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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文章構建了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水平及生態環境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計算了中國31個省域20032017年的耦合度和協調度。研究發現，耦合度呈波動上升態勢，而協調度先上升后波動下降。從耦合協調的空間分布看，吉林、黑龍江、江西、廣西、貴州、云南、甘肅
摘要：文章構建了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水平及生態環境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計算了中國31個省域2003—2017年的耦合度和協調度。研究發現，耦合度呈波動上升態勢，而協調度先上升后波動下降。從耦合協調的空間分布看，吉林、黑龍江、江西、廣西、貴州、云南、甘肅和寧夏的耦合水平和協調水平較低，遼寧、浙江、福建、山東、海南、重慶和陜西的耦合水平和協調水平較高，經濟發達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廣東等省份及西藏、青海具有較低耦合水平和較高協調水平，其余中西部地區具有較高耦合水平和較低協調水平。從三系統發展類型看，中部地區、除重慶外的西部地區與河北省屬于經濟、旅游與生態環境基本協調發展地區，其余省份均屬于超過生態環境承載閾值。
關鍵詞：旅游;生態環境;耦合;協調
當前，旅游休閑正在成為中國人的必需品，旅游休閑消費也日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但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其對經濟和生態環境帶來的是積極影響還是消極影響，已成為廣大學者關注及研究的焦點。旅游業對于經濟的影響，從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起到的作用看是很明顯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重視旅游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大多數旅游資源，無論是自然旅游資源還是人文旅游資源，其本身就是旅游目的地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旅游目的地的環境不僅是吸引旅游者來訪的重要決定因素，而且其環境質量還將影響旅游者的滿意程度。首先，有研究表明，旅游業的發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已逐漸凸顯，目前旅游業所需要的能源大多來自化石燃料，占每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5%。在旅游業導致的總體二氧化碳排放量中，航空占40%、汽車占32%、住宿占21%。其次，很多的旅游資源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破壞，就無法再現，即使能復制，也沒有最初的旅游價值了。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一份報告中曾經指出：“一個高質量的環境是旅游業的基礎，發展旅游業這一行動本身又構成了對高質量環境的威脅。”因此，旅游與經濟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三者之間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如何讓旅游業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態環境可持續協調發展是我們必須重視的問題。
耦合理論是一個物理學名詞，描述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之間通過相互作用而相互影響的關系，這種關系可能使結果朝著積極方向發展，也可能使結果朝著消極方向發展。但是由于耦合度只能說明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無法反映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為了進一步分析多因素之間的協調發展水平，學者們對多因素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進行了研究。把耦合理論運用于旅游的影響研究也非常多，有學者對旅游與區域經濟之間的耦合協調進行了研究，如劉佳等[1]分析了2012年山東省藍色經濟區7個城市旅游產業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周瑞雪等[2]對河南省旅游產業和區域經濟耦合度進行了測算;姜嫣等[3]測算了2001—2010年東部10個省份的區域旅游產業和經濟的耦合度;劉金棟等[4]對2010年中國31個省份的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的協調度進行了分析;高楠和馬耀峰[5]測算了1993—1999年、2000—2005年和2006—2011年三個時段中國省際旅游產業和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度;龐聞等[6]比較了2001—2009年上海和西安兩市的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也有學者對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耦合度進行了研究，如王寧[7]通過耦合容量模型和障礙度要素分析法對2001—2012年杭州市的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進行了研究;張玉萍等[8]對2001—2011年吐魯番的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進行了研究;方葉林等[9]對2001—2011年中國31個省份的旅游業和生態環境進行了耦合協調度分析;李鋒和郭振江[10]分析了2012年中國省際旅游環境與旅游收入的耦合協調度;符蓮等[11]研究了貴州喀斯特地區旅游產業和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狀況;叢小麗等[12]對吉林省的各州和地級市做了生態旅游與旅游環境耦合協調的時空動態分析。也有學者從旅游業、經濟和生態環境三因素耦合的視角做了一些研究，如韋福巍等[13]對2000年、2005年、2010—2012年廣西14個地級市的旅游產業、社會經濟、生態環境進行了耦合度測算;周成等[14]對2002—2013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份的經濟、生態環境和旅游產業的耦合度進行了測算;周成等[15]對2012年中國31個省份截面數據的旅游、區域經濟和生態環境進行了耦合協調度測算。這些研究充分說明了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三因素耦合的重要性，但其研究內容都限定于某個區域、某個年份或若干年份，沒有對我國省級層面做長時間的耦合協調分析。此外，在三因素甚至更多因素耦合的研究方面，姜磊等[16]討論、修正了三系統耦合公式并將其推廣到n系統耦合;韓文艷等[17]研究了絲綢之路經濟帶9個省份的城鎮化—生態環境—旅游產業的三因素耦合協調關系;李雪松等[18]研究了長江經濟帶城市經濟—社會—環境的三因素耦合協調關系;姜磊等[19]研究了長江中游城市群36個城市的經濟—城市—社會—環境四因素耦合;索志林和陳佳男[20]構建了中國31個省份的城鎮化評價體系并做了四因素的耦合協調分析。
綜上所述，運用面板數據對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程度進行研究非常重要，它關系到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的旅游業能否可持續發展，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1指標體系與耦合協調度模型
1.1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水平與生態環境指標體系的構建
為了評價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水平—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需要對每個系統進行綜合評價。依據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水平—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系統的特征，遵從數據可獲得性、指標代表性、科學性、整體性和層次性等原則，并參考相關研究成果，表1列出了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三個子系統的綜合測度指標及對應的類型，其中，旅行社效應和星級飯店效應分別為旅行社營業收入和星級飯店營業收入與相應從業人數的比值，旅行社從業占比和星級飯店從業占比分別為旅行社從業人數和星級飯店從業人數與相應研究區域的第三產業從業人數的比值，“+”和“-”分別表示對應的指標為正向指標(數值越大越好)和負向指標(數值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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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說明的是，由于2009年以前，對旅游企業的統計主要是以旅行社、酒店為主，而2010年對旅游企業的統計拆分成旅行社、星級飯店和旅游景區，為了指標時間序列的一致性，僅選擇了旅行社和星級飯店的相應指標，對于游客行為的指標，根據數據的可得性，選取了國內旅游人均消費，入境旅游人均天消費、入境旅游人均停留天數3個指標。本文研究的樣本期是2003—2017年，數據來源于2004—2018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
1.2數據標準化
由于本研究所考慮的三個子系統均包含多個評價體系，而各指標度量單位和數量級均不相同，且每個指標對系統存在正向作用或負向作用。因此，需要對各個指標加以標準化來消除度量單位、數量級以及指標類型對系統不同作用的影響。
2實證分析
2.1時間序列的省域平均耦合度和協調度
建立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水平—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之后，采用變異系數法計算權重，首先利用二級指標的樣本數據計算一級指標的綜合值，再利用一級指標的綜合值計算三個子系統的綜合評價值，然后計算大系統的綜合協調指數，最后根據耦合度公式和協調度公式計算三個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度和協調度。首先，分析中國31個省域單元2003—2017年耦合度和協調度的平均值，結果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總體上，中國31個省域單元的平均耦合度值和平均協調度值分別介于0.884～0.931和0.464～0.513之間，平均耦合度呈現上下波動的上升態勢，而協調度先上升后波動下降。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變化，三個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越來越大，但相互協調關系前期較好后期變差。從平均耦合度來看，國家的每五年計劃時期段，耦合度均呈現出了上升的趨勢。2008年后，雖然增加了中國的傳統節假日，但是取消了“五一”長假，導致后續5年的耦合度出現下降趨勢，使其相互作用力差。從平均協調度看，“十五”與“十一五”期間，三個子系統的協調作用逐漸提升，僅“十一五”的最后兩年略微下降。“十二五”與“十三五”期間，三個子系統的協調作用呈波動式下降，2015年上海外灘踩踏事件、股市暴跌、天津港爆炸事件及深圳滑坡事故等旅游、經濟及生態事件綜合導致了2015年的協調度達到最低的拐點。
2.2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省域耦合度和協調度的變化
首先，我們計算了2003—2017年的耦合度，并按照四分數法對每一年的耦合度進行分類，圖2展示了2003年和2017年中國31個省域單元的耦合度的空間分布。
由圖2可知，將2017年的結果與2003年相比，耦合水平從低到高變化的省域單元有11個，包括河北、吉林、上海、安徽、河南、湖北、海南、四川、貴州、云南和陜西，其中，吉林和陜西的變化最明顯。耦合水平從高到低變化的省域單元有11個，包括天津、山西、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重慶和寧夏，其中，天津和浙江變化最明顯。
2003年高耦合度值主要集中在遼寧、浙江、福建、山東、湖南、廣西、重慶、新疆。耦合度低的地區大多集中在經濟相對落后但旅游資源豐富、生態環境保護較好的中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吉林、貴州、云南、西藏、甘肅和青海，也包括經濟與旅游均發達但生態環境壓力巨大的上海。
從2017年的耦合度空間分布來看，高耦合度值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安徽、湖北2個中部省份，四川、陜西和新疆等3個西部省份，也包括東部的遼寧、山東和海南。低耦合度值的地區主要集中在經濟相對落后但旅游資源豐富、生態環境保護較好的內蒙古、西藏、甘肅、青海、寧夏等5個西部省份，還包括經濟發達的天津、江蘇、廣東等3個東部沿海省份。
耦合度僅能反映系統間是否有相互作用，而要了解系統間作用力是否協調，需要進一步從協調度來反映。因此，我們計算了31個省域單元2003—2017年的協調度，并按照四分位數法對每一年的協調度進行分類，將31個省域單元劃分為低協調、中度協調、較高協調和高協調四種類型。
圖3展示了2003年和2017年中國31個省域單元的協調度的空間分布。高協調度地區都集中在經濟發展好、旅游業發展快但生態環境發展較差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等7個東部省份。此外，2003年西藏與2017年內蒙古的協調度也很高。經濟、旅游、生態環境發展都較差的河北、吉林、河南、廣西、貴州、甘肅、新疆在2003年和2007年均屬于低協調水平，安徽和黑龍江分別是2013年和2017年協調度低的地區。各地區協調度高低的分布受制于三子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和權重，比如北京、上海、江蘇、廣東的經濟發展和旅游發展均排在全國前五名，生態環境排位比較靠后，這幾個地區均為高協調地區。
2.3省域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協調度的變化
圖4給出了31個省域單元2003—2017年的平均耦合水平和平均協調水平分布。吉林、黑龍江、江西等3個中部省份與廣西、貴州、云南、甘肅、寧夏等5個西部省份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協調度都相對較低，特別是貴州、甘肅2個省的平均耦合水平與平均協調水平都極低。遼寧、浙江、福建、山東、海南等5個東部省份以及重慶、陜西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協調度都相對較高，福建表現最為明顯，均為極高水平。經濟比較發達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廣東等東部沿海省份與西藏、青海2個經濟發展起步較晚的西部省份具有較低的耦合水平與較高的協調水平，北京、上海2個直轄市的耦合水平極低但協調水平極高。地處我國中西部的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和新疆具有較高的耦合水平和較低的協調水平，其中，新疆具有極高的耦合水平與極低的協調水平。沿海地區三子系統的相互作用力表現不明顯，但由于經濟發達，一定程度能拉高該地區的協調水平，尤其北京、上海2個直轄市人口密度過大，污染物排放量也大，環境質量有惡化的趨勢，從而導致其耦合度偏低。西部的廣西、貴州、甘肅、新疆及中部的吉林、黑龍江、河南，其自然資源稟賦相對較高，同時，因經濟不發達或欠發達，污染物排放量也相對較小，所以生態環境得分偏高，但這些地區旅游發展起步較晚、區位與交通條件不好或產品比較單一，拉低了這些地區的協調水平。
2.4系統發展的類型分析
從上文耦合度和協調度的分析可知，許多地區處于高耦合度低協調度或低耦合度高協調度的狀態。為了進一步了解三子系統之間作用力強協調關系差與作用力弱協調關系強的原因，進一步對耦合協調度進行分類分析。從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三個子系統的發展角度來看，對31個省域單元三個子系統在整個研究時期的平均綜合評價值進行比較，可將其劃分為四種基本類型：(1)經濟超前型，經濟與旅游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系統基本協調。(2)旅游超前型，經濟與旅游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系統基本協調。(3)經濟超前型，經濟或旅游的發展超出了生態環境系統的承載閾值。(4)旅游超前型，經濟或旅游的發展超出了生態環境系統的承載閾值。上述四種類型分別用經濟超前且基本協調型、旅游超前且基本協調型、經濟超前但超出生態承載型和旅游超前但超出生態承載型表示。
由圖5可知，11個東部地區中有10個地區(占比達90.91%)，其經濟與旅游發展超出了生態環境承載閾值。其中，廣東和海南屬于旅游超前發展，且旅游業發展與經濟發展水平超出了其生態環境閾值。作為南方沿海省域的廣東，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的工業產業先走一步，取得了顯著成績，走在了全國前列，集聚了大量人口。同時，廣東具有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如韶關的丹霞地貌、清遠的原始森林、湛江的熱帶半島及美麗的海灘等，還有良好的區位優勢(是出入境旅游的重要通道)，加上舒適的氣候及品種繁多的美食，成為我國旅游熱門的地區。由于工業發展及大量的游客導致了廣東污染防治力度與經濟快速發展不相匹配，重點流域存在部分斷面水質明顯下降等現象，使得該地區的旅游發展和經濟發展明顯超出其生態環境的承載力。海南依托熱帶海島的優勢地理位置和獨特的熱帶風光，吸引了眾多的國內外游客，但過去這些年盲目填海造地造景和過熱的房地產項目等，引致該地區生態環境出現部分惡化，旅游和經濟的快速發展過度消耗了生態環境資源。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和山東等8個東部沿海省份及西南地區唯一的直轄市重慶的經濟發展水平高、居住密度偏大，一定程度上犧牲了生態環境或者說過度利用生態環境，引致的污染物排放也較大，且其本身的自然資源稟賦相對缺乏，屬于經濟發展超前且超出生態環境的承載力水平。經濟與旅游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系統基本協調型的地區集中于8個中部省份和10個西部省份，此外東部地區河北的經濟與旅游的發展也與生態環境系統基本協調。其中，中部的河南、湖南兩省與西部的廣西、四川、貴州、云南、陜西、新疆6省份屬于旅游發展超前，經濟與旅游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系統基本協調。東部的河北、中部的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湖北6省份和西部的內蒙古、西藏、甘肅、青海、寧夏等5省份均屬于經濟發展超前，經濟與旅游的發展和生態環境基本協調。——論文作者：戈冬梅1，陳群利1，賴志柱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