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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面對春秋戰國時期紛亂的社會現實，就如何實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和諧穩定相處，孟子從人人皆可成堯舜的平民立場出發，用性善論和民貴君輕等思想系統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民貴論與仁政說古代版的執政為民行政倫理思想，并將民本思想與當時的政治
摘要：面對春秋戰國時期紛亂的社會現實，就如何實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和諧穩定相處，孟子從“人人皆可成堯舜”的平民立場出發，用“性善論”和“民貴君輕”等思想系統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民貴”論與“仁政”說——古代版的“執政為民”行政倫理思想，并將民本思想與當時的政治實踐相結合，探索其實現方式與途徑，體現了傳統行政倫理中樸素的民主思想和人道精神。
一、權力觀:“民貴君輕”
孟子論“民貴”的經典表述方式為“民為貴，社櫻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在孟子看來，“民貴”之意，理應落實到對民生的關注上在對決定國家發展情況的判斷中，孟子認為，“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盂子·盡心下》)他告誡說，如果王侯只以珠玉為寶，必“殃必及身”，在治理國家中，百姓是最為重要的力量。孟子認為，“暴其民甚，則身拭國亡;不甚則國危身削，名之曰幽厲。”(《孟子·離婁上》)“湯德至矣，及禽獸”，“文王視民如傷”(《孟子·離婁上》)，“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孟子·離婁上》)，歷史上有名的暴虐君主如夏萊、商封、周幽王、周厲王，因為“輕民”，最后落得逃亡或身首異處的下場;而商湯、周文王，行仁政，愛護老百姓，因而得到人民的擁護，滅果封而得天下。對此，孟子作了這樣的總結:“某封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愿勿旋而也。”(《孟子·離婁上》)孟子用當時人們所熟知的歷史事實為依據，說明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下》)，失天下在于失民，失民則在于失民心;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則在于得民心。關注民生、執行民意是君王及其朝廷的天職，孟子在這里想要表白更深層的意旨，即民眾就是(國家)權威的來源。
在孟子看來，萊封之所以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百姓的擁護，他們之所以失去百姓的擁護是由于喪失了民心，因此，君主必須施仁政，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得到天下。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得民之道，在于得民心;得民心之道，在于想民之所想，惡民之所惡，順乎民心，聚民之欲，除民所惡。這也告訴我們，無論是維護政權，還是治理國家，如果不以民為本，“殃必其身”，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人民是最重要的力量。
二、民生觀:“有恒產者有恒心”
在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里，土地就是百姓賴以生存的根本。對此，孟子指出:“民事不可緩也。……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為不為己。”(《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主張給民以足夠維護其生活的“恒產”。恒產就是固定的產業，當時主要指土地和園宅。也就是說，假如百姓的最低生活都無保障，他們就會為了活下去而不擇手段，天下就會大亂;只有滿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他們才有可能安居樂業，統治者也才有可能治國安邦，否則，社會將動蕩不安，“此為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孟子·梁惠王上》)。為此，孟子構建了一個理想的制度:“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蔬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孟子·梁惠王上》)使百姓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不違農時地進行耕種。切實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的生存狀態，物質是決定意識的條件，只有具備了“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這樣的物質基礎，才能很好地“謹癢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義”(《孟子·梁惠王上》)，使人民精神上具有堅定道德信念的“恒心”。
孟子認為“有恒產者有恒心”，這就是說沒有固定的產業，民眾就沒有了生產積極性。他肯定了人們解決吃飯穿衣問題的正當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在民眾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孟子進而提出了發展教育，提高民眾的道德和文化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不斷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要重視保護人民的合法財產，這樣才一有利于提高民眾的社會歸屬感，激活民眾積累財富的沖動，激發民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只有逐步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進而才能保證社會長治久安。
三、政績觀:“樂民之樂”、“憂民之憂”
2008年“兩會”閉幕后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答記者問時說:“民之所憂，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這顯然是孟子的“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思想的當刊發展。孟子認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優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國君要想使百姓尊愛自己，歸服自己，必先愛民;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胸懷天下，關注民生。首先，孟子為統治者總結了治國的基本準則，即“得民得天下”。他說，商湯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而成為天下王者，是由于“以德行仁”而得民;相反，“萊封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天下矣”(《孟子·離婁上》)。就是說，得民是江山易手、朝代更迭的根本原因。其次，孟子進一步指出，得民的關鍵是得民心。他說:“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孫丑下》)這里指出民心向背直接關系到政權的興衰成敗。最后，孟子認為得民心的關鍵是君主與民同憂同樂。他說:“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具體就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君主只有不斷滿足民眾的欲望和需求，與民同憂同樂，才能得到民眾的擁戴和支持。 孟子認為“民”為國之本，“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唯物史觀也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如果沒有人民的積極參與和廣泛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這正是孟子重民思想以及中國文化傳統中民主精神的凝煉與升華。人民是主體，各級領導干部切不可以救世主、領航人自居，應時時刻刻牢記“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這也是我們的宗旨一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客觀要求，事事走群眾路線，處處為群眾著想，有“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胸懷，“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責任心，才能得到群眾的擁戴，否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可能取得成功。
四、執行公共政策的倫理原則:“省刑罰，薄稅斂”
在統治者治國過程中，孟子認為應該盡可能讓利于民，“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孟子·梁惠王上》)。在農村建設和農業生產中，制定一系列惠及農民、扶助農業生產、促進農村發展的政策措施，“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孟子·梁惠王上》)，保證農業勞動者的勞動收人和經濟利益。孟子在稅收問題上主張“取于民有制”，君主和他的官員要根據具體情況確定稅率和稅收辦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遠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孟子就已認識到社會各階層矛盾的普遍性與客觀性，由于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孟子不可能提出解決這一階級矛盾的根本途徑，但是他的“取于民有制”、減輕人民負擔以緩和社會矛盾的主張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有重大的啟迪意義。我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業、農村、農民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首要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連續多年專門下發解決農民問題的一號文件，三令五申，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客觀上收到了相當的效果，但仍有些地方干部置若閣聞，“三亂”現象屢禁不止，農民苦不堪言。對此，一方面，要完善農民減負政策，開展農村稅費改革，建立與當前農村發展相適應的行政組織管理體制，建設科學的基層行政組織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節省基層行政費用支出，限制各行業不合理收費;另一方面，應建立一套相應的執行、監督、反饋與評價機制，設立專門機構，委派專門人員負責專項工作，用相關的法律和法規規范行政組織行為，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保證減負政策落到實處，并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堅決貫徹“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特別要在“多予”上下工夫，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走上富裕之路。
五、人事行政的倫理原則:“尊賢使能，俊杰在位”
孟子認為，“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孫丑上》)一個賢明的君主必會選賢舉能，廣納英杰，尊敬并任用賢能之人，使出類拔萃者得到應有的職位和認可。只有這樣，有識之士才會盡力為國辦事，國家才會在這些賢人的治理、推動下發展，才能鞏固發展國君的天下。對于如何選賢舉能，孟子提出兩個原則:不分貴賤親疏，任人唯賢;傾聽國人舉薦，不偏聽偏信。只有真正做到“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國家才會治理有方、日益強盛安定。
“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孫丑上》)，“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啟示我們必須注重領導班子特別是基層領導班子建設，要千方百計地提高干部隊伍的自身素質，促進管理民主，這是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組織保證。干部隊伍只有能干事、肯干事、會干事、干實事，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方能保證黨和國家惠民政策的具體落實。比如，這些年，政府對新農村投人的不斷加大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多種原因，對于農村基層干部的監督卻是相對地空白。在利益驅動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干部不能上情下達，造成群眾的信息不對稱，必然會有政府的惠民政策打折扣的情況，更有甚者，造成社會矛盾。很明顯，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各級政府不涉密的工作事務和信息應進行公開，建立良好的通道和監督機制，讓老百姓知情、監督，促進管理民主是必需的。
六、行政倫理的執政原則:“仁民而愛物”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頻繁的爭戰使得人口減少，給社會生態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孟子親眼目睹了環境破壞的景象:“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灌灌也。”(《孟子·告子上》)齊國都城臨淄南郊的牛山，原本草木茂盛，卻因為是大城市的郊區，很多人(居民、士兵、外來人口因為各種需要)用斧子去砍伐，環境因此而被破壞。“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愛民而愛物是關心人民的生活需要，是自然與人類的和諧統一。人類對環境的無休止破壞必然給自身帶來惡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從人民“食”、“用”的實際需要出發，主張順應自然規律，保護生態環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僅要實現人與人的和諧，還要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環境保護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要大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要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的力度。那種一味地強調發展經濟，而忽視環境保護，甚至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果不加強環境保護，我們生存的家園就會遭到破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就無從談起了。孟子認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署不入灣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人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即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生產，孟子行政倫理思想探微不竭澤而漁，不濫砍濫伐就能保護生態了。在今天，孟子所倡導的生態保護思想只是最起碼的要求，由此深發出去，還要大力植樹造林、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等等，恢復遭到破壞的環境。
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孟子的民本思想根本上是為了加強君主統治服務的，正如李鐵映在《論民主》中所言:“民本思想的理想政治是統治者成為‘民之父母’，從而使君民關系由統治與被統治政治關系變為父慈子孝的倫理關系。”舍去孟子的民本思想中具有烏托邦色彩等局限性的一面，細察孟子以民本思想為中心的行政倫理思想的諸多內容，反映了孟子重視人民，反對暴政的進步思想，看到了社會矛盾是不可忽視的，分析了社會危機產生的原因，這些進步思想對當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