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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建設進程中經濟社會結構也在發生著改變，促使民族藝術的發展也應緊跟時代的潮流，在如今的城市化進程中，跨地域的民族社會文化認同也在發生改變，本文就結合城市化進程中的民族藝術發展形態進行研究，發現民族藝術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彰顯民族藝術生命
城市化建設進程中經濟社會結構也在發生著改變，促使民族藝術的發展也應緊跟時代的潮流，在如今的城市化進程中，跨地域的民族社會文化認同也在發生改變，本文就結合城市化進程中的民族藝術發展形態進行研究，發現民族藝術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彰顯民族藝術生命力。
關鍵字：城市化,民族藝術,文化認同
藝術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發展和使命擔當是民族藝術社會文化認同的驅動力。少數民族群眾對民族藝術的創造和發展過程中不斷注入自身民族情感和民族特色，使特定民族建筑藝術在城市化過程中成為寄托群體情感和傳輸民族認同的紐帶。
一、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存在挖掘
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群眾自身對本民族藝術的革新和社會轉型過程中對民族藝術的拋棄、及民族地區城市化過程中民族藝術的機構性一并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存在。就民族藝術的存在樣態而言：城市化進程中裝飾性民族藝術的運用、城市化進程中建筑性民族藝術的體現、城市化進程中民族工藝藝術的移植及民族非物質文化藝術的泛城市化表現成為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存在的基本樣態。
(一)城市化進程中裝飾性民族藝術的運用
城市化進程中裝飾性民族藝術的運用是社會整體轉型中城鎮擴大發展所依賴的民族藝術方式之一。少數民族群眾在宗教文化和鄉約文化的洗禮中逐漸形成了特定的色彩藝術和抽象裝飾符號等民族特色鮮明的裝飾性民族藝術，城市化過程中民族藝術存在的原生態結構雖然不同程度上遭到肢解，但是世俗性裝飾藝術基本上得以完整的延續。
一是民族色彩裝飾藝術的城市化過程中的運用，比如：南疆維吾爾族地區城市規劃中色彩相對單一，主要以伊斯蘭教所推崇的綠色為主，對紅色、藍色等暖色調色彩較為忌諱，簡單樸素的色彩搭配勾勒著民族藝術在城市化過程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認同的可視化承載。
二是以民族藝術中的特色民族符號為城市化過程中裝飾性的存在，少數民族群眾剪紙、雕塑、特有文化符號的寫實都能夠成為少數民族群體藝術的反映，比如：城市地標建設、宣傳性建設中特定民族工藝也可以成為民族藝術的裝飾性運用，回族地區餐飲“十三樣”、“牛肉拉面”等藝術性的裝飾布局不僅束縛著回族群眾的心靈，更是民族地區城市化過程中的亮麗風景線。
三是裝飾性民族紋樣從鄉村到城市的過渡，樸素的民族紋樣作為民族地區特定文化形態的存在，在城市化過程中被逐漸放大，甚至成為少數民族群眾匯聚民族情感、激發民族豪情的精神象征，比如：游牧民族在社會生產實踐中對生態理念的紋樣演化，成為構建民族認同和民族文化傳遞的搖籃。
(二)城市化進程中建筑性民族藝術的體現
城市化進程中建筑性民族藝術的體現是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存在的基本形式[1]。簡言之，城市化過程本身就是建筑群的時代陳列。城市化進程中建筑性民族藝術主要表現在特色民族建筑體、民族圖騰圖案建筑、民族雕塑藝術三個方面。特色民族建筑體作為城市化進程中建筑性民族藝術對民族文化和民族群體情結體現得淋漓盡致。比如：蒙古包作為蒙古族特色建筑體在城市化過程中也被吸納，成為城市化過程中暖化城市陌生人社會，促使少數民族群體回歸城市族群生活的關鍵，侗族風雨橋建筑藝術是侗族群眾心靈的歸宿，城市規劃中富含現代氣息的風雨橋既能彰顯民族建筑藝術的魅力又能彰顯民族文化信仰的張力。
民族圖騰圖案作為民族建筑性藝術在城市化過程顯得隨處可見，保安族腰刀作為保安族圖騰在城市建筑中成為地標性建筑，回族群眾的清真寺作為民族圖騰在塔城、寧夏等地表現得尤為突出。民族雕塑藝術是民族藝術城市化過程中保存最為原生態的存在，不論城市化進程現代氣息的沖擊還是民族藝術的自我洗禮，雕塑藝術始終傲立于民族藝術城市化進程中的主干道[2]，比如：水族特色服飾的青年男女雕像，成為水族群眾城鎮聚居區城市雕塑的典范。
(三)民族非物質文化藝術的泛城市化表現
民族非物質文化藝術的泛城市化表現是民族藝術在城市化進程中多元化存在的表現。一方面少數民族群眾能歌善舞的民族秉性和善于藝術創作的線性思維成為民族非物質文化藝術泛城市化存在的關鍵[3]。
另一方面城市化過程中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的調整只是對民族非物質文化藝術生存土壤的移植與嫁接，并不能割裂非物質文化藝術中裹藏的民族群體性情感集合。民族非物質文化藝術在城市化進程中表現為兩個區間，一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民族地區手工藝者不斷涌入城市，民族藝術在城市逐漸被接納，以民族群眾吹拉彈唱為主的非物質文化藝術逐漸在城市主流文化中被吸納。
二是介于民族地區封閉式民族藝術的逆城市化表現，比如：黔東南地區苗族群眾對于民族藝術的傳承沿襲制度較為嚴格，城市化進程中以婚嫁習俗等轉化的非物質文化藝術始終難以同城市文化產生交集，或者說原生態的民族非物質文化藝術在城市化進程中始終難以扎根。
(四)城市化進程中民族工藝藝術的移植
城市化進程中民族工藝藝術的移植是民族藝術在社會文化認同領域潛在的藝術擴張[4]。其中服飾和手工藝術的民族性彰顯是城市化進程中民族工藝藝術移植的最直接體現，少數民族服飾工藝基本上都能夠彰顯出民族特色。民族手工工藝是城市化進程中民族工藝藝術移植的又一體現，民族工藝在城市化進程中逐漸成為城市名片、城市特產、城市代言，在民族藝術文化認同的背后成為難以磨滅的民族印象[5]。
二、城市化進程對民族藝術發展的階段性影響
(一)城市化進程中對民族認同的沖擊與影響
民族藝術不同于世界藝術表達的關鍵在于民族藝術形態的時間同空間的差異，一方面少數民族藝術的發展受功能工業社會影響小，民族藝術的社會表達基于原始社會形態的群體思想表達，民族藝術的社會凝聚力強、藝術思想表達明確[6]。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群眾在藝術創作中受社會經濟驅使的影響力相對薄弱，避免了民族藝術的社會經濟誘導，使民族藝術的原生態得以保存。但是城市化進程中嚴重沖擊著民族藝術的社會發展，一是民族群眾在城市化過程中逐漸擺脫了傳統生活方式，對于民族手工藝藝術而言，傳承人的培養是城市化過程中對民族藝術沖擊最為明顯的環節。
二是原有的封閉式藝術環境逐漸被突破，民族藝術所根植的儀式環境逐漸開放。
三是民族原生態的藝術在城市化中流失。一方面民族群體之間的紐帶被城市化隔斷，民族群體的價值觀嬗變和個人本位主義的民族情懷釋放嚴重影響著民族藝術的文化認同構建。另一方面原有民族群體文化認同逐漸被淡化，城市陌生人社會結構逐漸成為民族群眾生活的慣性認知。
(二)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階段發展整合
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階段發展整合包括四個階段：基于起步發展階段民族藝術的城市化運用[7]，這一時期民族藝術在城市化過程中以政策導向和大型活動的城市化民族特色的突出為主題。基于不穩定發展階段民族藝術的指向性發展，受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局勢的影響，民族藝術的思想張揚和民族情懷的藝術表達逐漸固定，靜態的民族藝術相對保持完整。基于停滯發展階段民族藝術的城市化承載、基于階段民族藝術的城市化涌入，這兩個階段是民族藝術文化延續和文化創新的過程。當然，無論哪一階段的民族藝術發展，民族藝術的社會文化認同始終是民族藝術延續自身生命力的主旋律。
三、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社會文化的主題認同
(一)民族藝術所印證的族群認同
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社會文化認同是民族藝術社會功能的折射[8]。民族藝術作為少數民族群眾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的智慧創作，不僅是民族群體的思維反映，更是少數民族群眾對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傳遞，在民族藝術城市化進程中以族群認可或者鄉約寨規性約定成俗的藝術作為連接民族族群的文化認同。
比如：赫哲族魚皮制作藝術的族群傳遞在歷史長河中同樸素薩滿教教義相結合，成為別具一格的民族族群認同。當然，基于民族藝術的社會文化認同理應是族群認同的建構，音樂藝術和語言文學藝術也是少數民族群眾激發族群認同藝術存在，城市化進程中原生態的熟人社會逐漸被經濟利益所支配，城市陌生人社會的生活模式在豪放民族族群中以共同擁有、共同認可的藝術拉近著城市所鑄就的人際關系。
(二)民族藝術承載個體本體認同
民族藝術除承載群體性民族情感的同時也是民族群眾個體思想情感的整合。民族藝術文化蘊涵對個體本體的認同是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社會文化認同的基本切入點，少數民族群眾在民族藝術創作中對于本民族藝術思維接地氣的移植[9]，決定了民族藝術的群體文化認可，一方面民族藝術創作中關乎民族特色或者專有民族符號的藝術表達。
除民族城市對民族文化和民族藝術的濃縮外，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彰顯都是通過個體藝術的闡述，比如：音樂藝術和語言藝術的城市化引用容易誘發民族群眾個體自豪和自我民族意識的自我接納。換句話說，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社會文化認同都是通過藝術優化民族群體的自我認同，使其在融入城市文化中的同時秉承民族共同的文化思維。
另一方面個體本體的認同，需要民族藝術等思想性表達的承載，避免多元文化影響下少數民族群眾個體認同的異化[10]。比如：圖騰藝術是關乎民族本源的藝術表達，對于民族圖騰藝術城市采納容易拉近民族群眾個體的心理，促使民族群眾對城市環境的適應，使文化的認同成為自我的認同。
(三)民族群體間的心理情感認同
民族群體間的心理情感認同是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社會文化認同的基礎。首先，民族藝術對群體情感的表達符合少數民族群眾對本民族情感價值的認同，特別是反映民族情感和價值認同的宗教藝術能夠以民族群體的信仰和民族群體的忌諱入手，構建符合宗教習俗的民族藝術形態，使民族藝術本身的情感同族群情感在階段性上保持吻合。其次，民族藝術是族群心理活動的藝術表達，城市化進程中社會變革和文化環境的適應性調整需要民族群體性情感的凝結，比如：撒拉族群眾對服飾藝術的設計中杜絕破爛紋飾，否則視為不吉祥。
因此，在青海撒拉族城市地帶，撒拉族群眾追求完美的藝術情結往往轉換為認祖歸宗的情感認同，相對于青藏高原傳統的簡樸文化表達，撒拉族以伊斯蘭教義為生活規范的民族有著無與倫比的民族認同情懷。再者，民族群體間的心理情感認同是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文化認同的引子，民族藝術對民族文化認同的社會功能構建基本上是圍繞民族藝術的情感共鳴[11]。對于民族藝術的情感認同是促進民族藝術社會文化認同的助推器，只有民族藝術的情感認同升華才能促進統一民族文化本源的共同推崇。
四、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社會文化認同外延
(一)基于民族藝術的文化形式接納
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社會文化認同除文化認同內在的表達外，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社會文化認同外延是民族藝術文化認同構建基本要義。特別是基于民族藝術的文化形式接納是民族藝術社會文化認同的必然涉及，一是民族藝術的文化接納是對民族原生態文化形態的移植和藝術抽象，換句話說：民族傳統文化的藝術表達本身是民族傳統文化存在形式的轉變，并非傳統民族文化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失真。
二是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對民族社會文化的認同以城市文化和社會主流文化為民族藝術思想表達的載體，特別是反映時代主題的音樂文化雖然被城市文化沖淡了儀式習俗的枷鎖，但是民族音樂藝術的文化符號卻成為民族文化認同的引力[12]。
比如：蒙古族群眾在音樂藝術表演中善用馬頭琴、呼麥等樂器和藝術表達手段，即使游牧環境的變遷，蒙古族群眾對音樂藝術表達的文化內涵始終如一。三是基于民族藝術的文化形式接納是民族文化認同的外衣，對于文化認同核心和民族情感紐帶的藝術表達是民族文化認同的魅力所在。
(二)基于民族藝術的習俗蘊含認可
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社會文化認同的外延對民族習俗的表達和城市習俗中民族傳統文化儀式的收縮是社會文化認同的橋頭堡，而基于民族藝術的習俗蘊含認可是民族藝術對民族社會文化認同的文化習俗充斥，比如：同儒家文化和中華文化表述所不同的民族婚喪嫁娶音樂藝術的儀式表達，蒙古族群眾在婚嫁中冠以悲傷的樂曲，哈尼族在喪葬活動中按照祖先習俗載歌載舞，別樣民族藝術的習俗蘊含對民族文化認同的承載是傳統文化難以媲美的藝術表達[13]。
最后，民族習俗的藝術表達能夠在個體情感和社會生活中起到內部認同到區域文化認同的過渡，促使民族文化習俗藝術表達的認同功能加強。在認知城市化進程中民族藝術的社會文化認同的同時務必要在挖掘民族藝術在城市化過程中，對城市化過程中民族文化認同的沖擊和影響是對我國城市化過程中民族藝術的有效存在進行整合，實現民族藝術的文化認同創設。
參考文獻：
[1]蘇和平.少數民族藝術文化的現代傳承研究——以民族藝術的教學為個案[J].西北民族研究.2013(04)：25-28
[2]彭鳳.民族文化變遷對旅游地的影響與對策分析[J].科技致富向導，2013，(15)：90-91
[3]舒松.新中國發展少數民族教育的政策回顧[J].民族教育研究.2013，(02)：97-100
[4]楊云燕.拉祜族民族認同的表達路徑———以臨滄市臨翔區南美拉祜族鄉為例[J].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7，(02)：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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