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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古陶瓷乃是文化的一種重要載體。英國著名美術評論家赫伯特?里德說:陶器既是一切藝術中最簡單的,也是最困難的,這種藝術是如此地與本土文化上之各種需要密切不可分離,以致每一種民族的本土文化精神都必然會在這種媒介中尋求它
摘要：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古陶瓷乃是文化的一種重要載體。英國著名美術評論家赫伯特?里德說:“陶器既是一切藝術中最簡單的,也是最困難的……,這種藝術是如此地與本土文化上之各種需要密切不可分離,以致每一種民族的本土文化精神都必然會在這種媒介中尋求它的表現”。探究我國古陶瓷的文化內涵,無疑能夠揭開蒙在古代文化上的神秘面紗。
《中國史研究動態》雜志系歷史專業學術性刊物�？d國內外研究中國古代史方面的資料與信息，報道史學界重大學術活動，交流學術研究成果，介紹其研究機構及黨派。本刊以發表本學科專業研究的綜述性文章為主，包括中國古代史研究各分支學科的年度綜述、專題綜述、海外漢學研究狀況介紹、每年學術會議介紹、名家名作介紹、書評、書訊等，以信息量大，綜述水平高而被學界同好所稱道。
一、甘肅天水的大地灣文化遺址從距今八千年左右,出土陶器四千多件。陶器上有十幾種彩繪符號和刻劃符號,這些符號有直線,也有直線帶箭頭的;有曲線,也有類似于X形的。這與1954年在西安半坡出土陶器上的刻劃符號有的基本一樣,但早了一千多年。盡管目前我們對這些符號“刻劃的意義至今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彩陶上的那些刻劃符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2]。這些鐫刻、打印或書寫于陶器、磚瓦質材上的文字,有人稱之為陶文。以前人們一般認為我國現存最古老可識的文字是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現在看來陶文比甲骨文起碼還要早。
如果說語言是人脫離動物世界進入人類社會的標志,那么文字則是人類社會中蠻荒和文明的分水嶺。也許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具有文字性質的刻劃符號與文字等同起來,但那些帶有某些規律性的符號的出現以及與后來半坡出土的陶器上的一些符號的吻合,不能不承認它具有一定的表義功能[3]。
二、古陶器品種眾多,造型優美,裝飾多樣,表明其制作、裝飾、燒造均已達到了相當先進的程度。古陶器上的具象紋飾與規律化的幾何紋飾,對以后的陶瓷裝飾產生了深刻影響,為以后的藝術發展提供了可貴的因素。浙江余姚出土的河姆渡文化魚藻紋、鳳鳥紋盆上紋飾豐富,頗有生氣。余姚出土的夾炭黑陶上還有豬紋、稻穗紋等。動物紋飾和植物紋飾在陶器上的先后出現,表明當時以狩獵為主的社會已過渡到以農業為主的社會。
古陶器上反復表現的動植物紋飾,不僅反映了先民們的生活環境和勞作內容,其中有些紋飾還記載了他們的圖騰崇拜。郭沫若在談到新石器時代的動物紋飾時說:“在馬家窯文化的彩陶上發現有蛙、鳥的圖像;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上除有鳥、魚、蛙等外,還有人首蟲身等圖像,有些可能就是當時的氏族圖騰”[4]。大多數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贊同這一觀點,有的學者還進一步論證了這些動物紋飾的種種文化圖騰功能。
有些古陶器上的紋樣是各氏族部落的標志,表現了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與精神生活。河南臨汝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鸛魚石斧圖彩陶缸”,記錄了部落兼并的重大事件。在長形陶缸腹部畫面上,右為豎起的石斧,制作考究,斧上還有裝飾圖紋;左有一只高大肥碩的鸛鳥,兩腳并立,圓目長喙,叼著一條魚。此圖以鸛魚之爭比喻兩部落之戰,以肥碩的體形象征鸛族力量強大,以石斧象征鸛族統治魚族的權力,以叼魚比喻降服魚族。這幅彩陶畫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文物價值。
三、除了這些古陶器,以后歷朝歷代的精美瓷器,也都包蘊著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瓷器是中華文化的象征,制瓷和建筑、絲綢一起,被譽為中國古代三大技術。中國宋代瓷器還同古希臘雕刻、法國近代繪畫和日本現代陶藝一起,被稱為世界美術史的四大高峰。瓷器發明之后,涌現出了為數眾多的不朽名瓷。以景德鎮為例,在漫長的制瓷歷程中,不同時期的瓷器各具特色:五代的古樸水靈,宋朝的溫潤清新,元朝的充實茂美,明朝的典雅精工,清朝的繁縟華麗,現代的絢麗多彩[8]。其四大傳統名瓷之一的高溫顏色釉瓷,由于色澤多變,有千窯一寶之說。“三陽開泰”是其中的珍品,人謂可遇不可求,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只有景德鎮一個瓷廠的一座柴窯里的一塊窯位上才能燒制出來,堪稱稀世珍寶[5]。該瓷富有中國文化內涵,在烏黑閃亮的釉面上,呈現出三處扁圓形的紅釉,紅釉四周噴射黃、青、綠各色光芒,恰似三顆太陽噴薄而出,故稱“三陽開泰”。易經上有“正月為泰卦,三陽生于下”的說法,意為冬去春來,陰消陽長,萬物復蘇,呈現吉祥。起名“三陽開泰”,寓有“三陽開泰運,五福轉新機”之意。
一件元朝景德鎮制的霽藍釉白龍紋梅瓶,在通體一色的藍釉上凸起一條三爪白龍,身姿矯健,昂首撐足作翻騰之姿,表現出白龍奔騰于大海的情景。元朝景德鎮瓷上的龍紋一改宋朝的素靜儒雅之態,變得威猛奔放、生機勃勃,其龍細頸長身、雙眼圓睜,目光熠熠、桀驁不馴,這既間接反映了元帝王尚武的治國思想,又生動體現了元帝國的草原文化。元朝統治者崇尚白色,元文獻中就有“國俗尚白,以白為吉”的記載,他們甚至還把白馬所產的奶指定為成吉思汗家庭的專用飲料[6]。這一習俗同他們的信仰和生活環境有關。傳說白鹿是蒙古族的圖騰,是蒙古人的祖先,蒙古人對白色自古懷有敬意。加之長期生活在藍天白云之下,夏天白云朵朵,冬天白雪皚皚,他們對白色情有獨鐘,認為白色是祥瑞的象征。因此,蒙古人無論是祈禱祭祀、婚禮誕辰,還是謁見尊長、迎接貴賓,都要獻上雪白的哈達以為禮節。在元朝的八旗中,也以白旗為貴。
文化內蘊豐厚的瓷器不勝枚舉,再如,清朝督陶官唐英為景德鎮風火仙廟所書寫的青花瓷匾。匾上四字“佑陶靈祠”,清新鮮明,齊整端正,厚實勁健,富有氣勢,表達了作者對舍生取義、造福于民的風火仙童賓的無比敬仰欽慕之情,也表達了作者祈求童賓庇佑瓷民、賜福窯工的美好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