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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社會翻譯學研究旨在解釋譯作的生產(chǎn)和傳播過程。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及拉圖爾的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考察小說《解密》的作者、譯者、版權經(jīng)紀人等人類行動者及原作、商業(yè)出版社等非人類行動者的場域資本和場域慣習特征，可以分析各行動者通過資本轉化、相
[摘要]社會翻譯學研究旨在解釋譯作的生產(chǎn)和傳播過程。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及拉圖爾的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考察小說《解密》的作者、譯者、版權經(jīng)紀人等人類行動者及原作、商業(yè)出版社等非人類行動者的場域資本和場域慣習特征，可以分析各行動者通過資本轉化、相互連結構成譯介行動者網(wǎng)絡從而改變原有場域結構的過程。研究表明:與其他文學作品對外譯介過程相似，小說《解密》譯介過程中作者、原作及譯者的場域資本在網(wǎng)絡建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專業(yè)版權經(jīng)紀人和商業(yè)出版社運用其慣習和資本對原有場域施加影響、助推譯介成功是該小說譯介成功案例的顯著特色。
[關鍵詞]《解密》;場域;慣習;資本;行動者網(wǎng)絡
當前我國正在推行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文學作品譯介是其中的重要內(nèi)容。自20世紀50年代起，國家通過“熊貓”譯叢、“大中華文庫”等項目助推部分文學作品走進了西方視野。但是，“走出去”不等于“走進去”。英國漢學家藍詩玲2010年曾指出2009年，全美國只出版了8本中國小說，在英國劍橋大學城最好的學術書店，中國文學古今所有書籍也不過占據(jù)了書架的一層，其長度不足一米。“中國文學的翻譯作品對母語為英語的大眾來說始終缺乏市場，大多數(shù)作品只是在某些院校、研究機構的贊助下出版的，并沒有真正進入書店”[1]。國內(nèi)學者也普遍認為目前中國文學譯作在目的語文化中的接受度不容樂觀[2]。
麥家諜戰(zhàn)小說在這樣的背景中異軍突起，在西方世界掀起了“麥旋風”。《解密》英譯本在銷量、認可度上創(chuàng)造了多項記錄:2014年上市首日便創(chuàng)造了中國作家在海外銷售的最高成績記錄，僅一個月就沖入美國亞馬遜圖書總榜前50名;之后被譯為33種語言，在全球100多個國家銷售。該譯本與《百年孤獨》《尤利西斯》《紅樓夢》等比肩進入“企鵝經(jīng)典文庫”，成為繼魯迅、錢鐘書、張愛玲之后被收進該文庫的中國當代作家第一人。英國《經(jīng)濟學人》雜志將它評為“2014年全球十佳小說”，并送到了英國女王的書架上，成為唯一獲此殊榮的中國當代文學圖書。此外，國外出版社支付的定金和高達15%的版稅更是只有超級暢銷書作家才有的厚遇。
更為可喜的是，有研究發(fā)現(xiàn)海外收藏《解密》的圖書館中70%為公共圖書館和社區(qū)圖書館，而學術和研究型圖書館僅占30%，說明該譯作在海外的受眾主體為普通大眾、而非學術研究人員，是中國文學作品真正進入大眾文化消費圈的可喜現(xiàn)象[3]。按照劉亞猛、朱純深等學者的研究結論，只有那些在目的語文學體系中“被激活”并“活躍地存在”、更新目的語大眾閱讀史的作品才能被認定為“好的譯作”[4]，即這些作品必須進入流通、被閱讀、能改變目的語受眾的認知。按此標準，《解密》是中國文學作品在英語世界被成功激活、并得以“活躍地存在”于目的語大眾讀者閱讀經(jīng)驗中的成功案例。探索這一成功案例背后的譯介機制對我國文學作品外譯、文化走出去均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理論框架
本研究將主要運用社會翻譯學的場域、慣習、資本和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四個概念。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了場域、資本、慣習三個概念，用于解釋場域行為者的實踐空間、實踐邏輯、實踐工具三個基本問題。場域是“具有自己獨特運作法則的社會空間”，其關注焦點是場域的運作規(guī)則。慣習是指場域參與者不斷學習、內(nèi)化、強化場域運作規(guī)則而產(chǎn)生的一套“定勢系統(tǒng)”[5]。行為者在場域中的地位由其場域資本(capital)決定。資本包括經(jīng)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場域最大的特點是競爭，決定競爭的邏輯就是資本的邏輯。場域、資本和慣習三者之間互動關系可表述為[(慣習)(資本)]+場域=翻譯[6]。
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簡稱ANT)是法國社會學家卡龍(MichelCallon)和拉圖爾(BrunoLatour)等人提出的重要理論。該理論關注每個行動體如何從無到有地構建新的關系網(wǎng)絡、從而影響已有的社會網(wǎng)絡的過程。其中“行動者”既包括人類行動者又包括非人類行動者;“網(wǎng)絡”是指諸多行動者通過互動而構建的關系網(wǎng)。ANT中每個行動者都被看作一個結點，結點之間相互鏈接、共同編織成一個無縫之網(wǎng)。ANT理論“尤其適用于分析翻譯生產(chǎn)與傳播過程，包括翻譯出版項目的發(fā)起與實施、譯本出版及傳播與接受等過程性行為”[7]。
基于布迪厄的理論，卡薩諾瓦(Casanova)提出了“世界文學場域等級結構分析模式”:按其所持有的資本差異，每種語言都可被界定為“主導語言”或“被主導語言”。翻譯是主導語言場域與被主導場域之間的“不平等交流”，是后者獲取世界文學場域資本的過程[8]。原著、作者、出版商、譯者、代理人、書評家等“行動者”形成新網(wǎng)絡、打破原有世界文學場域等級結構。該過程中，“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本數(shù)量是決定變化發(fā)生速度的關鍵因素。
中文在世界文學場域中是“被主導語言”，中國文學作品譯介入西方世界的過程是其獲取世界文學場域資本的過程。《解密》譯介網(wǎng)絡中每一個行動者的資本量、慣習、譯介過程中的多維變化決定了譯作被發(fā)現(xiàn)、傳播和接受。本文以《解密》的譯介過程為研究對象，采用文獻研究法分析譯介網(wǎng)絡中各行動者的場域慣習、資本特征，還原各行動者建構網(wǎng)絡的關鍵結點，探討該案例改變世界文學場域等級結構背后的機制，從而為我國文學作品外譯提供參考。
二、《解密》在世界文學場域“被激活”直至“活躍地存在”的過程
從社會翻譯學視角看，《解密》得以在西方世界“被激活”直至“活躍地存在”，原因在于作者、小說原作、譯者、代理人和出版社這幾個關鍵行動者的慣習、場域資本及其之間通過互動而最終形成網(wǎng)絡，促使該譯介成功、從而改變了世界文學場域結構，也增加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場域資本。
(一)麥家的文學慣習和場域資本
《解密》的成功外譯，首先得益于作者麥家的文學慣習。麥家年幼時由于家庭政治地位低下，所以總是被孤立、被打擊，沒能享受正常孩子的童年，因此他從13歲起就每天寫日記來記錄內(nèi)心的恐懼和孤獨，其文學慣習開始形成。麥家喜歡閱讀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卡夫卡等西方作家的作品。這些閱讀慣習延伸成為其小說寫作中的一個重要慣習，因此他的作品更易于被西方讀者接受。由于年少時孤獨無助的痛苦經(jīng)歷，麥家從小就特別希望有英雄來拯救自己，而這個愿望驅使他在后來的寫作中塑造了眾多保護弱者的英雄形象。1981年麥家考入專門培養(yǎng)軍事情報人員的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畢業(yè)后進入相關機構工作17年之久，這些經(jīng)歷也為他寫下《解密》等系列諜戰(zhàn)小說提供了文學資本。
其次，《解密》成功外譯還得益于麥家的場域資本。在《解密》外譯前，麥家已經(jīng)是著作等身的著名小說家、編劇。麥家在中國文學場域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2008年憑借《解密》榮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小說《風聲》更是斬獲《人民文學》2007年度最佳長篇小說獎、2008年獲第六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2009年獲第十二屆巴金文學獎三項大獎。這些重量級獎項增加了麥家在中國文學場域的符號資本，吸引其他行動者(如經(jīng)紀人、譯者、出版社)對其加以關注。
(二)原著的文學慣習和場域資本
《解密》英譯本推出的時代背景、其原著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場域中的符號資本及其自身的敘事、詩學慣習也是其成功譯介的重要因素。
從時代背景看，《解密》英譯本的出版迎合了西方讀者的群體焦慮。在此之前，斯諾登事件引發(fā)了全球因科學技術進步而帶來的恐懼心理，而主人公容金珍與斯諾登有相似之處:他們從事一樣的職業(yè)，都在監(jiān)聽或者偵聽他國或者他人隱私。在這種特定的歷史事件呼應下推出該譯本，無疑會吸引西方受眾群體。
從其自身的敘事、詩學特征來看，《解密》的文化資本具有明顯的西方文學特征，因此易于被西方讀者理解并接受。西方媒體將《解密》定義為“間諜小說”。由于間諜小說與偵探小說一脈相承，而偵探小說在西方有悠久的傳統(tǒng)、被西方大眾所熟知，因此《解密》所呈現(xiàn)出的懸念、節(jié)奏感符合西方讀者閱讀偵探小說的慣習。此外，麥家的大多數(shù)作品與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等帶有偵探或懸疑色彩的世界文學經(jīng)典有著明顯的傳承、借鑒和重寫的關系。麥家甚至直接引用了博爾赫斯《神曲》中的句子作為《解密》的開頭。《解密》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一個不完美、身有殘疾、略帶神經(jīng)質的天才，這種“帶有缺憾的美”符合西方文學場域期待，古希臘神話中的眾神便是代表。容金珍所代表的傳奇色彩、英雄色彩、孤獨感、絕對忠誠是世界文學場域所共同認可的詩學慣習。《經(jīng)濟學人》曾有評論:終于有了一本這么好的中文小說……一本能讓對中國沒有特殊興趣的書迷們也能津津樂道的小說[9]。“企鵝當代經(jīng)典”書系的編輯總監(jiān)基施·鮑姆也認為麥家小說顛覆了西方對中國作家的傳統(tǒng)印象，認為他寫作的題材是世界性的。曾有英國評論家明確指出《解密》有博爾赫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影子，德國前柏林文學會主席烏里·亞涅斯基認為該作品讓他想到了德國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小說《鐵皮鼓》。
總之，《解密》原著所具備的場域符號資本、其本身的敘事、詩學所具備的世界性等文學慣習是小說順利走入西方文學場域、快速被目的語受眾接受的基礎，更是其譯介網(wǎng)絡得以成功發(fā)起、運行的保障。
(三)譯者的文學慣習和場域資本
麥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夠成功進入西方文學場域，其英文第一譯者米歐敏(OliviaMilburn)的場域慣習和資本起到了重要作用。
米歐敏成長于一個多語種的家庭。大學時選擇了中文，獲得牛津大學古漢語博士學位。她重點關注先秦時期的歷史文本，尤其是吳國、越國文化，出版了大量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相關的學術著作，博士畢業(yè)后還申請到韓國大學講授古漢語的教職。她的多語種背景、良好教育背景和漢語基礎構成了其后來翻譯《解密》的文化資本和慣習。但是，在譯介《解密》之前，米歐敏在翻譯場域幾乎沒有任何符號資本。2010年她很偶然地在機場買了中國作家麥家的《解密》和《暗算》兩本小說。而當時她買書的原因是她爺爺二戰(zhàn)時期也是個破譯家，為了給爺爺講中國的破譯故事，她試著翻譯了《暗算》的第三章，從而開啟了翻譯場域的資本積累。米歐敏的文化資本和慣習在英文版《解密》中得到了充分的詮釋:其翻譯質量被西方文學界廣為認可:《紐約時報》曾評價該小說譯文“準確、簡潔，同時又充滿古典美和活力”。高質量的譯文無疑是譯作“走入”西方受眾群體的重要條件之一。
雖然有了譯者關注，但筆者認為真正推動《解密》走入世界文學場域的卻是米歐敏把麥家的作品推薦給自己的大學同學朱麗葉·拉弗爾(JuliaLovell)的這一舉動。朱麗葉·拉弗爾的中文名字叫藍詩玲，是著名漢學家，畢業(yè)于劍橋大學中文系，獲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博士學位，曾在南京大學交換學習，并曾經(jīng)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過訪問博士生。她的博士畢業(yè)論文和專著專門研究“中國文學諾貝爾獎情結”，對中國文學和文化有濃厚興趣，具有良好的場域慣習和文化資本。她曾先后翻譯過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張愛玲的《色戒》和《魯迅小說全集》，前一部作品一經(jīng)出版即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響，后兩部作品更是被收錄進“企鵝經(jīng)典”，因此藍詩玲在西方文學場域具備豐富的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
藍詩玲看過《暗算》后感覺小說寫得非常好，而自己曾跟麥家在北京大學有一面之緣。出于自己對中國文化密切關注的場域慣習和翻譯場域文化資本所帶來的敏感識別能力，藍詩玲將麥家的小說推薦給了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Group)的編輯。企鵝的編輯同樣“驚艷”于麥家的作品風格，而且他們發(fā)現(xiàn)這位中國作家在海外的出版幾乎是空白，于是就找到了麥家的海外版權經(jīng)紀人譚光磊。
(四)代理人的場域慣習和資本
《解密》的海外版權經(jīng)紀人是近年來備受兩岸關注的國際版權經(jīng)紀人譚光磊。他出生于我國臺灣地區(qū)，父母是國文教師，從小喜歡“雜食性”閱讀，喜歡奇幻小說，高中時閱讀美國作家喬治·R·R·馬丁所著的《冰與火之歌》(ASongofIceandFire)，后來還開始翻譯這部小說，并因此在奇幻圈引起轟動。大學期間他為出版社策劃選題、翻譯編輯書稿、給外文書店做原文書采購，這些經(jīng)歷為他帶來了文學場域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
在代理麥家小說的海外版權之前，譚光磊已經(jīng)在世界版權經(jīng)紀人場域積累了一定的資本。自2008年創(chuàng)立版權代理公司起，他連續(xù)從海外引介1500多部優(yōu)秀作品到中國，其中包括《追風箏的人》《燦爛千陽》《別相信任何人》等廣為中國讀者所熟知的作品，被認為是近幾年臺灣地區(qū)出版界“最懂得制造暢銷書的版權代理商”，“其驚人的眼光屢屢讓出版社賺個盆滿缽滿、甚至讓海外出版業(yè)者兩度頒獎給他”[10]。同時，譚光磊也向歐美國家推介中國文學作品。他憑借自己在世界圖書場域的社會資本，成功售出張翎《金山》的10國版權、艾米《山楂樹之戀》14國版權、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5國版權。2011年他成功助推英國重量級出版社HarvillSecker買下臺灣地區(qū)作家吳明益的小說《復眼人》，2012年又成功將其賣給大名鼎鼎的美國Pantheon出版社。這是臺灣地區(qū)第一例沒有通過學術渠道，而是通過版權交易渠道賣到英語世界主流文學出版社的小說，在臺灣地區(qū)引起了轟動。因此，在世界文學場域、尤其是商業(yè)圖書出版場域，譚光磊具備了作為版權經(jīng)紀人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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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譚光磊選擇代理麥家小說海外版權是其文學慣習使然，是其對全球讀者閱讀取向準確把握的文化資本使然。譚光磊選擇代理一部作品版權的標準有兩個:一是“這個故事的主題、背景、作者的筆法是否容易吸引西方讀者，得過哪些獎、是否暢銷，等等”;另一個是自己“真正喜歡”[11]。因此筆者認為正是譚光磊的“以目的語讀者為中心”和“世界性”慣習使他選擇了代理《解密》，而他在世界文學場域的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使他得以在《解密》的譯介過程中搭建世界圖書市場與原作者之間的橋梁、成為行動者網(wǎng)絡的一個結點，促成了該作品譯介成功。
(五)譯作出版商的場域資本和慣習
《解密》得以在世界受眾群體閱讀經(jīng)驗中“被激活”直至“活躍地存在”，作為場域行動結點之一的出版商在譯介行動者網(wǎng)絡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其場域資本和慣習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直以來，中國文學作品譯出與世界文學作品譯入之間存在巨大的版權貿(mào)易逆差。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在世界文學場域為數(shù)不多的“露臉”基本是以“主動譯出、國外學術機構以學術研究為目的引入、國外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模式運作的。該模式存在一個明顯的問題:譯出作品難以在圖書市場占據(jù)理想份額、難以在目的語大眾的閱讀經(jīng)驗中被激活或活躍存在。而《解密》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路徑則不同，它具有以下特色:由西方漢學家發(fā)起、主動譯入目的語國家;并非出于學術目的、而是服務于大眾閱讀;由海外知名商業(yè)出版社支付定金和版稅;經(jīng)由海外版權代理人售出版權;出版社全程負責海外營銷活動。
《解密》幾個主要的海外出版社都在世界文學場域擁有雄厚的符號資本。在英美兩國的出版社分別是英國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Group)和美國FSG(Farrar，StrausandGiroux，簡稱FSG)。企鵝出版公司是英語世界第一大出版集團，該社出版的“企鵝經(jīng)典文庫”收錄了多位世界文學大師的作品，其中包括喬伊斯、海明威、薩特、加繆、弗洛伊德、菲茨杰拉爾德、馬爾克斯等，因此該出版社享有“世界文學出版界的奧斯卡”之稱。FSG則是美國最負盛名的文學出版商業(yè)集團，講究圖書質量，有“文學帝國守護神”之美譽，旗下有25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24位普利策獎得主，被譽為“諾獎御用出版社”，被認為是“給戰(zhàn)后美國的知識生活定了基調”的出版社。《解密》西班牙語的出版商為西班牙行星集團(GrupoPlaneta)，該集團是全球最大的西班牙語出版商，主要營銷面向大眾的高質量、成功作家的作品，是全球八大圖書出版集團之一，該集團設立的“行星獎”是西班牙最主要的文學獎項。這些出版社所擁有的強大的符號資本為《解密》譯本海外傳播網(wǎng)絡的構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這幾家商業(yè)出版社獨具特色的商業(yè)化運作慣習和場域社會資本助推了《解密》譯介網(wǎng)絡的形成、使其得以在目的語受眾群體中被迅速“激活”。FSG動用其社會資本，在英文版推出前，派攝制團隊遠赴杭州，花費數(shù)十萬專門為《解密》英譯本量身定制預告片，為出版造勢。《解密》在英美上市前后，《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曾在2個月內(nèi)9次做專門介紹。在英國，企鵝集團也動用《衛(wèi)報》《獨立報》《觀察者報》等重要媒體對麥家做了相關報道。英國《經(jīng)濟學人》雜志甚至對麥家做了封面報道，英國《每日電訊報》做了上萬字報道，盛贊《解密》是一部“不可錯過的中國小說”。2014年6月，隨著西班牙語版《解密》上市，行星出版集團將其納入集團旗下最著名的收錄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著名西語作家作品的“命運”書庫，這是中國當代小說首次入圍該書庫。該集團給麥家提供了12.5%的版稅率，這是歐美暢銷書作家的待遇。該集團還在西班牙為麥家安排了數(shù)場重要媒體采訪。此外，出版社還不斷組織知名人士、書評人在各種媒體上對《解密》和麥家進行評論，如FSG總編輯艾瑞克·欽斯基在扉頁給讀者致信稱“麥家可能是這個世界上你們尚未聽聞的最受歡迎的作家”。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在《紐約時報》上評價麥家的小說“混合了革命歷史傳奇和間諜小說，又有西方間諜小說和心理驚悚文學的影響”。這些出版社甚至將麥家的個人傳奇經(jīng)歷、自費創(chuàng)立扶持青年作者免費寫作和交流的公益平臺“理想谷”等吸引西方讀者眼球的“賣點”都作為宣傳造勢的一部分。因此，商業(yè)出版社的場域運作模式慣習、社會資本、符號資本大大推動了《解密》的傳播和“激活”。——論文作者：賈玉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