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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中古佛典序跋呈現出非單一性的特征，也即某一部佛典被題寫有多個序文或跋文，佛典與其序文或跋文一一對應的局面被打破，它在發生時間、作者身份及題寫數量等方面具有廣泛與持續的復雜性。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具有重要價值，能夠直接或間接地折射出當
摘要：中古佛典序跋呈現出非單一性的特征，也即某一部佛典被題寫有多個序文或跋文，佛典與其序文或跋文一一對應的局面被打破，它在發生時間、作者身份及題寫數量等方面具有廣泛與持續的復雜性。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具有重要價值，能夠直接或間接地折射出當時佛教的發展程度、佛典的價值屬性以及被翻譯與整理的頻度、佛典序跋的靈活性及其自身的發展程度等。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形成與佛典的多次漢譯及整理、佛典類型的豐富、佛教宗派的推動等因素密切相關。
關鍵詞：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
一、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復雜形態
在中古①時期，隨著佛教的進一步發展、佛典數量的增加、佛典序跋的深入發展，佛典與序文或跋文的一一對應關系被打破，一部佛典被寫有多個序文或跋文，佛典序跋的非單一性由此形成。整體觀之，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呈現出復雜形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就發生時間而論，包括兩種情形：
1.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發生在同一歷史階段之內。佛典序跋均寫于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論》的兩篇序文：僧叡法師的《中論序》與曇影法師的《中論序》，二者都寫于姚秦時期。真諦法師所譯的《攝大乘論》有兩篇序文：慧愷法師的《攝大乘論序》與道基法師的《攝大乘論序》，二者都寫于南朝。佛典序跋都寫于隋唐時期，《大唐西域記》的兩篇序文：于志寧的《大唐西域記序》與敬播的《大唐西域記序》，二者都題寫于隋唐時期。《辯證論》的兩篇序文：釋法琳的《辯證論序》與陳子良的《辯證論序》都寫于隋唐時期。義凈法師所翻譯及整理佛典的序文分別是，寫于垂拱元年(685)的《大唐新譯三藏圣教序》、長安三年(703)的《大周新翻三藏圣教序》，神龍元年(705)的《大唐中興三藏圣教序》，它們都寫于唐代。總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發生在同一歷史階段的現象相對普遍，相關事例較為豐富，于此不一一臚列之;
2.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發生時間橫跨不同歷史階段，《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跋文與序文分別是法虔法師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后記》與吉藏法師的《金剛般若經序》，二者分別寫作于梁時與隋時。
《梵網經》的序文分別是《梵網經序》與《梵網經記序》，二者分別寫于東晉時期與唐代。在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隋唐時期產生兩篇內容較為相同的《四十二章經序》，今人許明先生所編著的《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東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將二者分別收錄于東漢魏晉南北朝與隋唐時期的佛典序跋。此類事例比較豐贍，于此不一一舉之。觀上述可知，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發生時間相對復雜，具有延續性與廣泛性，存在于中古各個歷史階段及不同題寫者的佛典序跋之中。
二是從作者身份而論，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執行者身份比較復雜。作者身份均不可知，即佛典序文或跋文的作者都不可知，如前文所述及的《四十二章經序》，它們的作者都不可知，在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中唯此二篇。作者的身份可知與不可知同時存在，《法鏡經》的序文與跋文分別是《法鏡經序》與《法鏡經后序》，前者的作者是康僧會，后者的作者身份則不詳。《阿毗曇心經》的序文分別是《阿毗曇心序》《阿毗曇心論經序》《阿毗曇心序》，前兩篇的作者分別是慧遠法師與優婆扇多，最后一篇的作者則不詳。
作者的身份均可知，其中又包括兩種情形。佛典序文或跋文的題寫者同屬一人，《弘明集》的序文與跋文是《弘明集序》與《弘明集后序》，二者的作者同為釋僧祐;《名僧傳》的序文與跋文分別是《名僧傳序》與《名僧傳后序》，二者的作者同為釋寶唱;《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的序文與跋文分別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序》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后記》，二者的作者同為法藏法師;《大唐內典錄》的序文與跋文分別是《大唐內典錄序》與《大唐內典錄后記》，《釋迦氏譜》的序文與跋文分別是《釋迦氏譜序》與《釋迦氏譜后序》，《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的序文與跋文分別是《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序》與《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后記》，上述佛典序跋均出自道宣法師之手。
佛典序文或跋文的題寫者分屬不同之人，《安般守意經》的兩篇序文同名為《安般守意經序》，二者的作者分別是康僧會與謝敷;《陰持入經》的兩篇序文同名為《陰持入經序》，它們的作者分別是道安與陳氏(晉居士);《般若燈論》的兩篇序文同名為《般若燈論序》，二者的作者分別是法琳法師與慧頤法師;《大寶積經》的兩篇序文同名為《大寶積經序》，它們的作者分別是李隆基與徐鍔。
相關事例極多，于此不一一臚列之。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作者的身份比較復雜，這種復雜性存在于中古的各個歷史階段及不同題寫者群體的佛典序跋之中，具有持續與廣泛存在性。三是就題寫數量而言，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表現層次比較復雜。在中古時期，某一原始佛典被題寫有兩篇序文或跋文，此現象在中古佛典序跋極為普遍，除上文所提及的之外，亦有其他數篇，試看右表。在中古時期，隨著佛教的深入發展及佛典的廣泛傳播，原始佛典在我國經過多次翻譯與整理之后形成多個漢譯本。
由于這些漢譯本佛典都是在同一原始佛典的基礎上衍生而出，它們之間理應存在關聯，它們的序跋理應具有一定共性，其內容均與原始佛典存在一定聯系，從某種意義上也可視為原始佛典的序跋。再者，中古的佛典類型不斷豐富，其中以纂集類、注疏類、目錄類佛典最具代表性，其實它們都形成于同一原始佛典，由同一原始佛典衍生而出，它們的序跋在內容上均與原始佛典相關聯，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視為原始佛典的序跋。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始佛典衍生出多個類型，其序跋也相對豐富，多為三篇甚至三篇以上。
二、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價值
中古佛典序跋的非單一性具有多重價值。
一是間接映射出中古佛教的發展程度。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間接折射出當時佛典數量的豐富性，因為佛典序跋以佛典為題寫對象，二者在量上正相關。中古佛典數量的增加與當時佛教的發展密切相關，因為只有佛教的充分發展，才能推動佛典的多次翻譯、整理、編纂及其類型的豐富，從而最終導致佛典數量的增加。由此可知，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通過佛典數量，與當時佛教的發展程度建立起關聯。
二是對佛典本身有所暗示。一方面暗示了佛典本身的價值，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與佛典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及其被認可度相關。觀上文所列表可知，由《華嚴經》所衍生出的序文或跋文多達十六篇，除未詳作者的《華嚴經記》寫于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之外，其余者均形成于隋唐時期，《華嚴經》的序文或跋文多集中題寫于唐代，這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華嚴經》的價值廣為唐人認可，這與歷史事實相吻合，因為“到唐代時，隨著《八十華嚴》和《四十華嚴》的傳入，中國達到了《華嚴經》的翻譯、研究、傳播和接受的頂峰。”[1]
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衍生出的序文或跋文共有八篇，除未詳作者的《梁朝傳大士金剛經序》作于漢末魏晉南北朝之外，余下七篇均形成于隋唐時期，由此映射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價值廣為隋唐之人認可，在唐代的流行“仍然保持著枉盛的勢頭，受到知識界和普通民眾的廣泛重視。”[2]
三是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能夠間接折射出佛典序跋的靈活性。隨著佛典序跋的逐漸增多，它由單一逐步發展為多個，在此過程中，佛典的數量或增加、或未變化，由此具有雙重意義。若中古佛典序跋隨著佛典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由此折射出它隨著佛典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靈活性。
若果佛典的數量沒有變化，即同一個漢譯本佛典被題寫有多個序文或跋文，盡管題寫對象相同，然而由于題寫者、題寫時間等因素不同，這就導致它們難免有所差異，如僧叡法師與曇影法師同為《中論》題寫序文，在闡釋“中論”時，前者認為“以中為名者，照其實也;以論為稱者，盡其言也”[3]400，后者則認為“寂此諸邊，故名曰中;問答析微，所以為論。是作者之大意也”[3]402，二者對“中論”的闡釋有所差異。
再者，在釋道宣為《大唐內典錄》所題寫的序文與跋文：《大唐內典錄序》與《大唐內典錄后記》，盡管二者的題寫者及其題寫對象相同，然而仍然存在一定差異，前者重在闡釋佛教義理，后者則著重闡釋釋道宣編纂《大唐內典錄》的原委、時間等，詳情參看該佛典序跋的原文。
同一佛典的序文或跋文盡管有著相同的題寫對象，它們之間仍然存在一定差異，這些差異在某一層面上映射出中古佛典序跋的靈活性，能夠為不同的題寫者所用，表達他們的意圖。三、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成因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其中佛典的多次漢譯與整理為其奠定了重要基礎，佛典類型的增加又豐富了其題寫對象，中古尤其是隋唐佛教教派的推動在客觀上起到催化作用。
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形成與佛典的多次漢譯及整理密切相關。在中古時期，佛典被多次翻譯及整理的現象較為普遍，這就在客觀上催生了同一原始佛典產生多個漢譯本，導致中古佛典數量的增加。中古佛典數量的增加豐富了佛典序跋的題寫對象，為佛典序跋的題寫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中古時期，佛典多次翻譯及整理的現象時有發生，如《妙法蓮華經》自公元三世紀始，在我國歷經六次漢譯與整理，由此形成六個漢譯本。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形成與佛教宗派的推動密切相關。隨著佛教在我國的深入發展先后形成天臺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禪宗、凈土宗、律宗、密宗、三階教八個宗派，詳見石峻，方立天的《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5]一文，于此不復贅述。其中的一些佛教宗派以某一部或多部佛典為根本經典。
被某一佛教宗派奉為根本經典的佛典被其視為立派之本，由于實踐教義的需要，佛教教派不得不借助注疏、纂集等手段編纂佛典，同時為了便于查閱而編有目錄，這一系列行為無疑豐富了佛典的數量。由于佛教教派具有很強的系統性，被其奉為根本經典的佛典也相應地呈現出系統化特征，如華嚴宗翻譯、整理與編纂了大量與《華嚴經》相關的典籍：二祖釋智儼的《華嚴搜玄記》《華嚴一乘十玄門》《華嚴五十要問答》及《華嚴孔目章》，三祖釋法藏的《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華嚴經旨歸》《華嚴經義海百門》等，與《華嚴經》相關的典籍群由此形成。
再者，律宗的創始者釋道宣翻譯、整理與編纂了大量與《四分律》相關的典籍，其中“三大部”指的是《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刪補隨機摩羯疏》，“三大部”外加《四分律拾毗尼義鈔》《四分比丘尼鈔》則被合稱為“五大部”，與《四分律》相關的典籍群得以形成，陳氏玉霜的《道宣律師與四分律研究》一文就此有詳論，可參看。
佛教宗派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被其奉為根本佛典的類型，導致一系列典籍群的形成，這些典籍群有時被題寫有序文或跋文，《華嚴經》的序文分別是法藏法師的《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序》《華嚴經旨歸序》《華嚴經義海百門序》，《四分律》的序文或跋文分別是道宣的《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序》《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后記》《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序》、懷素律師的《四分戒本序》《僧羯磨序》及《尼羯磨序》等。
盡管上述佛典序跋的題寫對象不同，然而都由同一部原始佛典衍生而出，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聯，它們在某種意義上也都屬于原始佛典，由此豐富了相關佛典的序文或跋文。整體觀之，在中古時期尤其是隋唐階段，佛教宗派在佛典序跋非單一性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整體觀之，中古佛典序跋的非單一性具有鮮明特色：持續性，它存在于中古各個歷史階段的佛典序跋領域內;復雜性，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在發生時間、作者身份、題寫數量等方面呈現出復雜狀態;廣泛性，非單一性存在于各類中古佛典序跋及其題寫者群體之中。
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所具有的價值往往超越自身，一方面暗示了中古佛事活動的多個層面：佛教、佛典、佛典序跋，另一方面奠定了后之佛典的形式，盡管佛典序跋的非單一性形成于中古時期，卻為后之佛典序跋所繼承，為之奠定了重要基礎。中古佛典序跋非單一性的形成不具偶然性，與佛典的多次漢譯及整理、佛典類型的豐富、佛教宗派的推動等因素密切相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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