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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篇歷史學論文發表了陳獨秀前期民眾觀的二重性，論文以五四運動為界，分析了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民眾觀，五四運動前，陳獨秀在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上是矛盾的。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陳獨秀的民眾觀才開始發生改變。
這篇歷史學論文發表了陳獨秀前期民眾觀的二重性，論文以五四運動為界，分析了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民眾觀，五四運動前，陳獨秀在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上是矛盾的。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陳獨秀的民眾觀才開始發生改變。
關鍵詞：歷史學論文,民眾觀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陳獨秀由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最終是否完成這個轉變，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呢?這就需要我們去研究其前期的民眾觀，看他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如何。毛澤東同志曾說，看一個人“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1]。本文就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民眾觀，以五四運動為界，分兩段來分析。
一
五四運動之前，陳獨秀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基本上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上，他雖然去初步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但從根本上看，他還是對人民群眾持漠視的態度。
當時的中國，內受封建壓迫，外遭列強侵略，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作為關心祖國命運和前途的革命者，如果不去關心廣大的人民群眾，那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在這點上，陳獨秀的態度是矛盾的、雙重的。
一方面，他開始朦朧地意識到“人民”的概念，認為“國家是人民建立的，雖有土地，若無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國家呢”[2]?這里，強調了人民的重要性，并進一步指出國家應以人民為主，“民主國家，真國家也，國民之公產也，以人民為主人，以執政為公仆也”[3]。這種民本思想是應該予以肯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此時對“人民”的概念還是模糊的，認為是指全體國民，當然也包括部分剝削者在內，他并沒有真正意識到“人民”應該是指廣大受苦受難的人民群眾。
在初步認識到“人民”概念的同時，陳獨秀也開始注意人民群眾的要求，去關心他們的疾苦，對他們所處的不平等地位表示同情。他曾為平民無故被殺而憤憤不平，曾指出，“中國武治主義，就是利用不識字的丘八，來壓迫政見不同的政黨;或者設一個軍政執法處，來亂殺平民。中國的文治主義，就是引用腐敗的新舊官僚來吸取人民的膏血”[4]。這種反對“亂殺平民”、“吸取人民的膏血”的思想要求，無疑是陳獨秀一種樸素愛民思想的體現。隨后，他又進一步對人民群眾遭受苛捐雜稅的痛苦表示同情，指出，“今天這樣捐，明天那樣稅，弄得民窮財盡，造成一片貧民的哭聲”[5]。顯然，陳獨秀對人民群眾的處境是關注、同情的。關注和同情之余，陳獨秀又揭露了造成平民“哭聲”的根源：“乃是有錢的人開設工廠，雇用許多窮人替他做工，做出來的錢財，大部分進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發給工人，叫做工價。工廠越大越多，那小數開工廠的資本家越富，那無數做工的窮人仍舊是窮。”[6]怎樣改變貧窮呢?陳獨秀認為，只有“漸漸造成那無產階級，對于有產階級的社會革命”[7]，明確號召窮苦人民起來進行社會革命。由此可見，陳獨秀不僅能夠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而且能夠為民著想，并指出一條救民之路，盡管不是一條正確之路，但在當時也不可能提出一條正確的救民之路，但是，不管怎樣，陳獨秀畢竟已在探索，這點應該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陳獨秀卻又鄙視中國廣大人民群眾，把人民群眾稱為“草野愚民”，“全國中鄉鄙農民皆是也”，認為人民群眾“沉夢不醒”，素質太低，“蓋中國人性質，只爭生死，不爭榮辱，但求偷生茍活于世上，滅國為奴皆甘心受之”[8]，甚至把亡國的原因也歸之于“中國人，天生的有幾種不好的性質”[9]，這些都是極為錯誤的思想認識。
此外，陳獨秀還把義和團運動稱為“拳匪之禍”，大罵義和團運動，說八國聯軍的入侵“是義和拳鬧出來的”，“因為義和團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氏，各國聯軍打破了北京城”，可見“義和團何等可惡”。所以，陳獨秀主張在中國徹底根絕義和團這樣的群眾運動，他說：“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10]陳獨秀不僅否定了義和團反帝斗爭的革命性和進步性，而且把列強的入侵歸罪于義和團，這是不合情理的。顯然，陳獨秀是用主觀的、片面的唯心觀來看待廣大人民群眾的，夸大了人民群眾落后的一面�；诖�，廣大人民群眾在他的眼里自然就不會是一個光輝的形象，他筆下的人民群眾形象都被描繪成“委靡”、“茍偷”、“庸懦”、“污穢”、“無恥”、“愚昧無知”、“合污遠禍”、“毀節求容”的一群“游民盜匪”、“草野愚民”。這種歪曲表明，陳獨秀對人民群眾是持蔑視態度的，根本瞧不起他們的偉大作用。
二
五四運動暴發以后，馬列主義廣泛傳播，受其影響，陳獨秀的民眾觀也隨之發展。
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的偉大作用給陳獨秀以深刻的印象，他開始重新認識廣大人民群眾，重新評價人民群眾的作用，認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因為有他們的力量才把社會撐住，若是沒有做工的人，我們便沒有衣、食、住和交通，我們便不能生存”[11]。陳獨秀還更加明確地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資本家創造出來的，乃是數千年來勞動者創造出來的。我們常說“勞動神圣”，就是因為天地乃勞動者開辟出來的。陳獨秀把人民群眾的作用上升到關系人類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明確勞動創造世界的道理，這無疑是陳獨秀民眾觀的一大進步。
有此認識，決定了陳獨秀能進一步去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為他們的境遇鼓與呼，他說：“世界各國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數勤苦的生產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12]這表明陳獨秀對勞動階級的深切同情，不僅表示同情，而且還對其造成的原因進行揭露，認為勞動階級的生活牛馬不如，是因為他們處在受壓迫和受剝削的地位造成的，“諸君的困苦是從諸君都是一個被雇的勞動而來的”[13]。勞動階級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都被資本家搶去，叫做‘紅利’分配”[14]，結果“資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勞動者一天窮似一天”[15]，“這實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惡”[16]。因此，陳獨秀主張人民群眾應居于治人的地位，并公然倒轉古訓，喊出“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于人”[17]的口號，這不能不說是陳獨秀對人民群眾給予充分肯定的一種表示態度，也體現了陳獨秀在某種意義上已站在人民群眾的一邊。
推薦期刊：《世界歷史》創刊于1978年，是中國世界史專業唯一的國家級專業學術刊物。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主辦，現為雙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