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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代詠史詩是時代精神的載體。詩歌中無論是對儒家孔子的非議、對起義領袖的贊美,還是對個性女性的理解肯定,無不體現(xiàn)出創(chuàng)作群體的開明意識,閃爍著迷人的時代色彩。
關鍵詞:唐代,詠史詩,開明意識
摘 要:唐代詠史詩是時代精神的載體。詩歌中無論是對儒家孔子的非議、對起義領袖的贊美,還是對個性女性的理解肯定,無不體現(xiàn)出創(chuàng)作群體的開明意識,閃爍著迷人的時代色彩。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清明和思想解放的時代。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唐代詩人在對歷史題材的吟詠中,敢于非議儒家孔子,敢于歌頌起義領袖,敢于理解和肯定個性女性,體現(xiàn)出卓爾不群的膽識氣度和開明意識。
一、對儒學孔子相對尊崇而絕不迷信
唐代實行“尊崇儒術,兼容百家”的政策,故唐代文人能夠廣泛接受各家思想的影響而不迂執(zhí)一端。在唐代即使非議孔子,批評儒家經(jīng)典,統(tǒng)治者也絕不過問。歷史學家劉知幾編撰《史通》,指責孔子在刪定六經(jīng)時,為尊者、親者、賢者諱,刻意隱瞞歷史真相,態(tài)度尖銳。{1}李商隱理直氣壯地為“不師孔氏”的元結辯護:“嗚呼!孔氏于道德仁義之外有何物?百千年賢圣相隨于途中耳!……孔子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容州經(jīng)略使元結文集后序》)一方面肯定孔子的賢圣,另一方面又指出對于孔子不必一味迷信。韓愈在《原道》中,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的“道統(tǒng)”繼承人自居,大聲呼吁排斥掃蕩佛老異端。但是他在《讀墨子》一文中卻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顯然和孟子斥墨子為“禽獸”的立場大相徑庭。唐代文人在兼容百家的時代空氣中受到多種思想深淺不同的影響,他們思想解放,勇于創(chuàng)新,因而能夠不拘儒家舊說,獨自發(fā)抒見解。
唐代文人對儒學孔子相對尊崇、絕不迷信的態(tài)度,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也明顯反映出來。他們對孔子有時極為尊敬,有時又語含嘲諷。李白在《古風》“大雅久不作”中寫道:“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表示要像孔子那樣,為端正文壇風尚做出貢獻,對孔子真是不勝仰慕之至。而他在《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又高唱“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儼然以嘲笑孔子的楚狂接輿自比。杜甫一向以忠君尊儒聞名,他在詩中多次以“老儒”、“腐儒”自稱。但他在憤激之時,曾大叫“紈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又在醉酒之后,借“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的詩句,發(fā)泄心中的牢騷不平。李頎《雜興》詩云:“濟水自清河自濁,周公大圣接輿狂。”用新異的比喻,把儒家圣人周公和楚狂接輿相提并論。詩人認為周公、接輿兩人雖然語默迥異,但在任運遂性上卻是一致的。
在吟詠孔子的詩歌中,詩人們往往側重于同情其生不逢時的坎坷遭遇。唐玄宗《經(jīng)魯祭孔子而嘆之》云:“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已經(jīng)流露出濃郁的感傷情緒。高適在《魯西至東平》中寫道:“問津見魯叟,懷古傷家丘。寥落千載后,空傳褒圣侯。”對其生前落魄,身后尊崇的不同遭際,寄寓了深沉的感慨。此外,李白“宋人不辨玉,魯賤東家丘”(《送薛九被饞去魯》)慨嘆孔子才高而不被賞識。“孔圣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借孔子的壯志未酬排遣自己的失意之憤。盧仝“仲尼魯司寇,出走為群婢”(《感古四首》之二)感嘆孔子為群小所妒,都語含傷感和激憤。
唐代文人對孔子采取了一種開明的態(tài)度。他們并沒有把孔子當作超凡脫俗的神來崇拜,而是把他看成有血有肉的古代賢者,因而他們敢于對其有所褒貶,有所同情。這正顯示出文人思想的解放和視野的開闊。
二、對起義領袖敢于肯定和贊美
漢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熱情歌頌人民對暴力統(tǒng)治的反抗,并把秦末起義領袖陳勝和項羽分別列入“世家”和“本紀”,充分顯露了他卓立不凡的政治見解,達到了后代正統(tǒng)史家所不可企及的思想高度。唐代文人繼承了司馬遷對農(nóng)民起義的進步觀點,在詩歌中對陳勝進行了肯定和頌揚。韋楚老《祖龍行》以“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下如崩瓦”的詩句,形象地再現(xiàn)了起義軍勢如破竹的巨大聲威。胡曾《詠史·陳涉》云:“秦法煩苛霸業(yè)隳,一夫攘臂萬夫隨。王侯無種英雄志,燕雀喧喧安得知?”則完全取材于《史記·陳涉世家》。詩人巧妙地把陳涉的兩句名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融入詩中,充分肯定了陳勝的膽識和功績。項羽在楚漢之爭中兵敗垓下,自刎烏江,其悲壯人生引起了唐代文人的廣泛關注。李白《登廣武古戰(zhàn)場懷古》寫道:“項王氣蓋世,紫電明雙瞳。呼吸八千人,橫行起江東。”用豪縱遒勁的筆調(diào)刻畫出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形象。于季子“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詠項羽》),胡曾“烏江不是無船渡,恥向東吳再起兵”(《烏江》),則在同情其失敗命運的同時,歌頌他死得磊落壯烈,不失英雄本色。
《重經(jīng)昭陵》道:“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shù)歸。”這種稱呼在當時整個文壇都很盛行。李百藥《皇德頌》寫道:“定群雄之逐鹿,拯方割之為魚。”杜光庭《虬髯客傳》中敘述李靖之話時也提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唐代詩人敢于歌頌起義領袖,和唐朝統(tǒng)治者的遠見卓識密切相關。據(jù)《通鑒·貞觀七年》記載:“春正月,更名《破陣樂》曰《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蕭 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盡,請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心乎?’”唐太宗稱起義領袖為“一時英雄”,從而更好地團結了各路義軍的臣僚。可見唐朝的君王雖然對隋末起義的鎮(zhèn)壓毫不留情,但在言論上卻對起義領袖有所寬容,并不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眼光來看待他們,所以詩人也就能夠大膽地對起義者寄予同情和肯定。
三、對個性女子寄予同情和理解
唐代詩人在女性問題上,也反映出一種開明解放的觀點。漢代卓文君愛慕司馬相如的才華,不顧封建禮教的束縛,毅然與之私奔,成為我國古代著名的自由戀愛故事。當唐代詩人憑吊古跡,緬想歷史時,常常情不自禁地為之揮毫詠嘆。盧照鄰“云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相如琴臺》)采用寓人于景的表現(xiàn)手法,李賀“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詠懷二首》之二)則直接再現(xiàn)人物活動,都展現(xiàn)了一幅甜蜜恩愛的生活畫面。杜甫寓居成都時,也留下了美麗動人的詩篇:“茂陵多病后,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云。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琴臺》)詩人一開始就指出相如晚年因病閑居茂陵時,仍然摯愛著卓文君,則此前的恩愛更不待言說,可見他對于《西京雜記》中“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的傳聞是不以為然的。酒肆、琴臺的遺跡,又使人聯(lián)想起相如文君當年大膽瀟灑、充滿情趣的生活。而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閃現(xiàn)在野花蔓草之中,更引人進入一種富有浪漫色彩的遐想境界。“歸鳳求凰”出自司馬相如的《琴歌》“鳳兮鳳兮歸故鄉(xiāng),遨游四海求其凰。……頡頡頏頏兮共翱翔”,相如正是憑借此曲表達對文君的執(zhí)著愛情。詩人引用這一典故,表明了自己對他們追求自由愛情的理解和肯定,并流露出不見古人的惆悵。唐代詩人熱情歌詠相如文君的愛情,正反映出他們蔑視束縛、熱愛自由、追求幸福的灑脫生活態(tài)度。 徐陵《玉臺新詠》收錄古辭《蘇小小歌》云:“我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據(jù)《樂府廣題》記載:“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蘇小小雖然淪落風塵,但卻是個品貌出眾而又多情多義的才女,不幸在十九歲時就悄然離世,后人遵其遺愿,埋香于西泠橋畔。唐代多位詩人感其身世,揮毫作詩。溫庭筠稱她是“水中蓮子懷芳心”(《蘇小小歌》),以出污泥而不染的蓮子,比喻其靈魂的純潔。張祜“中擘庭前棗,教郎見赤心”“不知誰共穴,徒愿結同心”(《題蘇小小墓》),一方面贊美其愛情的堅貞,另一方面同情其悲涼的命運。李賀《蘇小小墓》尤為著名,詩云:“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佩。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詩人根據(jù)古樂府的內(nèi)容,結合墓地的景物,塑造了一個美麗多情的鬼魂形象,創(chuàng)造出凄迷空靈的藝術境界,并對她的癡情和不幸表示了深沉的慨嘆。唐代許多詩人都與風塵女子有過交往{2},在詠嘆蘇小小的詩歌中,正反映出他們對這些女子的理解和同情,這與一味視其為玩物的腐朽意識顯然有著天壤之別。白居易《楊柳枝詞》云:“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更是把蘇小小當作美的化身來歌詠。
唐代詩人不僅關注歷史上諸多奇女子的命運,而且對本朝的知名女性進行了歌詠。呂溫有首寫上官婉兒的詩:“漢家婕妤唐昭容,工詩能賦千載同。自言才藝是天真,不服丈夫勝婦人。”(《上官昭容書樓歌》)上官婉兒是宮廷詩人上官儀的孫女,自幼聰慧多才。據(jù)《唐詩紀事·卷三》記載:“自通天以來,內(nèi)掌詔命。中宗立,進拜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眾篇并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蔚然成風。”可見當時的婉兒儼然是一位宮廷詩壇的盟主。呂溫這首詩,不僅高度評價了她的文學才華,而且贊美了她蔑視男尊女卑綱常的氣概。這無疑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唐代詩人的膽識和氣度。
在唐代歷史上,楊貴妃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命運,吸引了眾多詩人關注的目光。唐玄宗是開元盛世的締造者,但晚年由于沉溺聲色、荒怠政事、重用奸相楊國忠、寵幸藩將安祿山,最終導致安史之亂的爆發(fā),使唐王朝由繁盛轉向衰落。杜甫作為這一歷史巨變的見證人,對楊貴妃的針砭是較為明顯的。他在《北征》一詩中寫道:“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把楊妃比作褒姒和妲己,而將玄宗在馬嵬坡賜死楊妃說成是皇帝的圣明決斷。但中唐以來,人們對楊貴妃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白居易的名篇《長恨歌》,雖然對唐玄宗寵愛楊貴妃而誤國誤民的行為不乏嘲諷和批判,但是卻把玄宗和楊妃作為愛情悲劇的主角,對他們的不幸命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晚唐詩人則進一步把批判的鋒芒直指唐玄宗。李商隱《馬嵬二首》其二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當年七夕之際,玄宗和楊妃曾譏笑牽牛織女一年只能相見一次,發(fā)誓要世世為夫妻,永不分離。可是當遇到六軍不發(fā)的時候,玄宗為保全自己,竟下令賜死楊妃,此時玄宗虛偽自私的面目暴露無遺。在結尾之處,詩人做出鮮明的對比:當了四十多年的皇帝保不住自己的寵妃,而普通百姓的盧家卻能夠保護自己的妻子,對玄宗的譴責溢于言表。有些詩歌則直言為楊妃鳴冤叫屈。“玉顏雖掩馬嵬塵,冤氣和煙鎖渭津”(高駢《馬嵬驛》)為楊妃放出一團冤氣。“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李商隱《馬嵬二首》其一)用反問語氣,指出正是由于玄宗的昏聵好色,才導致了歷史悲劇的發(fā)生。羅隱《帝幸蜀》云:“馬嵬山色翠依依,重觀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僖宗因黃巢起義幸蜀,途經(jīng)馬嵬返回長安。詩人借玄宗之口,大膽為楊妃翻案。黃滔“天意從來知幸蜀,不關胎禍自娥眉”(《馬嵬》),徐夤“未必蛾眉能破國,千秋休恨馬嵬坡”(《開元即事》),都否定楊妃是禍國元兇,為其平反昭雪。可見禍國殃民最大責任的承擔者應該是最高統(tǒng)治者,所謂的“女色亡國論”是站不住腳的。徐夤的《馬嵬》詩,對楊妃同情之外更有贊美:“二百年來事遠離,從龍誰解盡如云。張均兄弟皆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以投降叛軍的張均之流反襯楊妃。在危急關頭,楊妃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平息了將士的激憤情緒,以此報答玄宗對自己的恩寵。清代洪升的《長生殿》,就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大膽解讀,把楊妃塑造成一個勇于為愛情承擔責任的女性。在詩人眼中,楊貴妃雖然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但她對朝政干預并不多。作為一個弱女子,她始終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她只是歷史悲劇的替罪羊,愛情悲劇的犧牲品。與歷史上盛行的“紅顏禍水”論相比,唐代詩人的眼界和胸襟無疑要開闊很多。
唐代詠史詩是時代精神的載體。在開明解放的意識引導下,創(chuàng)作群體眼界開闊,勇于創(chuàng)新,顯示出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氣魄,為唐代詩壇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寶貴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