州的商船;社會方面如廣州騷亂、徐亞滿之死、保護廣州外國人安全、舟山島防御狀況堪憂等等，在該刊中都有詳細描述。其他如對邸報的展示、為吳淞英雄陳化成將軍立傳、制作中國省區列表等，都可以看出該刊對戰后中外交往新局面的全面關注。總之，本階段《中國叢報》一方面對中外關系前景報以積極態度，期待在條約保障下，外國人在中國自由安全地旅行，新的藝術、科學、文學等在新港口開放下得以擴散[10]，另一方面也對現實困擾有相當的認識，中外民間敵意威脅外國社群安全、外國政府要“在北京朝廷有自己的報道者”[11]。
稿件組織方面，《中國叢報》在本階段有以下幾方面變化：一方面，隨著五口通商的開展，來華外國人活動范圍的擴大，各方面人士樂于為該刊提供稿件。比如有船長在澳門拜訪裨治文時提供寧波的信息，澳門政府秘書請求該刊登載在華英文報業創始人的新聞，麥都思等人提供了中國與英法美條約的翻譯和原本且對國名譯法提出異見和希望[12]，有人來信來訪報告上海令人稱贊的中外交往和商業措施，此外也有外國商人、船長等就鴉片交易等問題發表看法，提供地圖、地區訪問介紹和名錄，《中國叢報》新聞中也常表明有很多人向其提供素材請求登載或轉發。這些都顯示了該刊的地位和編者的交游優勢。另一方面，作為編者也主動出擊，多方尋求稿件。首先把自己耳聞目睹的新聞或發現的問題刊載出來，比如街頭醉酒、中國的墻貼告示等。其次從香港等地的報刊中選取新聞，比如從《香港公報》上選取政治法制類新聞，并認為《德臣報》的內容“有使叢報讀者們普遍接受的足夠興趣”而大量轉載。再次，回到廣州后裨治文呼吁通訊員隊伍繼續供稿，并認為《中國叢報》“值得特定讀者即對人口眾多且有希望的大中華帝國感興趣的人關注”，還重申以“喚起興趣和直接努力”[13]為中國進步服務的初心，請朋友們繼續幫助“忠實記錄正在發生的事件，準確描述人事與存在的觀點，以這些建議服務于所有人更幸福的歲月和更繁榮的時代”[14]。——論文作者：石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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