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所屬分類：農業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內容摘要】中國農村有鄉紳自治的傳統，積淀了豐厚而久遠的鄉賢文化。傳統鄉賢自治表現為：他們是農村社會治理的中堅力量，是農村倫理的教育力量，是鄉民行為的規范者和約束者，能夠保持農村穩定、緩和社會沖突，承擔和主持地方公共事務，守護和傳承地區文
【內容摘要】中國農村有鄉紳自治的傳統，積淀了豐厚而久遠的鄉賢文化。傳統鄉賢自治表現為：他們是農村社會治理的中堅力量，是農村倫理的教育力量，是鄉民行為的規范者和約束者，能夠保持農村穩定、緩和社會沖突，承擔和主持地方公共事務，守護和傳承地區文化。新的時代，我們需要接續傳統鄉賢文化，通過大力發掘和宣傳新鄉賢資源，再造和涵育鄉賢群體，完善新鄉賢文化建設的制度支持與政策保障等舉措來建設和培育現代新鄉賢文化。
【關鍵詞】傳統鄉賢,社會治理,倫理教育,新鄉賢文化
鄉賢文化植根于農村社會土壤，蘊含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優秀文化基因，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農村的重要表現形式。“有鄉賢就留得住鄉愁，沒有鄉賢就留不住鄉愁，沒有鄉愁。”鄉賢文化不僅凝結著百戶千家的精神信仰，也承載著無數鄉民的情感寄托。
歷史上，中國廣大農村有長期鄉紳自治的傳統，積淀了豐厚而久遠的鄉賢文化，成為維護和穩定農村秩序舉足輕重的力量。鄉賢泛指鄉中賢德之人，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享有較高地位和影響力的人，如告老還鄉的高官、耕讀故土的讀書人、年高有德的耆老等。鄉賢地位崇高、責任重大，能夠參與地方事務決策、監督基層政府運作、調節社會矛盾，并通過興辦義學實現地方文化的代際更新，為國家和地方培養人才。
一、傳統鄉賢是農村社會治理的中堅力量
中國傳統社會“皇權不下縣”，國家正式的行政機構管理只到縣一級，這就為農村社會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間，使得鄉賢參與農村治理成為可能。在農民眼里，鄉賢們知書達理，代表著相當的道德權威與文化權威，也就擁有對傳統社會評價標準做出解釋并進行實際評價的權力。鄉賢是中國農耕時代延續文明、維系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社會角色，是傳統農村社會中的管事，關注農村社區的公共利益和事業發展，是具有社區自治組織的地方領袖。
(一)鄉賢是保持農村穩定、緩和社會沖突的主要力量
費孝通說，農村社會中的紳士“可以從一切社會關系，親戚、同鄉、同年等，把壓力透到上層，一直可以到土皇帝本人。”這些傳統士紳也即鄉賢，他們是社情民意的表達者，具有堅實的民意基礎。換句話說，傳統鄉賢在農村地區具有不可撼動的文化權威和社會地位，并在傳統文化和制度形成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不屬于權力結構中的組成，但是在整個社會制度和文化網絡中擁有相當重要的社會地位。
在公共決策與農民利益發生沖突時，傳統鄉賢可以直接向地方權力體系表達社會訴求，代表農村、農民與地方政府進行官方或非官方的溝通。例如，農民因為對官府所制定的政策及征收的稅賦總是會有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他們會將服從或抵制的態度反饋給地方鄉賢，在得到了鄉賢的認同，并聽從鄉賢的建議后，經由鄉賢向官府反映和溝通，以保證自身權益得到一定的維護。
同時，鄉賢還是調解農村矛盾糾紛的主要實施者，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社會沖突。這是因為在以農耕文明為生存方式的時代，鄉賢往往是宗族、家族、農村的精神領袖，擔負著“道在師儒”的使命，具有日常事務和民規俗約的裁判權，從而使大量的矛盾在基層社會得到解決，減少了官府訴訟壓力。
(二)鄉賢是承擔和主持地方公共事務的主要力量
傳統鄉賢之所以能夠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們積極參與處理地方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這些公益事業包括興辦救濟慈善、公產、義學、社倉、興修水利、道橋以及調節鄰里糾紛等事務。同時，農村公共事業的興革也大都由鄉紳掌控，所謂“紳士之可否，即為地方事業之興廢。”
除本村的公共事務外，涉及到大型的跨縣區的水利或道路工程，為保證工程的順利開展，雖然地方官員會主動出面協調，“但是無論這些工程由官或由紳指導，在執行中總是紳士承擔主要負擔”。鄉紳們是政府在地方社會上的代理人,所謂“地方公事，官不能離紳士而有為”。從史料記載來看，捐資濟貧、修路修橋、興辦善堂、支持學校等行為是鄉賢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主要方式。
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都秉持仁愛、互助、奉獻、慈善等精神，也即“同宗相濟，守望相助”，即賑災救災，捐款捐物。傳統鄉賢通過設立義莊、義田等方式來救濟、贍養本族成員，具體來說有宗族救助、宗族養老、宗族教育及宗族醫療等形式。他們既是福利救濟的主要捐助人，也是村莊福利救濟的組織者。此外，鄉賢還出面組織并主持村莊公共活動，如宗族祭祀、整修族譜、迎送祈福等，既凝聚了人心，維護了社會穩定，又推動了農村社會的繁榮。
(三)傳統鄉賢是地區文化的守護者和傳承者
在傳統農耕社會里，鄉賢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權的社會集團。他們對傳統文化有著深刻體認，大多在追求功名過程中研習文化典籍，而且在人生實踐中對傳統文化精神也有著深刻領悟，通過言傳身教，引領著農村社會的文化價值觀乃至社會價值觀。
傳統鄉賢將家族地位和榮譽看得至高無上，在完成一定的資本積累回到家鄉后，不惜巨資修建祠堂、牌坊、族譜、道路，并救濟有困難的族人，同時制定一些約束族人行為的準則，以凝聚家族并維持農村繁榮。
那些讀書步入官場的士人，無論贏得何種高位，還是要告老還鄉，辦學以提高族人的文化水平和社會地位，將家族的興旺和昌盛看成是自己責無旁貸的職責，從而起到了傳播傳統文化的知識要點、價值體系等的作用。他們通過教育帶動許多農村的勃興，這就是為什么一個王朝崩潰后，而一個宗族卻仍能在農村點燃傳承文明的火焰。
二、傳統鄉賢是農村倫理的教育力量
費孝通指出，中國鄉村社會是通過“差序格局”中的“鄉紳自治”來維護社會秩序的運行和穩定，而鄉紳秉承儒家倫理教化思想，其慈善救生、至德風范的倫理信條和為大義獻身的無畏精神對村莊民眾起到了范例和標示作用。就現代意義而言，鄉賢文化承載著民眾的精神寄托和信仰，是所有離開家鄉在外奮斗的游子們探尋故鄉血脈、弘揚文化傳統的精神原動力，也是他們回饋鄉里、維系鄉情的精神紐帶。
千百年來，無數從農村走出的鴻學大儒、商界巨賈、賢相良臣，當他們榮歸故里時，總會用他們的人生經歷影響這一方民眾的為人處事、生活軌跡以及闖蕩世界的價值觀，打造崇德向善的標桿，成為促進社會穩定、推動地方進步的力量。傳統鄉賢是農村道德模范、價值觀的引導者。鄉有賢、化育人。
傳統中國鄉賢之所以能夠承擔道德教化的作用，是因為他們長期受儒家德治理想的熏陶和教育，受相應的典章禮樂制度的規范和約束，從而形成了高風亮節的人格精神，勇于擔當的行為姿態，謹慎謙退的處事方式。早在先秦軸心時代，孔子就說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君子儒就是“其心專務為己，不求人知，理有未明，便著實去講求，德有未修，便著實去體驗，都只在自己身心上用力，而略無干祿為名之心”。
簡單地說，“君子儒”就是專心修己。傳統鄉賢實際就是君子儒，是在歷史文化中獲得普遍認同，與他們的生存生活產生親和感的有德有行的地方賢達。他們屬于孔門四科①中的“德行”人物，盡管也同時具備“言語、政事、文學”等才能，但“德行”始終是其最重要的品質，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
也因此，他們被冠以“賢”字，進入鄉賢祠長期安享百姓的香火祭祀供養。[1]傳統鄉賢的道德力量主要體現在宗儒守道，匡扶正義，崇文右學，敬宗收族，樂善好施，務本求實。[2]鄉賢精神對于敦厚民心民風、引導農民崇德向善、激發農村發展潛力具有特殊價值。浙東清代史學家全祖望在《感懷》詩中說：“古人觀世道，首重在人心。”這里的人心就是鄉賢的道德高度，是至善大有、忠貞正直、悲天憫人、推己及人的典型人格。
傳統鄉賢是鄉民行為的規范者和約束者。林語堂曾對傳統鄉賢的社會影響力做過評價：中國農民行為“是由長者憑借自己的年歲從精神上予以指導，也由紳士們憑借自己對法律及歷史的知識從精神上予以指導。從根本上講，它是用習俗和慣例這些沒有文字記錄的法律進行統治的。”[3]生活在“熟人社會”環境下的傳統鄉賢，他們的社會地位及其影響力依賴于當地民眾的主觀認定，這種主觀認定和價值判斷被視為人們對于當地核心文化觀念和倫理精神的普遍遵守。
也就是說，一個地方賢達能夠被稱為鄉賢，關鍵因素在于他能夠遵從并滿足當地特定文化觀念下民眾的普遍期待。基于此，傳統鄉賢有致仕的縉紳,在宦海中曾貴為將相，也有落第的讀書人,雖不乏見識但郁郁不得志;有富甲一方的地主商賈,也有衣食勉強溫飽以耕讀為業的白丁;有年高德劭的族長耆老,也有奮發有為的青年才俊;有避世的隱士,也有求仕未能遂愿的文人……[4]
這些有威望的鄉賢通過“守望相助”在當地開展教育、治安、教化以及興辦社會公共事業等活動，他們憑借經濟實力興辦公益事業，憑借文化優勢指導農村禮儀秩序，通過德高望重的自身威望對民眾的矛盾進行調解，憑借制度支持裁斷鄉里日常糾紛。他們獲得了鄉民的推崇和服從，其言行舉止很容易成為鄉民的法則，在公序良俗的建構中起著不可磨滅的引領作用，維護著社會的公正和穩定。
三、接續傳統鄉賢文化，培育新鄉賢文化
新的時代，我們需要接續傳統鄉賢文化，培育現代新鄉賢文化。從文化主體上說，新鄉賢的主體范圍既包括道德模范、社會賢達等，也包括以自己的專長、學識和財富建設農村、改善民生的優秀人物。可以是農村干部、文人學者、退休官員，也可以是企業家、科技工作者、海外華人華僑。
與傳統鄉賢一樣，新鄉賢是道德教化的活標本和積極拓展者，其“賢”既表現為物質發展的“賢”——拋卻優越的城市生活，致力農村發展，將自己的財富、技術、經驗無償回饋鄉鄰;又彰顯人格的“賢”——幫助別人、回饋社會，崇德向善、誠信友善，擁有樸素的公共責任感。同時，新鄉賢也是農村文化和鄉土文明的自覺守望者。
他們能夠深刻領悟到農村所特有的生命力量、厚重的文化滋養、淳樸的文明熏染，對農村文化和鄉土文明有著天然的感恩和敬畏。新鄉賢文化應是對傳統鄉賢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既汲取傳統鄉賢文化中的價值精華，又踐行和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發揚傳統鄉賢品格，又凝練現代鄉賢品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優秀傳統文化在農村社會相契合、傳統與現代相對接的文化。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賢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部分，也是國家十三五規劃的一部分。對于如何培育現代新鄉賢文化，有明確的政策指引。2014的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作經驗交流會指出：鄉賢文化根植鄉土、貼近性強，蘊含著見賢思齊、崇德向善的力量，要繼承和弘揚有益于當代的鄉賢文化。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解釋材料》指出：“借助傳統的‘鄉賢文化’形式，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以鄉情為紐帶，以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的嘉言懿行為示范引領，推進新鄉賢文化建設。”[5]
培育新鄉賢文化必須要站在傳統的基礎上，一方面傳承“古代鄉賢”所體現的自強不息、扶正揚善、回報鄉梓等精神特質，另一方面應摒棄傳統鄉賢文化中的封建等級、尊卑有別等消極腐朽的觀念。同時，對傳統鄉賢文化進行現代發展，倡導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民主法治理念、開放競爭意識、包容創新氛圍、幸福平等精神，提煉出符合時代要求的現代新鄉賢文化內涵。具體來說，一是深入挖掘和繼承建設現代新鄉賢文化的傳統資源。
習近平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傳統鄉賢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資源，包含著農村治理的智慧與經驗，是千百年來促進農村和諧穩定發展的一塊基石。我們應該在傳承古代鄉賢精神的基礎上，挖掘新鄉賢，提煉新鄉賢文化，實現鄉賢文化傳統與現代的接續，讓古今賢達歷久彌新而又與時俱進的道德精神和力量傳承下去。
二是大力發掘和宣傳新鄉賢資源，再造和涵育鄉賢群體。我們應當與時俱進，更新觀念，拓寬鄉賢主體范圍。例如，鼓勵官員、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退休后回到故鄉以行動回報鄉梓，這樣既能讓農村生活擁有知識分子的氣息，從而告別不懂科學、蠻干、笨干等愚蠢的耕作方式，懂得科學種田、健康生活的道理;同時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學識和工作經驗幫助農民科學進行農村自治。又如，不僅要把新鄉賢“找出來”，更要把新鄉賢“用起來”，使其真正發揮力量。摒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狹隘的家鄉觀，在外結合各地同鄉會編織鄉賢交叉融合的網絡，在內營造培養新鄉賢和吸收新居民鄉賢的溫床，讓鄉賢墻內、外開花香成片。
三是完善新鄉賢文化建設的制度支持與政策保障。作為基層政府應該明確黨組織整合鄉賢資源的動員引導力量，制定新鄉賢的認定標準，用榮譽認定、精神激勵、組織聯絡等辦法機制發掘和發現新鄉賢。同時完善新鄉賢回歸的保障政策，為新鄉賢回鄉提供“快捷通道”。以農民再組織②作為新的制度基礎，營造弘揚新鄉賢精神的良好氛圍。
還要完善新鄉賢的培育工程，讓新鄉賢能夠及時了解黨委政府的方針政策，能夠切實把握農村社會發展新動向，做到為家鄉科學把脈，精準服務。注釋：譹訛關于“孔門四科”之內容有兩種說法，一是《論語·述而》載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后世有人遂認為孔門四科指“文、行、忠、信”四個方面;二是更多學者將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視為“孔門四科”，其基本依據便是《論語·先進》上有這樣的記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就是說，孔門弟子根據其學業特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本文采用了第二種說法。②
促進農民再組織化是解決眾多農村問題的關節點。現代社會發展的實踐證明，社會的治理程度與社會成員的組織化程度密切相關，當發達的社會組織把分散的個體成員“組織”起來，政府通過或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治理社會，不僅降低社會治理成本，更提高治理效率。進入新世紀，將分散化的、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實現農民的“再組織化”，不僅是改善農民生活狀態、促進社會整體進步的需要，更是改變政府直接面對農民個體的社會治理創新、提高社會治理效果的現實要求。
參考文獻：
[1]張新民.從鄉賢文化的興衰看社會秩序的重建[J].教育文化論壇，2016(03).
[2]蘇雁，孫寧華.鄉賢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見”的[N].光明日報，2014-8-13.
[3]孫曄.鄉村精英與規則變遷[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7(1).
[4]馬小紅.“鄉賢”的過去與未來[N].法制日報，2015-11-14.
[5]李金芳.“新鄉賢”未來大有可為[N].光明日報，2016-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