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2-06所屬分類：建筑師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運用ISM法建立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的三層四階遞階結構模型，探究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發生機理，明確各影響因素的關系結構和層級結構，并根據AHP法劃分了影響等級。結果顯示，個體因素為表層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為深層影響因素，其中國家治理
摘要:運用ISM法建立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的三層四階遞階結構模型，探究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發生機理，明確各影響因素的關系結構和層級結構，并根據AHP法劃分了影響等級。結果顯示，個體因素為表層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為深層影響因素，其中國家治理監督因素權重最大。最后，從國家、企業、工人三個層次提出了治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措施，如完善安全標準化、構建安全誠信體系和獎懲制度、完善平安卡制度和強制安全培訓制度等。
關鍵詞: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致因;解釋結構模型(ISM);層次分析法(AHP)
0引言
建筑業是高風險行業，事故率一直位居國民經濟各行業前列，事故成本也一直高于各行業[1-2]。事故致因理論認為人的不安全行為和物的不安全狀態是事故發生的直接致因，而物的不安全狀態需人的識別和管理，所以人的不安全行為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3-4]。而不安全行為是指能造成事故的直接錯誤[5]，人的不安全行為形成是多方原因造成的，極其復雜[6]。居婕從個人、環境、管理三個維度去分析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7]。劉超則從組織、個體、領導、環境四個維度構建員工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的層次結構模型[8]。殷文韜從管理者、班組長、一線員工三個主體構建員工的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體系[9]。張艷姿從可控、不可控兩個方面分析員工不安全行為[10]。還有部分學者從某一局部進行不安全行為的研究[11-19]。這種分析大多基于定性，且各因素層次關系不明，而對于微觀因素的探討，更是眾說紛紜，難以統一。這種現狀不利于安全行為理論發展，也不利于企業指導實踐。
因此，筆者將應用解釋結構模型梳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各影響因素的層次結構關系，結合層次分析法確定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并建立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和治理模型，最后針對性提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治理措施。
1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系統構建
通過對安全行為相關的文獻資料分析[7-19]，歸納了影響不安全行為的主要因素。然后結合建設項目生產環境惡劣、建筑工人高流動性、分包商混和管理、工人素質不高等特征[20]，由建筑安全研究學者2名及建筑工程一線安全員2名、安全經理2名、項目經理2名、政府安監員1名共9人組成的專家小組對不安全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采用專題會議進行討論，最終確定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主要受組織管理、個體、生產作業、社會環境4個層面共26個因素的影響，見表1。
1.1組織管理因素
梁振東通過分析組織環境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關系，構建了安全承諾、安全理念、危險源管理、安全裝備、物態環境、工作壓力、違章懲罰、安全管理行為、不安全行為意向與不安全行為的關系模型[11]。居婕構建的建筑工人行為影響因子體系，其中管理因素有安全計劃完善、安全制度規范、安全監督力度、安全培訓程度[7]。班組是建筑施工現場的基本生產單位，這種基于同鄉或工種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對建筑工人的生產行為有很大影響，故工友影響應當納入考慮。基于上述研究，選取現場組織管理、安全教育培訓、安全文化氛圍、安全制度、組織支持、組織公平、安全投入程度、應急準備、工友影響作為影響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組織管理因素。
1.2個體因素
梁振東通過分析個體特征因素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關系，構建了自我效能、外控人格傾向、事故體驗、工作滿意度、安全知識、家庭安全勸導與不安全行為意向及行為的結構方程模型[12]。Maiti分析得到長期消極情緒和不穩定情緒與安全事故之間有很大的影響[13]。Seo認為風險感知及處理能力與安全事故有很大關系[14]。基于此，選取生理疲勞、心理失衡、動機意向、態度意識、情感情緒、認知能力、應激能力作為影響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個體因素。
1.3生產作業因素
García-Herrero通過安全衛生條件、人類工效學、工作要求三個維度，以生理狀況和心理狀況為中介變量分析作業生產條件與安全事故之間的關系，三個維度包括工作場所溫度、工作場所濕度、噪聲、機械設備應用情況、輻射、有害氣體、個人與生產設備之間的舒適度、作業強度、作業難度、危險感知程度等具體因素[15]。惡劣的生產作業環境使建筑安全事故類型多樣、原因復雜[1]。因此，筆者選取作業方式、生產標準、作業強度、作業環境、作業危險、機械設備作為影響不安全行為的生產作業因素。
1.4社會環境因素
Mullen分析社會對安全工作的影響關系到安全事故的發生[16]。Kines強調安全領導對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安全領導會間接影響建筑工人的安全行為[17]。Luria、Mohamed認為家庭環境、支持對安全行為有間接影響[18-19]，且家庭因素是農民工最重要的精神支撐來源，同時公眾參與是社會治理的有效方法，社會輿論監督對建筑安全行為有正向的管理作用，應納入考慮。基于此，筆者選取國家治理監督、社會輿論監督、家庭安全勸導、領導承諾態度作為影響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社會環境因素。
2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的ISM建立
解釋結構模型(InterpretativeStructuralMode-ling，簡稱ISM)的特點是通過假設和圖、矩陣的運算，把變量眾多、關系復雜的系統分解為若干子系統，構造出一個能夠清晰反映出系統元素間結構關系的多級遞階結構模型。
2.1確定鄰接矩陣
根據前述確定的專家小組三輪的評價和討論，最后確定了上述26個因素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建立鄰接矩陣A。要素Si對Sj有影響時，矩陣元素aij為1;要素Si對Sj無影響時，矩陣元素aij為0，若兩者之間相互影響，取影響大的一方為影響關系，即為1，相對影響為0。則鄰接矩陣如下:
3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3.1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關系結構分析
上述研究可得，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體系是一個四級遞階結構模型。這四個層級反映了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該模型的層級結構分析如下所述。
1)表層直接影響因素分析(第1級)
表層影響因素為個體因素，是不安全行為產生的最直接原因。建筑工人多為文化水平較低、綜合素質較差的農民工，容易受到組織、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容易出現心理失衡，為不安全行為的發生埋下隱患;同時因為建筑工人流動性較高、學歷低、學習能力差等使他們較少的受到安全培訓，造成應激能力較弱;而惡劣的工作環境、長時間高負荷工作、大量的手工作業等都使得工人極易出現生理疲勞;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就極易誘發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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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重無比的工作量、復雜多變的施工現場、隨處可見的安全隱患，逐漸麻木了建筑工人對不安全環境的感覺、知覺，從而使其安全心理、安全態度出現松弛，再加上安全能力較低，帶來安全意識的薄弱，然后轉化為行為動機，做出不安全行為。這是較為完整的建筑工人個體不安全行為事故鏈，也是建筑工人個體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如圖2所示。因此從工人個體角度對建筑工人個體不安全行為的矯正，就需要結合其機理制定有效的措施。
2)中層間接影響因素分析(第2級)
中層間接影響因素既有組織管理因素，也有個體因素。在施工現場安全組織建設和管理中，安全制度的完善、組織的公平、團隊的支持、應急的準備都會間接影響到建筑工人的行為表現，工友的影響是群體活動下的行為表現，也體現了管理活動的成效。個體因素中動機意向往往引導行為的發展，良好的態度意識能夠察覺不安全行為發生的征兆，穩定的情感情緒有利于保障安全行為，而良好的認知能力有助于建筑工人吸取安全經驗及早發現危險源。良好的生產作業條件，恰當的生產方式、高標準的生產流程、合理的班組作業強度、合適的生產環境、適中的作業施工難度、有保障的機械設備等會綜合影響建筑工人的行為安全。
組織因素對工人的行為影響關系較為明顯，因此對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為的治理也需要結合這些影響，透析建筑企業對工人不安全行為治理路徑。結合當前建筑業不安全行為的治理研究[7，11，17-19]，安全激勵適合于對目標單純的建筑工人安全心理的改善，企業應當實施合適的激勵措施;安全認知能夠使建筑工人重視作業風險，關愛生命，珍惜家庭，從而使其轉變安全態度、提升安全心理層次;而安全培訓，要結合建筑工人素質較低、接受能力差、時間觀念差、重當前利益等特點，綜合提升工作生活能力等。基于以上分析，搭建三位一體的治理模型，使得不安全行為的治理更具針對性，如圖3所示。
3)深層根本影響因素分析(第3、4級)
深層根本影響因素主要為組織管理因素及社會環境因素。安全教育培訓能夠增進建筑工人的自我保護能力;現場組織管理能夠保障合理的生產秩序，從管理上調節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為;安全文化氛圍是企業員工整體安全意識的體現，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圍能夠培養建筑工人的安全行為意識;而有效的安全投入能夠保證安全管理活動的開展。社會環境因素中的家庭是建筑工人精神支撐的來源，對情緒、態度有重大影響;領導作為企業主體的決策者，其個人承諾態度對企業整體的發展有著方向性的指導;而領導決策的判斷、家庭的勸導、個人行為選擇又受社會輿論及國家政策的影響，公開透明的社會輿論環境、高效嚴格的國家監管制度對企業及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為有著根本性的制約作用。
政府和社會在整個不安全行為ISM模型處于頂層[16]，根據上文的分析對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為管控既要干預組織的安全管理策略，也應當對個體行為進行適當引導，還需要對施工現場的不安全條件進行監管，三管齊下，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社會監管系統，如圖4所示。
3.2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影響力分析
根據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的層次總排序可知，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主要受國家治理監管、家庭安全勸導、社會輿論監督、領導承諾態度、安全文化氛圍、安全教育培訓等因素影響，主要涉及社會環境因素和組織管理因素。國家治理監管要遠遠大于其他影響因素。結合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的ISM模型，可以得出個體因素是不安全行為發生的直接因素，并且權重相對較小。而部分組織管理因素和全部社會環境因素是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根本影響因素。對組織管理因素和社會環境因素的管控是改善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重點，也是安全管理的發力點。——論文作者：葉貴1，段帥亮1，汪紅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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