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6-19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考察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的成長，將其放到整個時代的背景中是十分必要的。20世紀上半葉所鑄煉起的社會之基、民眾福祉這一學術信念，是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研究的歷史之基;魁閣時代則為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的研究奠定了最為深厚的學術基
摘要：考察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的成長，將其放到整個時代的背景中是十分必要的。20世紀上半葉所鑄煉起的“社會之基、民眾福祉”這一學術信念，是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研究的歷史之基;“魁閣時代”則為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的研究奠定了最為深厚的學術基礎。對這一歷史的回顧，能讓人們充分認識到，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是以開放的姿態來拓展它的路徑。它不僅實現了多學科的超越與融合，而且理論方法是多元開放的，它不會封閉自己的研究領域，更不會拒絕新的理論工具與方法的運用。當今，經歷數代人的傳承與拓展，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的研究團隊形成了更加開放、多元的學術志向與研究視野。
關鍵詞：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經濟人類學;魁閣時代
一、經濟民族學研究的歷史之基
如果把我們今天生存的社會稱之為現代社會的話，那么，它最具本質性的特征，就是基于社會化的生產力這一全新的歷史基礎，把不同地區、民族的人類群體導進了一個全球化的進程，用馬克思的話說，即是“世界歷史”的開創。①古老的中國是在19世紀以衰敗的姿態跌落進這一世界潮流中的。這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鋪筑了最近三百年中國一切社會變化的全局性基礎，它雖然也曾偶爾蕩起過歷史的濁流，但其最重要的貢獻，一個是點燃了“實業救國”這一最普遍的社會熱情;另一個則是把“社會之基、民眾福祉”鑄煉為20世紀上半葉整整一代學人至深的學術情懷。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基礎上，民族經濟問題成為近代中國不同學科、不同背景學人所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也正是在這一事實基礎上，我們可以說，經濟民族學研究在中國的起步甚早，整整一代不同學科學者的研究，拉開了中國經濟民族學研究的歷史序幕。
20世紀20年代，當陶孟和在北平開創社會調查部、社會調查所時，正是
“社會之基、民眾福祉”這一共同的學術信念，把來自不同學科的青年學子匯聚到一起：如湯象龍、梁方仲、千家駒、巫寶三、張培剛等，民族經濟問題的研究由此而展開了篳路藍縷、櫛風沐雨的拓展歷程。在這一批志向高遠青年學子的共同努力下，社會調查部編輯出版了《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鑒》《中國經濟發展問題叢書》;繼之社會調查所也先后創辦了《社會科學雜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等一批開創性的學術刊物。②這一重要學術研究機構的名稱雖屢遭變易，但始終把中國現實經濟問題作為整個機構的研究重心。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費之分析》聚焦于中國基層社會溫飽與貧困突出問題;吳半農和千家駒則合作翻譯出版了《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嚴中平的《中國棉業之發展》，成就了中國實證史學的奠基之作;張培剛的《清苑的農家經濟》傾情于社會經濟轉型中的小農遭遇;巫寶三的《中國國民所得》，則成為中國宏觀經濟分析的奠基之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已然確立起實地調查和文獻研究并重的學術風格。1953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成立，巫寶三為代理所長。曾在民國政府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研究的李文治、彭澤益、汪敬虞等皆入職該所。學術的傳承，確立了社會與經濟的理論研究、現實經濟問題的調查與分析和經濟史研究三足鼎立的學術格局。①
“社會之基、民眾福祉”這一共同的學術信念，把當今中國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術前輩，都推入了民族經濟問題的研究之中。如費孝通基于自己家鄉調查所貢獻的《江村經濟》，展現了中國的小農經濟在外來強力支配下急劇變遷的動蕩狀態，至今仍展露著旺盛的學術活力與風采。也正是這一學術情懷，推動著他在1935年攜妻王同惠進廣西大瑤山開展對花籃瑤的調查。1934年，佤山班洪部落抵抗英軍入侵所引發的中英滇緬未定界考察，推動了凌純聲、芮逸夫、陶云逵等對佤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等民族的調查。②基于長達三年的調查，芮逸夫為我們貢獻了《拉祜族的經濟生活》這一重要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成果。③楊成志數次組織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師生對廣東北江瑤族和海南島黎族、苗族的調查。④當時就讀于中山大學研究院的江應樑，發表了《廣東北江瑤人之生活》等一系列論文，他從1938年首次進入滇西芒市、遮放、勐卯、盞達等傣族土司區，調查傣族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涉及土司制度、農業、商業、貨幣、手工業、耕地、傭工等廣泛的經濟內容。他不僅入巴布涼山半年之久，而且數度進入傣族居住的區域，以長達十余年的田野調查積累，為我們貢獻了《涼山夷族的奴隸制度》(珠海大學1948年)、《擺夷的生活文化》(上海中華書局1950年)和《擺夷的經濟生活》(嶺南大學1950年)等一系列民族經濟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還有任乃強對川藏地區藏、羌等民族的調查，⑤馬長壽兩度入涼山，歷一年之久而貢獻的《涼山羅彝考察報告》等等。⑥
基于上述史實，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經濟民族學并非是當今偶然落地的新生兒，對中國而言，經濟民族學并不陌生，正是上述前輩學者的這一系列學術貢獻，分別對雖已受到外力影響，但仍主要囿于舊有軌道運行的眾多少數民族經濟生活常態，第一次給出的一個較為系統的全面勾畫，拉開了中國經濟民族學研究的帷幕。在“社會之基、民眾福祉”這一學術信念的基石上，他們展露了各不相同卻又為后人所景仰的學術風骨與人格魅力，培植起了中國經濟民族學研究的學術旨趣與趨向。
二、“魁閣時代”：中國經濟民族學研究第一個高峰
1937年全面抗戰的爆發，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南下西遷，給邊城昆明帶來了一個學術積淀與升華的空前歷史機遇。1938年，隨著西南聯大落腳昆明，這個邊隅之地成為了全國著名學者的匯聚之地。吳文藻此時也從燕京大學南下昆明創建云南大學的社會學學科，一批海外留學歸來的青年學子隨之跟進。如陶云逵、費孝通、林耀華等先后入職云南大學。云南大學也于1939年獲洛克菲勒基金資助而創建“燕京大學—云南大學實地調查工作站”。因戰事騷擾，該工作站于1940年遷至昆明郊區呈貢的魁星閣。在短短的七年中，該工作站為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奉獻了一批經典的研究成果，并以“魁閣時代”為名，在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學術歷程中樹立起了一座豐碑。
在吳文藻學術思想和社會學中國化的理念感召下，匯聚了十余名學者的這一學術共同體，在核心人物費孝通高效而富于創造性的組織運作中，工作站以“從實求知”為基點，在云南全境設立了12個田野調查點。正如費孝通坦言：“以全盤社會結構的格式作為研究對象，這對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須是具體的社區，因為聯系著各個社會制度的是人們的生活，人們的生活有時空坐落，這就是社區。每一個社區都有它的一套社會結構，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現代社會學的一個趨勢就是社區研究，也稱作社區分析。”①這種通過微觀的求實，來實現對中國社會特征與性質整體認知的學術努力，彰顯了微觀基點與宏觀視野的緊密結合。在這種發自內心情趣而又極為艱辛的學術探索中，費孝通奉獻了《祿村農田》;張之毅奉獻了《易村手工業》與《玉村農業和商業》后，又在白族聚居的大理馬久邑寫出了《榆村經濟》;鄭安倫在路南縣完成《堡村商業》;李有義在路南縣撒尼人聚居的尾則村完成《漢夷雜區經濟》;史國衡在昆明中央電工廠完成《昆廠勞工》以及在個舊完成《個舊礦工》，安慶灡在玉溪大營完成《玉村之農業與手工業》;薛觀濤在玉溪大村完成了《玉村農產之商品化》;田汝康在云南紡紗廠完成了《內地女工》后，繼之深入滇西傣族聚居區，奉獻了《擺夷的擺》。作為學術共同體的魁閣學者的研究，涉及范圍頗為廣泛。諸如許烺光基于大理喜洲調查而奉獻的《祖蔭下》，胡慶鈞的《云南呈貢二村基層地方權力結構》等。又如谷苞在呈貢的調查，就貢獻了《化城城鄉的經濟傳統》和《化城城鄉的傳統組織》兩份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谷苞自1944年離昆赴蘭州大學任教后，40余年終其一生聚焦于卓尼藏區的調查研究。有學者評價，這是魁閣成員繼田汝康之后，第二次深入到不同民族的佛教社會所展開的最為細密的研究，“為我們保留了那個時代藏族土司社會最為豐滿的政治和經濟圖景，同時也是第一次將費孝通所倡導的基于村落與世界市場之關系的經濟人類學思想轉變成邊疆整體的政治經濟關系研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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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閣遺稿的整理中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在魁閣學者所奉獻的學術成果中，50%以上都聚焦于經濟問題。即便在今日學科分類的基點上，我們也可以充滿自信地說，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在魁閣時代已然形成了一個品質極高的政治經濟學流派。它也為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的研究奉獻了最為深厚的學術底蘊。
比這一豐厚的學術底蘊更為重要的貢獻，則在于魁閣成員以其身體力行給后學留下的深刻啟示。
首先，這些高質量的研究成果赫然表明，民族經濟問題的研究并非專屬于經濟學，不同學科、不同視角、不同基點的切入以及不同方法的運用，對于經濟問題研究的整體性理解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們把這些研究冠以“經濟民族學”之稱的話，那么就意味著，經濟民族學是以民族學為理論母體，來認識、理解和分析經濟問題的。這就決定了經濟民族學必須尋找新的理論工具，為自己建構起富有特色的基本理論體系;當然，這也決定了它的研究必須是以社區、村落為起點，但這些微觀的個案研究，并不妨礙它拓展到族群、民族以及族際關系的基點，甚至可以說它必須得到這些宏觀視野的支撐。它也可以拓展到民族國家的層面，探討不同的民族國家，因自身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地位、方式和條件的差異，其經濟的發展并不存在唯一榜樣、唯一方向和唯一道路。如果說，一個民族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基質在于特定生產力的性質與水平，那么，就必須從個人、社會、政治、自然等不同方面或要素所構成的生產力狀態出發，進行富有成效的多樣性選擇。在某種角度上，我們完全可以把李斯特1841年問世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民族)體系》，③視為經濟民族學在此層面展開研究的一個成功理論范本。
其次，當我們把魁閣時代學者稱為中國民族學的政治經濟學流派時，絕對不能將其視為一個封閉的或狹隘的學派!費孝通曾坦言，魁閣“在它剛剛開始的時候，就是一個各學派的混合體;而且在經常的討論中，誰也不讓一點兒，各人都盡量把自己認為對的申引發揮，都在想多了解一點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實情”。①魁閣成員以他們的身體力行告訴我們，一個學科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擁有一個正常的、良好的富有魅力的學術空間和氛圍，而其關鍵在于，充分開放的姿態。它不僅歡迎不同學科、不同觀點和不同方法的加盟，而且它的研究范圍也是充分開放的，可以是理論的，也可以是個案的或現實的、歷史的，在研究的取向、聚焦的重點、理論的闡述等等方面，也是可以各有差異與特色的。有學者評論，魁閣成員的學術觀點并非整齊劃一，甚至與作為魁閣核心人物的費孝通的觀點也并非沒有齟齬之處。但這并未帶來所謂的門戶之見，也并未妨礙他們在一起進行共同的學術探索，并分享和交流不同的研究成果。如張之毅就格外強調村落內部的經濟分化問題，田汝康從社會團結理論基點出發，更多關注休閑經濟對社會維系的積極作用，而谷苞的卓尼藏區研究與費孝通、張之毅等人的邊疆經濟研究有著完全不同的問題取向。谷苞一直關注社會組織和經濟變革之間的交錯關系。可以說，在魁閣時代為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所做出的豐厚的學術積淀中，這是最為寶貴的貢獻。云南大學的經濟民族學研究，就是在魁閣學術精神的啟示、感召與傳承中起步的。
三、跨學科交叉合作：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在拓展中砥礪前行
20世紀50年代以后，數度的歷史變化，曾導致中國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的停頓。在此時期堪得一贊的，是1953年啟動的民族識別這一“國家工程”。這一全面性民族調查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第一次系統全面地展現了中國55個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生活的樣貌，為經濟民族學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在此歷史大背景中，魁閣政治經濟學流派為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所做出的豐厚學術積淀，也只能借民族史、經濟史等學科獲得一席傳承之地。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把整個社會從以階級斗爭為導向的聚焦，推向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經濟問題的研究再度成為國人持續關注的熱點。正是基于這一重大的轉折，隨著高考制度的恢復，以及學位制度的建立，前輩學者所鑄煉起的“社會之基、民眾福祉”這一學術情懷，再度點燃了20世紀80年代青年學子的探索熱情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魁閣時代所積淀下來的學術精神，為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1988年，執教于云南大學經濟系的董孟雄，為新編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教程》呈獻了一個專章：“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變化”。②其基本的理論意義就是明確宣示，深切理解并澄清中國各少數民族多層次與不完整的經濟結構，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全面性把握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師從于江應樑的楊庭碩，作為云南大學第一批畢業的碩士，在1995年呈獻了《相際經營原理》一書。他秉承云南大學經濟民族學研究豐厚的學術積淀，以師承所獲得的文化人類學理論根柢，來剖析現代社會中不同民族的經濟政治問題。③他聚焦于不同民族經濟活動的跨文化背景、歷史脈絡和空間差異三大主題，以“相際”一詞的使用，表達了如何去理解處于同一時空中不同民族的文化經濟類型，以及處于同一經濟過程中不同民族經濟體系的理論意圖。并提出了“民族文化生境”這一富于拓展性的概念。④當今執教于吉首大學的楊庭碩，已然成為國內生態人類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但是從另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他在此前民族經濟問題研究的基礎上，把生產力問題研究作為主要的理論聚焦點，所獲得的一個重大拓展和升華。
高考入學云南大學經濟系的一代學子，也從不同的角度開始了對民族經濟問題的探索。云南大學經濟系1978級的徐亞非、溫寧軍和楊先明，在1991年出版了《民族宗教經濟透視》，⑤作為同窗的陳慶德隨即在1994年先后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開發概論》和《民族經濟學》。①彭澤益認為，《民族經濟學》以“民族經濟學的理論基質”“民族經濟成長的要素分析”“中國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實證與選擇”三篇的寫作結構，展示出三個研究特點：“第一，首次試圖從基本理論框架上構造民族經濟學的完整體系，并把經濟人類學與發展經濟學融為一體，企圖實現新學科的突破。第二，全書貫穿歷史與邏輯一致性的原則，力圖為少數民族經濟的歷史演變同現實發展聯為一體考察。第三，全書力圖體現把基本理論分析同實踐運用相結合的特點。在構造基本理論體系時，對現實發展的實踐做了大量實證性研究。”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提供的《中國少數民族經濟研究的現狀與發展趨勢》報告，也充分肯定了該研究在學科理論體系建設上的多方面重大突破。各學術刊物相繼刊出多篇書評。③
同一時期就讀于云南大學經濟系的呂昭河，則從人口與資源環境的角度切入民族經濟的研究，1988年在《民族研究》發表文章《云南省布朗山區生育狀況的剖析》后，他相繼發表了《人口現代化：一個歷史過程的理論探討》《超越經濟人：對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學科性質的探討》《我國少數民族村寨生育行為與理性選擇的分析》等一系列高質量論文，并出版了《制度變遷與人口發展》等代表性著作。④——論文作者：杜星梅，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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