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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農民的文化素質不高，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主要障礙。有關資料表明，全國4.97億農村勞動力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12%，而小學及以下的占40%，全國92%的文盲、半文盲在農村。與此同時，絕大多數農民沒有受過職業技術和技能培訓。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 農村
摘要：農民的文化素質不高，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主要障礙。有關資料表明，全國4.97億農村勞動力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12%，而小學及以下的占40%，全國92%的文盲、半文盲在農村。與此同時，絕大多數農民沒有受過職業技術和技能培訓。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農村經濟,經濟制度
農民政治素質和政治心理不足。中國現階段農民的政治參與一方面幾乎全部是自發的，大多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具體利益而進行的問題性參與而沒有把參與政治當作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不能自覺地、經常性地進行政治參與;另一方面傳統的思想政治文化也在影響著農民的政治參與，鄉土觀念、重禮俗而不重法制、對權力既崇拜又疏遠的心理狀態、官本位思想、盲目從眾”等深深積淀在許多農民的內心深處。
農民對政治參與的冷漠問題。所謂政治冷漠癥是指“主體在有選擇權的條件下，對政治生活缺乏責任心和興趣，缺乏參與政治活動的動力的一種心理狀態”。由于歷史和現實等諸多因素導致中國農民普遍缺乏政治意識，對政治參與較為冷漠。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低，缺乏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農民處于高度“分散化”狀態，農民進行政治參與主要以個體或者小團體為主要形式，導致利益表達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迫切需要提高農民素質，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大力提高農民綜合素質，一方面要提高在家務農農民的種田水平，一方面提高外出務工農民的就業能力。要通過加快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和農村成人教育，努力掃除農村青壯年文盲，擴大職業教育，面向農村的招生規模，有針對性地培養為農村服務的人才，提高農民的科技含量，培養一批農民中高級技術工作，進一步提升新農村建設的質量和效果。因此，現階段各級政府和組織必須要堅決貫徹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各項政策，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不斷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改善廣大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不斷發展和普及有線電視、網絡等現代化的設備，提升廣大農民對各種信息的接受能力，使農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和參與政治。
城鄉分治的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以來，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雖然受到了來自市場化改革與農村制度創新的共同沖擊，但迄今為止，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遲滯與歷史慣性依然是制約中國新農村建設的主要障礙。二元經濟結構的主要弊端有：(1)導致資源配置嚴重失衡。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農民為國家工業化和城市發展提供資金積累(即農村資金凈流出)達2萬多億元，大約相當于同期中國社會資本存量的2/3。此外，最近20年間，國家在征用農民集體所有土地1 億畝的運作中，通過土地價格“剪刀差”(市場價格—征用土地補償費)從農民手里拿走土地資產收益的2萬多億元。(2)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受阻。在中國這個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發展緩慢，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而農村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大量過剩勞動力產生。目前，中國農村有近2億的剩余勞動力。根據每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和勞動的實際參與率測算，“十一五”期間，中國農村每年將新增勞動力600萬人。此外，中國的戶籍制度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什么大的改革，農村人口進城受這一制度限制較大。(3)造成了消費需求不足，阻礙了經濟的增長。由于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城鄉經濟和收入水平的差異，導致了城鄉收入水平的不斷拉大，城市人均收入大多遠遠高于農村人均收入，而農村人口又在全國人口總數中占據多數，這必然導致全國總的消費需求不足。以2002年為例，城市人均收入為7 730元，農村人均收入為2 476元，城市人均收入是農村人均收入的3.2倍。
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中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廣大農民在實踐中的偉大創舉，這一制度對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曾起過積極作用，大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方式也存在不足：(1)小農生產經營模式本身缺乏吸納資金和技術的機制。由于小農規模經營導致土地無法適度集中，土地分散有余，統一不足，無法進行規模化專業化生產，大型的農機設備難以進入中國農業生產中去，無法形成對現代化基礎設施的有效需要，難以吸引有關部門和企業資本進入。(2)小農生產模式既難以抵御自然風險，又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農產品市場接近于完全競爭市場，與其他產品市場相比，由于小農生產的分散性，不利于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不利于提高農業的競爭力，難以形成有市場發言能力的利益集團，因而在市場競爭中處于較為不利的地位。(3)小農生產模式本身存在政策成本高、運行效率低的缺陷。小農生產模式影響了中國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增幅有限，農業比較效益低下;同時由于農村土地的地塊細碎化和分布零散化，還容易產生“外部負效應 ”，即一戶的農業活動可能給其他農戶的農業生產帶來不利影響;從管理成本看，分散的小規模農戶家庭經營為主體的組織機構之下，經營和納稅主體的高度分散，必然導致管理成本提高。
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是一個社會的風險規避機制，是對公民基本生存環境的保障，它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支柱。然而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在農村的落實有待進一步加強：(1)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不能適應現實需要。除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基本開展起來外，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均呈現出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等特點。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社會的風險和壓力正在不斷增大，農業是弱質產業，受自然條件影響大、市場風險高。而目前，包括進城就業的農民除了土地之外，沒有別的生活保障，土地的養老保障的功能也在逐漸弱化。(2)以家庭保障為主，農民面臨的風險較大。現階段農村居民應對生存風險的基本方式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制度化的社會保障，如養老、醫療保障及社會救助，在農村社會保障中只占極小的比重。
農村的義務教育制度。雖然這幾年中國的農村義務教育有了較為長足的發展，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1)國家對農村的教育投入不足。“劃分收支、分級包干”和“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教育投資體制不利于欠發達地區教育發展，這種體制雖然消除了統收統支集中管理體制的一些弊端，有利于發揮地方政府投資辦學的積極性，但也暴露出許多問題和不足。由于欠發達地區財政來源極為有限，無法從根本上保證教育經費的落實和支撐教育事業的運轉與發展。(2)師資方面存在突出問題。主要表現為：1)農村教師的分布不合理。現行的管理體制不利于教師的有效流動，造成了農村教師分布的不均衡。有的地方教師嚴重缺編，有的則嚴重超編。2)教師素質的整體狀況不容樂觀。農村中小學現有相當一部分教師是民辦轉公辦的，他們中只有極少數受過專業教育，教師隊伍整體存在著知識結構老化、知識面窄的問題。3)“教非所學”現象比較普遍。相當一部分農村中小學，教師不配套，一個老師教兩個不相關學科的現象在一些學校十分普遍。(3)教師待遇偏低。農村教師工作在最基層、在最艱苦的地方教書育人，但享受的卻是比城市教師低得多的待遇。教師除了工資，幾乎沒有任何獎金、福利，這對廣大農村教師顯然有失公平。除此以外,廣大農村教師在醫療保險、養老、住房等方面也缺乏應有的保障。(4)農村初中課程設置不近合理。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2/3以上，農村中小學學生占全國中小學的比例是75%。在勞動力中，中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占73%，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在國家財政收入中農業的貢獻率只占27%左右。從全國的統計數字看，農村中從小學進入初中，考入高中，繼而進入大學的人數僅為15%。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農村課程設置與城市一樣，采取相同的教材、教法、進度，這與農村的實際情況相差甚遠。
一般來說，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對政治關心程度較高，政治參與的意識也較強，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強化著教育與政治參與的關系。當前一要加大國家財政對農村教育的支出，保證義務教育的實施，以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消除因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質低而導致的農民政治參與的種種障礙。二要培養公民意識，增強農民的政治主體覺悟。中國現階段農民的政治參與幾乎全部是自發的，大多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具體利益而進行的問題性參與。他們還缺乏明確的政治參與意識，沒有把參與政治當作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不能自覺地、經常性地進行政治參與。傳統的思想政治文化影響著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造成人們心理上的文化積淀：家庭意識、鄉土觀念、重禮俗而不重法制、對權力既崇拜又疏遠的心理狀態、官本位思想、“政治冷漠”、“清官心理無爭無為思想和盲目從眾”等深深積淀在許多農民的內心深處，這種文化積淀深深影響著當今農民的行為方式。他們深受這種傳統政治心理的影響，在政治參與中一方面表現為被動與盲從，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政治參與作簡單化或公式化的理解。有明確政治參與意識并且經常性地參與政治的農民的數量仍然很少，農民從總體上參與政治的次數和頻度仍然很低。當前必須要盡快建立農民政治教育的培訓機構，對農民進行公民權利和義務、民主啟蒙、政治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提高農民的政治素質，使他們能進行有效地政治參與。
由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政社合一的政體被打破，企業的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扶持以及鼓勵一部分人先富來，使中國農民在地區、行業、收入、權利等方面產生分化、分層，產生了眾多不同的利益主體。有調查資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分化分層大致可概括為：農村基層干部、集體企業管理人員、鄉鎮集體企業工人、農業勞動者階層、個體勞動者階層、智力型自由職業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雇工階層等八個階層。這些不同利益主體，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必然會從各自的利益需要出發。要改變這種現狀，必須要大力發展各種富民合作社，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很顯然，以家庭為基礎的分散經營的農民，目前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資源的分配中均處于劣勢，很難形成自己的訴求渠道，因此他們在政治博弈中的“議價能力”還非常有限。可見，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以增強他們的話語權是非常必要的。而這種組織化的實施不是從上到下層層級級的包辦，必須是農民自己的要求，自己意愿的真實體現。筆者在調研中也欣喜地看到在安徽不少地方已有大量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不斷完善農民利益表達機制。建設社會新農村，農民是主體。當前農民政治參與急需通過制度建設來建立和健全農民政治參與機制，不斷拓寬農民政治參與渠道，使農民利益的表達制度化、法制化、有序化。一要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應協調好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農民三者之間的關系;要健全村民委員會制度和選舉制度;要完善村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村民大會制度，使村民能夠通過制度化的渠道參與本村政務，真正體現“民主自治”的原則。二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要切實提高農民代表的比例，尊重并保障農民充分行使選舉權利，完善選舉制度，保證農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同時加強人大代表同農民群眾的聯系，基層人大代表要及時反映農民要求和愿望，并積極接受農民監督，當前的人大代表聯系戶制度值得推廣。三要構建制度化的農民利益表達機制。要重視民意，讓農民代表有更多的機會和渠道表達自己的意愿。讓基層農民的呼聲能夠暢通地反映到最高決策層面，可以說是目前最為緊迫的要務。當前的信訪制度，為農民參與政治提供方便渠道，但相對于農民利益多元化的趨勢則略顯單一。加強對政府行政權力的監督和約束，要加大執法監督力度，貫徹以人為本思想，加強對廣大農民基本權利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