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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的是非常迅速的，工業科技也在不斷推動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各個地區工業的發展情況也不相同。本文是一篇 工業工程與管理投稿 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中國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測度與收斂性。 摘要：利用DEA-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測算了200
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的是非常迅速的，工業科技也在不斷推動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各個地區工業的發展情況也不相同。本文是一篇工業工程與管理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中國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測度與收斂性。
摘要：利用DEA-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測算了2006-2012年間我國30個省份以及東部、中部與西部三大區域的工業生態生產率，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工業生態生產率演變特征、地區異質性及驅動機制，最后對全國及三大區域的工業生態生產率進行了絕對收斂分析。實證結果表明：樣本期間內我國各省份的工業生態生產率平均增長13.1%，工業環境技術進步是驅動我國各省份工業生態生產率提升的主要因素;通過絕對收斂分析，發現我國各省份以及三大區域的工業生態生產率并不存在收斂特征，各省份之間的工業生產率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關鍵詞：工業生態生產率,地區差異,收斂分析,DEA-Malmquist生產率指數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非常迅速，年均增長率接近10%，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但是，長期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自然資源利用率低和環境破壞嚴重等一系列問題。其中，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是來自工業污染。如何在保持工業持續發展的同時最大限度的減少資源環境破壞已經成為當前我國政府面對的重大問題。 作為衡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生態效率”的在1992年首次被世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WBCSD)提出，被定義為“在滿足人類需求和提升生活質量的基礎上，同時使得資源、環境消耗強度逐漸降低到與生態承載力一致的水平”，強調資源環境與和經濟增長的統一。近年來，生態效率指標在眾多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并獲得一致認可，已成為不同經濟單位制定環境戰略的重要依據。為此，本文將“生態效率”進一步拓展至“生態生產率”視角，動態考察工業經濟、資源與環境之間的協調度，實證分析我國地區工業增長與資源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關系。
近年來，探究經濟增長和環境管制的關系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國內外眾多學者從環境效率、環境生產率以及生態效率視角展開這一問題的研究 [1]。代表性的文獻包括，許朗與劉愛軍[5]運用DEA方法測算了2000～2012年中國13個糧食主產區的農業生態效率，并運用Malmquist指數進行了動態分析;高峰與王金德[6]運用DEA模型測算了2007年中國30個省份的工業生態效率，分析了效率的差異性以及各省份節能減排的目標值;王兵與王麗[7]運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測算了環境約束下中國各省份1998～2007年工業技術效率、全要素生產率和環境規制成本，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汪克亮等[8]測算了包含環境效應的中國省際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比較了全國整體、各省份和三大地區的能效差異，并采用Tobit模型檢驗其影響因素;Picazo-Tadeo 等[9]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與DEA方法構建生態效率模型，測算了不同目標下西班牙橄欖油企業的經濟效率與生態績效;汪克亮等[10]考慮到中國綠色生產技術的區域異質性，運用2000～2009年省際面板數據，基于非參數共同前沿理論和方向性距離函數對中國綠色經濟效率進行測算;王兵等[11]運用SBM方向性距離函數和Luenberger生產率指標測度了中國30個省份1998～2007年的環境效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成分，并對影響環境效率和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程云鶴等[12]基于SBM模型測算了安徽省工業行業的全要素碳排放績效指數，并運用Tobit模型估計了工業規模結構、資本深化、能源結構與所有制等因素對碳排放績效的影響機制。
上述研究基于效率視角考察了不同類型的經濟單位資源、環境與經濟之間的協調關系，為該類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完備、統一的分析框架，同時也驗證了DEA模型研究資源環境效率問題的可行性與有效性。為此，本文也將基于生態效率視角，采用DEA-Malmquist指數考察2006～2012年中國各省份工業生態效率的動態演變趨勢(即工業生態生產率)、地區差異以及驅動機制，在此基礎上采用收斂方法檢驗各省份(包括自治區、直轄市)與不同區域生態生產率差距的演變情況，以期為改善我國地區工業可持續發展水平提供決策參考與建議措施。
二、實證分析
(一) 樣本、變量與數據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以2006～2012年30個省份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研究單元。為了便于研究，本文將全國30個省份化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地區。其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11個省份;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個省份;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四川、重慶、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2個省份。由于數據缺失，西藏、臺灣、香港與澳門不在本文分析范圍之內。在構建工業生態生產率測度模型時，本文以工業用水總量、工業煤炭消費總量、工業SO2排放總量、工業COD排放總量四種環境壓力指標作為DEA模型的投入變量，以各省工業總產值作為產出變量，并使用工業品出廠價格總指數將其平減為2005年不變價。各指標的基礎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描述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
(二) 我國各省份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地區差異
要探討我國各省份工業生態生產率的演變規律和主要影響因素，需要在不同的環境技術下測度各省份的工業生態生產率并進行分解，并探討各分解指標對相對工業生態生產率所做出的貢獻。因此本文運用DEAP2.1軟件對我國2006～2012年的面板數據進行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方法分析，并將工業生態生產率分解為工業生態技術效率變化指數與環境技術進步指數，且將工業生態技術效率變化指數進一步分解為工業生態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與工業生態規模效率指數，以考察我國省份工業生態生產率的驅動機制，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得知：
(1) 整體來看，我國各省份2006～2012年的工業生態生產率變化指數均值為1.160，大于1，即樣本期內我國工業生態生產率年均增長速度為16.0%，整體上提升速度較快，這表明近年來我國工業領域的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從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分解來看，2006～2012年，各省份工業生態技術效率變化指數為0.999，結果是小于1的，這意味著工業生態技術效率年均下降0.10%，阻礙了工業生態生產率整體水平的提高;相比之下，樣本期內各省份工業環境技術進步指數均值為1.167，年均提升速度達到了16.7%，是驅動我國工業生態生產率提升的主導力量。進一步對工業生態技術效率變化指數進行分解得到，工業生態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年均上升3.20%，表明純技術效率提升是工業生態生產率的改善因素。而工業生態規模效率變化指數均值僅為0.968，年均下降的速度達到了3.20%，是抑制我國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提升的主導因素。從分析結果來看，推動我國地區工業生態率的“三駕馬車”―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與技術進步，三者之間并沒有產生協同效應，展現出來的是主要依靠環境技術進步的“單輪驅動”模式，其中緣由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2) 從省際層面來看，2006～2012年間，除了新疆之外，其余29個省份的生態生產率都實現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重慶、湖南、內蒙古、江西、河北等省份的提升速度較快，最快的重慶，工業生態生產率均值達到1.306，年均增長30.6%;提升速度較慢的省份包括云南、浙江、黑龍江、廣東與新疆，其中新疆在考察期內是負增長，工業生態生產率年均下降0.80%。從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分解來看，樣本期內，河北、遼寧、安徽19個省份的生態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是提升的，其中青海的提升速度最快，年均增長29.5%;北京、天津、上海等6個省份的工業生態純技術效率指數基本上是原地踏步，樣本期均值為1;浙江、貴州、云南、寧夏、新疆5個省份的工業生態純技術效率指數是下降的，其中下降速度最快的是寧夏，年均下降27.80%。相比之下，樣本期各省份的規模效率變化指數表現則更差，全國30個省份中有22個省份的均值是小于1的，其中下降速度最快的是青海，年均下降24.0%。這表明我國大多省份并不是在最佳規模下進行生產，存在資源投入與污染排放過多的現象，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環境保護不力，是制約我國工業生態生產率提升的主導力量。
(三) 我國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的變化趨勢
上面主要是通過工業生態生產率及其分解指數的比較，考察我國不同省份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差異性特征以及驅動機制，下面主要是考察2006～2012年間我國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及其分解指數的變化趨勢，具體結果如圖1、圖2所示。
由圖1可以看出，2006～2012年間，我國工業生態生產率一直處于穩步提升的進程之中，但是波動性較強。其中2008年的提升幅度最大，達到27.20%，2009年的提升幅度最小，為3.80%，可能原因是由于次貸危機的發生對我國工業生產造成了一定的沖擊，阻礙了工業生態生產率的進一步提升。從演進特征上來看，次貸危機對我國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影響力度不是很大，影響時間也較短，至2010年，iepch值就已經升至1.200。從指數分解的角度來看，工業生態生產率指數與工業環境技術進步指數的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工業環境技術進步是驅動我國工業生態生產率提升的主導力量;工業生態純技術效率指數在2006～2011年間保持的是微弱上升態勢，而到2012年開始出現下降，未來變化趨勢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而工業生態規模效率指數則除了2009年以外，其它年度均處于下降通道。從累計角度來看，如圖2所示，2006～2012年間，我國工業生態生產率指數累計上升243.06%，與基期相比上升了1倍以上，彰顯了近年來我國工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工業環境技術進步指數累計上升幅度達到245.27%，工業生態純技術效率指數僅累計上升20.91%，工業生態規模效率指數累計下降幅度為17.93%。這一結果再次表明，我國工業生態生產率主要是依靠環境技術進步來驅動，而另外兩大驅動因素：純技術效率變化做出的貢獻非常小，而規模效率變化則抑制了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指數的進一步提高。這表明工業領域的生產工藝改革、先進節能減排技術與設備的推廣應用等“硬”技術條件的改善有效推動了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的提升，另外也表明，在我國工業生產領域，體現“軟”技術實力的管理方法、生產經驗以及制度模式對工業生態生產率的驅動作用并沒有發揮出來。更值得重視的是，過分注重擴大生產規模，忽視了要素利用水平的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資源浪費與污染排放過多等弊端所導致的規模效率下降是我國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提升的關鍵制約因素。
(四)三大區域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差異性分析
我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區域發展嚴重不平衡。不同區域的區位條件、發展水平、開放度、技術條件、人文傳統等方面差異顯著，因而工業生態生產率也極有可能存在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性。為此，本文分析比較了東部、中部與西部三大區域的工業生態生產率及其分解指數的差異性特征，比較結果如表3所示。
地區ieeffchietechchiepchiesechiepch東部0.9881.1601.0110.9771.146中部1.0281.1591.1120.9251.191西部0.9931.1651.0400.9711.156 由表3可知，東部、中部與西部三大區域樣本期內的工業生態生產率均值分別為1.146、1.191與1.156。其中，西部地區增長速度最快，其次為中部地區，東部地區增長速度最慢，這一結果與我國經濟發展的“東部-中部-西部”梯度特征似乎是矛盾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相比于東部地區，由于發展水平較低，中西部地區省份一直以來更加關注經濟發展與當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視了資源環境保護，生態環境保護工作起點較低，環境規制力度較弱。近年來，中央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越來越重視，將環境保護提升了國家戰略層面，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政策措施。在力度越來越大的環境規制推動下，中西部地區生態環境改善的效果比較明顯，追趕速度較快，從而表現出較高的工業生態生產率水平;然而，東部地區的經濟基礎好，技術水平較高，環境規制力度也一直強于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對環保工作也更加重視，環境保護起點較高，節能減排能力一直處于全國最高水平，因而其工業生態生產率的提升難度相對較大，提升速度也相對較慢，其工業生態生產率水平相對較低，因此本文測算結果與實際情況是相符的。從指數分解角度來看，西部地區的工業環境技術進步指數最高，為1.165，中部地區的工業生態純技術效率指數最高，為1.112，中部地區的工業生態規模效率指數的下降速度最快，年均下降達到5 750%。從比較結果來看，無論是整體工業生態生產率，還是其分解指數，地區異質性特征非常明顯，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應了我國區域能源環境政策制定的艱巨性與復雜性。 (五) 各省份工業生態生產率的收斂性檢驗
由前文分析可知，我國各省份、不同區域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差異性特征非常突出，那么這種差異性特征的演化趨勢如何?不同區域內各省份的工業生態生產率能否最終達到一致呢?為了回答該問題，本文對2006～2012年間全國范圍內以及東中西三大區域內的工業生態生產率的斂散性特征進行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我國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值在樣本期內呈現出不規律的波動，在2006～2007年先上升到0.195，然后一直下降，到2010年下降到0.092，之后又呈上升趨勢，2012年達到最高值為0.237。這表明我國各省份工業生態生產率不存在收斂趨勢。從區域角度看，東部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值在樣本期內呈現出“V”型的變化趨勢，先是在2007～2010年逐年下降，至2010年下降到0.303，到2012年上升到0.487;中部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值在2007～2010年在逐漸減小，但是2010～2012又出現逐年上升態勢;西部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值在2007～2010年也是逐年下降，但在2010～2012年值逐年上升的，也是呈現出“V”型變化趨勢。綜上所述，無論是全國層面還是區域層面，收斂檢驗結果均表明我國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均不存在收斂或“俱樂部”收斂現象，意味著我國各省份的工業生態生產率之間的差距有可能會進一步拉大。
從政策角度來看，收斂性檢驗結果表明我國正在實施的資源環境政策并沒有縮小各省份之間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差距。為了改善這種差距，各省份之間應該加強合作交流，讓先進的節能減排技術、管理經驗與制度模式能夠盡快向落后地區擴散;同時中央政府應該加強宏觀調控，加大對落后地區資源環境方面的人才和資金的投入，這樣可以有效縮小各省份之間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差距，促進資源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三、結論與啟示
本文將各省份工業生產過程中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作為投入指標，各省份工業產值作為產出指標，運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測算了我國30個省份以及三大區域的工業生態生產率，進而分析了生產率的地區差異性與變化趨勢，最后對工業生態生產率的斂散性特征進行檢驗，主要結論如下：(1)2006～2012年，我國各省份工業生態生產率實現了年均16.0%的提升，但存在較為顯著的地區差異性;(2)我國各省份工業生態生產率的提升主要依靠工業環境技術進步來驅動，屬于典型的“單輪驅動”模式，純技術效率變化的推動力極為有限，而規模效率則是阻礙我國工業生態生產率提升的關鍵因素;(3)東部、中部與西部三大地區的工業生態生產率及其分解指數均呈現出較為顯著的異質性特征。全國及三大區域內部的省份不存在收斂特征，各省份之間工業生態生產率的差距有可能還會繼續被拉大。
本文結論蘊含以下啟示：(1)改變傳統的依靠大量消耗資源環境和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工業生產模式，轉為集約型的可持續發展的工業生產模式，堅持改革創新，發展創新型經濟，加大環境保護力度，促進工業轉型升級，走新型工業化道路;(2)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建立更為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政府應該減少對市場的干預，讓價格機制在要素配置方面發揮作用;(3)各省份在工業發展進程中應注重環境技術進步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改善之間的相互協同，逐漸改變當前過分依賴環境技術進步的“單輪驅動”模式，實現“多輪驅動”，共同推動我國地區工業生態生產率的提升。這就要求各省份要在引進先進生產技術的同時，要提升員工素質、優化生產網絡、實行集約化生產、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改善企業管理水平;(4)為了縮小地區間差距，各省份應該加強交流與合作，共同分享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管理經驗，消除市場分割，同時中央政府應加強對落后地區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方面的扶持。總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我國地區工業“又好又快”發展。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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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期刊簡介：《工業工程與管理》（雙月刊）創刊于1996年，由上海交通大學主辦。應用性與學術性兼顧。致力于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加強企業對市場的快速響應能力，優化企業組織機構和運作管理方式，促成現代化企業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