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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當然，新聞報道中的國家形象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和不同意識形態中很容易被歪曲，一般不可能做到絕對客觀，公正。這是因為某一文化中的報紙在報道其他文化/國家時，總是從自身的理解，和文化的角度，去審視對方，報道對方。而這一審視、報道過程中，很容
摘要：當然，新聞報道中的國家形象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和不同意識形態中很容易被歪曲，一般不可能做到絕對客觀，公正。這是因為某一文化中的報紙在報道其他文化/國家時，總是從自身的理解，和文化的角度，去審視對方，報道對方。而這一審視、報道過程中，很容易由于本身文化的因素，而不能對對方的文化塑造一個客觀、公正、全面的形象。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真正形象在另一文化中塑造的形象不可能一模一樣，而是一個永遠接近的過程。
本文選自：《新聞與寫作》是北京日報報業集團主辦的新聞專業期刊，集理論性、知識性、實用性、可讀性為一體，歷來為新聞工作者、通訊員、寫作愛好者和大中專師生所厚愛。語 言：中文，主管單位：北京日報報業集團，主辦單位：北京日報報業集團，創刊時間：1984年，出版周期：月刊，國內刊號：CN11-1109/G2，國際刊號：ISSN1002-2295，郵發代號：2-673，復合影響因子： 0.603，綜合影響因子： 0.227。《新聞與寫作》發行量在全國同類期刊中名列前茅，刊登的文章多次在全國、全市獲獎，被評為全國核心期刊，被中國期刊協會列為向“全國百家期刊閱覽室”贈送期刊，連續4屆被評為全國中文優秀期刊。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而美國作為世界上第一號經濟大國，其國際地位仍受到人們關注。
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識形式的差異，中美兩國的關系的發展總是不那么順暢。特別是臺灣問題，50年來一直左右著兩國間的關系，成為引發兩國矛盾的最敏感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中美兩國的報紙如何報道對方國家正日益成為研究的焦點。不少中美學者運用內容分析法來探討中美兩國媒體在報道對方時所運用的報道手法，因為媒體的報道往往能折射出兩個大國的國家形象和關系現狀。
本文將從新聞的客觀性的角度來研究中美兩國間的新聞報道現狀，并分析其報道手法和成因。
二、 中美兩國如何報道對方國家
2.1 中國媒體如何報道美國
2.1.1 總體形象
劉力群1991年對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以來中國報紙(《人民日報》) 對美國的報道進行了研究。他的結論是中國報紙往往把美國看成是一個富有、現代化、開放和民主的國家(Liu, 1991, p35)。這一結論與徐小鴿在1994年對《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進行的內容分析后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盡管中國報紙也報道美國的犯罪和暴力現象，但總體來說，中國報紙塑造美國的形象是積極的、肯定的、正面的(徐小鴿，1996，p304)。
2.1.2 報道內容
根據徐小鴿1994年的調查，中國報紙對美國的報道側重政府報道、美國與其它國家的的外交關系，軍事行動，國內政治和政策，美國與其它國家的貿易關系，并較多采用官方的新聞來源，如記者招待會，新聞發布會和政府研究等(徐小鴿，p303)。此外，徐小鴿的比較調查還發現，就報道量而言，中國報紙對美國的報道是美國報紙對中國的四倍(徐小鴿，p303)。
2.1.3 報道手法劉力群和徐小鴿的研究還表明，中國報紙對美國的報道相對準確和公正。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報紙不僅增加對美國報道，對美國的報道更為客觀、有利(徐小鴿，p296/ Liu,p16)，而且很少對美國進行評論。即使評論，也是謹慎溫和，因為中國報紙不會違反政府政策去對美國評頭論足(徐小鴿，p304)。
2.2 美國報紙和如何報道中國
2.2.1 總體形象
根據1991年蘇尚明(音譯)的對《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2年至1988年14年調查發現，美國記者對中國的了解比以往有所改進，但是美國報紙更多報道一些事件，且缺乏足夠的社會背景，往往忽略了報道的重要社會趨勢 。因此，中國的整體形象是被扭曲的，報紙所傳播的訊息是消極的(徐小鴿，p294)。
由于文化、思維方式的差異，尤其是中國近幾年的巨大變化，給真實地報道中國、理解中國更增加了難度。徐小鴿1994年對美國報紙報道的調查發現，美國報道中國總是持批評態度，并以負面報道居多(徐小鴿,p309)。
2.2.2 報道內容
徐小鴿1994年調查還發現，美國報紙報道中國的內容依次為人權，犯罪、暴力，美中貿易關系，人民和人情味，而主要以“人權”為中心。幾乎把所有的新聞報道與人權問題掛鉤(李希光，1999p4)。而且這些報道的新聞來源大多是非官方的，如持不同政見者，在華美國人，年輕企業家，普通人等(徐小鴿，p304)。
2.2.3 報道手法
有關美國媒體報道中國的手法，李希光在其新出版的《中國有多壞》一書中作了較為詳實的描述，主要內容包括以下：
(1) 把對中國的報道簡單化，模式化，報道的題目和采訪都是為樹立這樣一個形象服務：中國是個共產主義邪惡國家，獨裁國家。
(2) 只取對其有利的新聞報道，絲毫說不上全面和公正。這一手法在陳德智調查分析西方報紙報道北約轟炸我駐南使館的報道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陳德智，1999，p6)。
(3) 報道時妄加評論，亂用背景材料或直接發表惡意評論(陳德智，p7/李希光,p4)。
(4) 模糊新聞來源，采用雙重標準。
盡管用“妖魔化”來概括美國報紙對中國的所有報道似乎有些偏激，但卻從某些方面反映出美國主流媒體對待中國的大趨勢。對這一論點，也得到了有關西方學者的認同。來自印地安州立大學的大衛·亞當斯博士在其《改進大洋兩岸的中美新聞報道》一文中，也承認：與中國所發生的這些社會，經濟和技術文化相比，美國和西方報道的內容顯得像10年或15年以前的中國所發生的事情... 媒體應同樣注重中國的在這方面所得成就(亞當斯，1998，p20)。
三、 對新聞的客觀性不同理解
新聞的客觀性這一概念由西方學者提出，是指新聞報道要忠實于客觀事實，要按照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來反映它(鄭保衛，1990，p56)。
但是我國新聞界與西方新聞界對新聞的客觀性的理解有一定的差距。這一現狀也反映到了大陸學者與在西方接受教育較多的臺灣學者之間。去年，筆者赴臺參加兩岸新聞界第一次交流會期間，雙方代表曾對此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新聞的客觀性與傾向性的關系問題上。
西方學者把客觀性強調到了不恰當的地步。他們把“客觀性”說成是超階級，超黨派的東西，是“純客觀”只陳述事實，而不表達意見(鄭保衛, p57)。所以，他們認為新聞的客觀性不可能有傾向性，兩者不能相容。
我國大陸學者認為新聞具有客觀性，但同時認為新聞也具有傾向性，并認為新聞的傾向性與客觀性并不矛盾(孫少晶，1999，p16)，因為傾向性是記者通過新聞事實，暴露出來的思想趨向，而不是隨意作主觀的解釋和議論(劉建明，1991，p62/鄭保衛, p57)。
客觀性和傾向性反映到新聞實踐中則表現為正面報道、負面報道和中性報道的比例多少。說到底是指新聞報道是否能達到正確、公正和全面三個標準。雖然中西方都采用正面、負面和中性報道，但它們在各自媒體中所占比例卻是很不相同的。張威在其《中西比較：正面報道和負面報道》一文中指出，中性報道的分布，中西方比較均衡，但西方媒體更多傾向于負面報道和負面傾向，正面報道則是風毛麟角。同樣，盡管我國的媒體近年來加強輿論監督力度，產生了很多批評性或負面報道，但正面報道仍享有不可動搖的地位。他認為這種正、負面報道的不平衡成了區別了中西方新聞報道方法的重要分界線(張威，1999，p49)。
這一結論與上面中美兩國之間如何報道對方國家的眾多結論不謀而合，從而也進一步證實了新聞的客觀性與傾向性之間的辨證關系。
四、 客觀性的兩個方面：事件客觀性與整體客觀性
為了更好地了解、分析中美兩國間報紙如何報道對方國家，筆者認為有必要從下列二個概念來進一步審視客觀性：即事件客觀性和整體客觀性。
事件客觀性指或稱個體客觀性，是指記者對某一新聞事件進行客觀地報道。它的報道形式可以是正面報道、負面事件和中性報道。除非是虛假和憑空捏造的報道，這三種報道形式均符合新聞客觀性的原則。它們雖然所反映的只是一個事件的一側面，但不管是正面，負面還是中性，卻都是客觀存在的。所以，上文中孫少晶所提及的客觀性與傾向性不矛盾之處，主要是指正面報道和負面性報道并不違反客觀性原則。
整體客觀性，顧名思義，是一個事件或個體客觀性的整體結累，所反映的是一個總體形象。從受眾的角度來說，它是指媒體對受眾的一種長期的、有時是潛移默化的影響或效果。整體客觀性所反映的形象可以是事件的客觀，公正的形象反映。但由于報紙等媒體的影響，也可能是被扭曲的、偏面的形象反映。關鍵取處于其與事件客觀性的關系：
首先，整體客觀性與事件客觀性兩者有關密切的關聯，兩者相輔相成。整體客觀性是以事件客觀性為基礎的。如果事件客觀性所反映的正、負面和中性報道的比例相對比較均衡，那么整體客觀性所反映的事件也是一個全面、準確，公正的。當然，即便有正確的正負中報道比例，如果沒有足夠的新聞流量，也會影響對整體形象的準確了解(徐小鴿，p292)。反之，如果事件客觀性所反映的正、負面和中性報道比例嚴重失調，持繼的時間很長，且保證有足夠的新聞流量，那么整體客觀性也可能隨之產生與事實不符的、被扭曲的總體形象。
其次，整體客觀性對事件客觀性又具有較大的反作用。如果整體客觀性在事件客觀性基礎上形成了某中固定的形象或模式，那么以后便會用這種形象或模式來選擇和取余與之吻合的事件客觀性。假如整體客觀性所形成的形象是客觀、全面、公正的，那么它所選擇的事件客觀存在也是客觀、全面、公正和真實的。反之，整體客觀性所形成的形象是不客觀、全面、公正和真實的， 一旦形成一種氣氛后，就會排斥那些即使是客觀，全面、公正的事實。這時就會出現是非顛倒，形象扭曲的或被夸大或被故意忽略的局面。
從上文中可以看出，整體客觀性的客觀和全面是一個理論上的概念。在新聞實踐中，由于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差異，真實的整體形象與媒體所描繪的形象總是有一定的差距，不可能一模一樣，只是一個無限接近的過程。新聞的客觀性，以某種程度上，不可能是純客觀，只是其客觀的程度和角度不同而已。
五、 如何看待中美兩國報紙的報道手法
從目前中美兩國報紙報道對方國家的現狀看，我國報紙采用的手法是以正面報道為主。這與我國的“發展新聞學”運作模式有關(徐小鴿，p309)。我國報紙是黨和國家的喉舌。由于中國政府主觀上支持和平事業，要發展與美國的睦鄰友好關系，所以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報紙給讀者提供的通常是比較客觀的美國報道(徐小鴿，p309)，強調了上文中所提到的事件客觀性中的正面報道。
雖然中美關系發生變化時，也會出現一些曝光美國的陰暗面報道，但自兩國關系正常化以來，美國在中國報紙上的總體形象(即整體客觀性)是正面的、積極的，和真實的。
對當今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美國是一個發達、富裕和較寬松、自由的國家(Liu, pp121-122)。這從目前大批中國學生涌向美國留學，中美學術交流頻繁可以得到佐證。
正是因為中國報紙中有關美國的整體客觀性是正面，積極的，這也直接影響其事件客觀性。假如現在我國某份報紙，想突出美國陰暗面，突出負面報道，筆者認為美國的總體形象恐怕改變不會太大。當然有可能會使讀者更為現實地看待美國。
相反，以往許多研究表明，美國報紙報道中國的時候，雖然多數也是客觀報道(周勝林, 1999, p34)，但其所報道的內容一直以來往往都偏向于負面報道，或者多數是負面報道。許多西方學者也公開指出這一點，并認為這樣對中美的交流非常不利(亞當斯，pp17-21)。
隨著事件客觀性不斷強調負面、揭露和聳人聽聞的報道，而且幾乎所有有關中國的報道都是如此，這樣當新聞流量達到一定程度后，勢必會影響其整體客觀性。因此，美國報紙所塑造的中國形象也往往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和被扭曲的，與事實不相符合。
難怪許多美國友人初次到中國來參觀訪問后，總是驚訝不已。他們驚嘆中國文化的博大，人民生活不斷提高。尤其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有許多與美國不同的地方，但他們看到的卻是一個蓬勃發展，充滿自信和生機勃勃的國家。這些與許多美國人從美國報紙得到的有關中國的形象(人權問題、獨裁)顯然是大相徑庭的。
在美國報紙對中國形象形成一種被扭曲的整體客觀性后，它便反過去影響其事件客觀性，也就出現本文第二部分所列的看似僵化的報道方式：簡單化，偏面、妄加評論，模糊新聞來源和雙重標準。這些方式多數是客觀報道，但它們塑造的卻是一個負面總體形象：即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沒有民主、只有人權問題，暴力甚至侵略。
就這一負面報道的問題，筆者曾經與一位《紐約時報》的駐中國記者探討過。這位記者的回答是他別無選擇。作為職業記者，他也想進行全面報道。然而即使他想進行全面，客觀的報道，他的編輯也會槍斃那些不符合他們報紙標準的文章。最后，這位記者坦言他來中國之前剛買了一幢漂亮的房子，現在很需要這份高薪工作來還銀行貸款。所以有時即使違背他的職業原則，他也只好聽從總部的指令。
六、 客觀性與國家形象
本文所指的國家形象是一國在他國新聞媒體的新聞報道中所呈現的形象(徐小鴿, p291，)。從上面對事件客觀性/整體客觀性和中美兩國報紙的對對方國家的不同報道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事件客觀性與國家的總體形象并無十分緊密切的聯系。而整體客觀性則與國家形象有關緊密的聯系。
國家形象在國際關系中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僅可以確定各國政府、組織和人民如何交往，而且也能決定一個國家的外交、軍事政策。它可以促交流，也可以引起誤解和國際沖突，并且還會影響世界的穩定和生存(徐小鴿，p292)。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對新聞客觀性的認知，已不再是純學術的問題。更好地研究探討新聞報道客觀性，認識有關新聞客觀性的兩個概念：事件客觀性和整體客觀性，將有助于我國更好地進行對外傳播，為我國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
再看中美報紙對對方國家的報道手法，其風格截然不同，所以，其塑造形象的差異也是情理之中的。問題是如何讓更多的人來正確認識這一點，以有效地進行對外傳播，增進各國的了解。這將是一個值得研討的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