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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跨國勞動關系因全球化生產而存在，資本的全球流動一方面造成工人階級分裂的危機，另一方面也要求全球工人必須走向團結，建立全球工人的聯系網絡十分迫切。以全球工會聯合會為代表的國際工會組織是全球工人跨地區團結的重要代表，它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全
[摘 要]跨國勞動關系因全球化生產而存在，資本的全球流動一方面造成工人階級分裂的危機，另一方面也要求全球工人必須走向團結，建立全球工人的聯系網絡十分迫切。以全球工會聯合會為代表的國際工會組織是全球工人跨地區團結的重要代表，它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全球工會網絡的聯結和全球工人的組織賦權。全球工會聯合會對于加強全球工會多邊合作、經驗交流和工會資源的有效協調，實現全球勞資關系平衡提供了一種非常有價值的探索，但全球工會聯合會因其自身資源的稀缺性和有限等級權威、工會聯盟及其附屬工會的價值沖突、不同國家制度環境的制約以及跨國企業特殊組織結構等原因，其運轉過程還存在很大挑戰。
[關鍵詞]全球化;全球工會聯盟;工會
新自由主義帶來了勞動力市場全面自由化，傳統工會影響力日益被削弱，靈活的就業模式不斷削減工會群眾基礎，會員人數急劇減少，會員率不斷下降。資本的流動性和全球龐大勞動力蓄水池交互作用，迫使全球工人為就業而競爭。傳統工會活動局限于所在區域勞工群體，關注本地工人工資增長和勞動條件的改善，資本的全球流動促使傳統勞工治理面臨嚴峻的挑戰，不同國家的工會表現出強烈的共同行動意愿，①通過全球工會的聯合和相互協作，增加與跨國公司討價還價的籌碼，促進全球工會關系網絡的形成。
跨國勞動關系因全球化而得以發展。全球化生產網絡引致原有產業體系發生結構性變化，帶來跨國勞動關系的興起和發展，進而不可避免地對傳統勞動關系和勞工政策形成挑戰，催生出新的工人運動和勞工政策。單個工人或工會力量有限且各地工人或工會利益并非孤立，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形成對資本的制約，有效應對資本的進攻。全球工人和區域工會基于對全球勞動關系的正確判斷，加強彼此的聯系，共同應對全球資本的壓迫。全球工會聯合會(GUF)是全球工人重新聯合的重要體現，本文以全球工會聯合會為例，剖析其對全球化生產、跨國勞動關系和全球工人再聯結的影響，總結全球工人跨地區團結的實現前景與挑戰。
一、全球化生產與勞工團結的危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解決資本主義合法性和利潤率危機，資本通過空間調整策略，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新的投資地。資本的跨國轉移容易導致勞工福利的逐底競爭，主權國家紛紛以惡劣的勞動條件來吸引外資。跨國資本脫嵌于地方時空情景，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利潤，但是勞動者因其地方嵌入性而很難跨國流動，從而增加了就業的不穩定性。①跨國公司通過全球擴張，實現全球勞工套利和世界范圍內生產集聚，導致工人工資差距擴大和就業機會競爭，工作更為靈活甚至貧富兩極分化。②在產業全球轉移過程中，當地正式就業崗位不斷減少，工會會員流失，工會組織率下降，工會活動大多處于持續被壓制的狀態，工會結社權利遭到削弱，勞工集體抗爭力量被分化，進而弱化了勞動力對資本的應對能力，使得勞工聯結陷入惡性循環。
此外，資本的強流動性還在某種程度上將勞資間的沖突轉化為工人群體的內部沖突，刺激工人選擇以個體而非集體方式維護勞動權益，追逐自身具體利益而非階級整體利益。工人群體失去共同的價值目標，以利己主義為核心，變成松散、充滿內部差異的復雜群體，分而治之的方式弱化勞工集體維權的力量，使得工會組建更為困難。
另外，隨著全球經濟的嚴重衰退，工會成員高工資難以被企業接受，企業拒絕工會化傾向越來越強。③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鼓勵國家減少對經濟的干預，鼓勵勞動力市場靈活化和勞動關系非工會化，勞工集體談判去中心化趨勢明顯，工會談判地位下降，其影響力不斷減弱。④參加工會組織的潛在收益降低，工會文化和組織機構也難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新形勢，使得工人對工會的支持度和忠誠度被削弱，工會力量被進一步弱化，勞工斗爭力量被分散。
勞工的全球性問題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其核心內容是在后福特主義時代，資本的強流動性誘致世界各國不斷融入資本主義發展體系，致使全球勞動關系更具彈性，資本對勞動過程的控制能力更強。⑤新自由主義催化了金融資本主義的興起，加快了資本的全球流動，資本符號化方式脫嵌于社會約束，處于長期游走狀態，不斷在全球尋找新的財富增長點。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廉價勞動力，勞工套利更為便捷，同時高度分工的全球生產、銷售網絡導致其對勞工的剝削更為靈活。跨國公司持續推進外包或離岸生產體制，并通過彈性或臨時雇傭等非正式就業模式，不斷壓低用工成本，削減勞工福利，弱化工人和工會組織對企業工作環境和勞動過程的掌控，使之無法形成與跨國資本相匹配的結構性力量，從而實現對勞工階級的超級剝削。①
資本通過倡導國家放松市場監管和削減公共福利投入，弱化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宏觀調控的作用，削弱國家對勞工的社會保護。跨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攫取超額利潤過程中，獲得了更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支配性權力，引致國家內部社會權力發生很大程度轉移，跨國資本成為獨立于民族國家的區域支配者。面對日益強大的跨國資本，傳統的國家勞動治理體制面臨嚴峻挑戰，一個可行出路便是積極探索勞動治理的世界性聯合，實現勞工治理的跨國合作和勞動關系的全球化。生產的國際化致使民族國家和跨國公司網絡交織，形成復雜關系網，不同國家、地區間勞工問題彼此聯系，②勞工問題不再僅僅是民族國家內部問題。全球勞動治理映射出國家、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等主體共同改進勞動條件的努力過程，不同治理主體在不同社會語境下溝通、競爭和共贏。
全球工會聯合會希望建立一套國際規則來推動勞工聯合。國際規則的制定有利于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良好的勞資關系秩序，各利益主體可通過在規則范圍內溝通、談判與合作實現各自合理的利益訴求。國際規則不僅包括具備較強約束力的國際法律和貿易協定等強制性規定(被稱為硬規則或硬法)，還包括缺少強制約束性但能產生實際治理效果的軟規則或軟法，如各種章程、決議和宣言等準規制性文件。軟規則多為自愿非約束性政策工具，作為全球勞工軟法治理的重要規制手段，是硬規則的重要補充，有利于緩解全球勞工治理工具赤字，彌補傳統單一模式勞工治理效用的不足。以軟法治理工具指導國際勞動關系，有利于推進國際性的勞資協調行動，實現全球勞工重新聯結，共同應對全球性勞工問題。③全球勞工軟法治理中最具創新性的是體現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公司行為守則等社會認證工具以及全球工會聯合會(GUF)與跨國企業通過集體談判、協商制定的全球框架協議(GFA/IFA)等。全球工會聯合會具有國際范圍內勞工集體談判代理的合法性和廣泛性，可通過多種方式與跨國公司建立聯系、對話渠道。例如，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框架協議的簽訂就是勞工問題在企業層面建立全球社會對話的重要形式。④
二、全球工會聯合會——全球工人聯結的新工具
全球工會聯合會(GUF)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際貿易秘書處(ITS)發展而來，是一個將相似或建立聯盟關系的特定產業、行業或職業群體中的工人組織聯合起來的全國性和地區性工會在全世界范圍建立的國際工會聯盟。①19世紀90年代初期，許多西方國家已建立全國總工會和工人政黨，開始就勞工權利問題同資產階級進行談判，但在1919年以前，國際工會合作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自1889年第一個國際貿易秘書處成立以來，許多國際貿易秘書處開始陸續在歐洲成立，1904年后，越來越多的美國工會開始加入，1914年，國際貿易秘書處增加到30多個，其中24個設在德國，至21世紀初共成立65個(見表1)。
由于人們對國際貿易秘書處高度官僚化的不滿，冷戰結束后，國際貿易秘書處開始重組再造，2002年許多國際貿易秘書處合并，成立了全球工會聯合會，代表國際一級的各自行業或職業工會，截至2016年，共有9個全球工會聯合會(見表2)。歐洲許多國家或其他區域性工會大多是一個或多個全球工會聯合會的成員，全球工會聯合會的各附屬工會也可以隸屬于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或世界工會聯合會(WFTU)。全球工會聯合會與國際工會聯合會、經合組織工會咨詢委員會(TUAC)等國際組織建立了伙伴關系，同屬于全球工會理事會(CGU)，為實現更有效的集體談判而共同行動。全球工會(GlobalUnions)或全球工會理事會的官網，由國際工會聯合會、經合組織工會咨詢委員會和全球工會聯合會共同擁有和管理。全球工會聯合會經常與國際勞工組織(ILO)就勞工權益保護進行合作，積極參與制定和協助實施國際勞工組織有關全球勞工的政策。例如，全球工會聯合會支持并積極參與國際勞工組織的“體面勞動”計劃。
全球工會聯合會屬于自治、自我管理的組織，凡認同全球工會聯合會宗旨目標的相關行業領域的工會均可申請加入。全球工會聯合會由大會(Congress)、執行委員會(ExecutiveCommittee)、管理委員會(Leadership/ManagementCommittee)、秘書處(TheSecretariat)等機構組成。大會代表所有附屬工會成員，為全球工會聯合會最高權力機構，一般四五年召開一次。執行委員會由全球工會聯合會大會選舉產生，負責全球工會聯合會所有活動、決定、決議和政策的實施，常設各類行業/職業領域執行委員會或其他常設委員會，如婦女委員會(TheWomen’sCommittee)。管理委員會由工會主席(President)、工會秘書長/總書記(GeneralSecretary)和工會副主席(Vice/DeputyPresident)組成，一般設立工會主席和總書記各1名，工會副主席若干名，成員一般由全球工會聯合會大會選舉產生，任期通常為4年。工會主席作為全球工會聯合會主要代表，負責主持全球工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和大會的相關工作，并有權出席全球工會聯合會相關的所有其他會議，工會副主席應協助主席履行其職責，主席不在或退休時，應由首席副主席接替主席工作，直至下次大會選出主席。秘書長作為全球工會聯合會首席執行官，負責全球工會聯合會內部各個附屬工會組織或部門的日常聯系，以及同其他國際機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間的交流，并負責落實大會相關決議，處理全球工會聯合會日常行政事務和管理全球工會聯合會相關業務。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全球工會聯合會大會或執行委員會也設立區域機構，一般由區域會議(RegionalConferences)、區域執行委員會(RegionalExecutiveCommittees)或區域代表和區域辦事處(RegionalRepresentativesandRegionalOffices)等機構組成。
不同于國家一級工會，全球工會聯合會并非完整意義上的組織機構，其與成員組織或附屬工會更多的是一種溝通合作、相互支持的關系，是聯合推進共同目標和合理使用資源的結構化合作伙伴關系。①隨著經濟衰退引致失業和工資問題加劇，不同工會間共同利益訴求增多，內部意見分歧加劇，全球工會聯合會為其利益訴求提供了整合平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工會聯合會在附屬工會和代表的工人總數方面有所擴大，將權力延伸至世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形成了覆蓋世界各地區的工會聯系網絡并擁有授權網絡經紀人的主導作用。②通過該平臺，利益相關方既可在基礎層面共享各方信息，也能進一步加強各方交流合作，實現各工會自身利益和全球工會聯合會整體戰略的有效協商，促進全球工人階級的再聯合。
全球工會聯合會這一跨國工會聯盟行為體的產生更多歸因于全球化導致的各國經濟不斷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發展進程，這一融入過程必然帶來全球工會聯合會會員數的快速增長和會員圈的地理分布范圍的擴大，增強工會聯盟作為全球集體談判代理主體的代表性。作為全球工會聯合會的中樞機構，全球工會聯合會國際貿易秘書處發揮了元組織功能。①——論文作者：黃巖胡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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