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0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內容摘要】本文認為，國內眾多影視審美價值批評類文章在批評某類節目、反思某些具體問題時，大都會援引法蘭克福學派思想觀點作為理論依據，從中不難發現中外影視媒介發展中存在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現代性危機。故此，有必要回溯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
【內容摘要】本文認為，國內眾多影視審美價值批評類文章在批評某類節目、反思某些具體問題時，大都會援引“法蘭克福學派”思想觀點作為理論依據，從中不難發現中外影視媒介發展中存在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現代性危機。故此，有必要回溯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法蘭克福學派領軍人物的批判理論觀點，以增進學界對影視媒介的社會共識。
【關鍵詞】影視媒介;法蘭克福學派;審美價值批判;芝加哥學派;規范化建構
縱觀國內眾多影視審美價值批判類文章，它們在批評某類節目，反思具體問題時，大都會援引“法蘭克福學派”思想觀點作為理論依據。從中，我們可以看見中外影視媒介發展中存在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現代性危機。故此，有必要回溯一下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法蘭克福學派領軍人物的批判理論觀點，以增進學界對影視媒介的社會共識。
一、影視媒介審美價值批判：從阿多諾、霍克海姆到列斐伏爾、阿甘本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領軍人物阿多諾、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對媒介工業的大眾化、統一化、規模化生產引發的審美均質化、僵化、貧困化有著尖銳而深刻的學理批判。如同滿大街跑的都是黑色“甲殼蟲”式福特汽車一樣，“所有觀眾都被迫去看幾乎完全雷同的節目……影視會使審美迅速陷入極端貧困的狀態，以至于在將來，所有罩在工業文化產品上的厚重面紗都會被打開，都會以嘲弄的方式實現瓦格納的總體藝術作品之夢”。①
霍克海默、阿多諾將媒介審美危機診斷為文化工業資本、權力技術合謀的結果。對于權錢合謀和對目的理性欲望的無限膨脹追求，加之文化工業的急速發展，使得媒介審美創造力急劇萎縮，只在局部細節上展開差強人意的改變。這些細節局部變成了“自由”代言人。“在音樂中，單純的和聲效果消除了對整體形式的意識;在繪畫中，對各種色彩的強調削弱了構圖的效果;在小說中，心理描寫變得比小說框架更重要。而所有這些，恰恰是文化工業的總體性所帶來的后果。”②盡管文化還與眼、耳、口、鼻、舌、心、身、意、體等諸感官感覺有關，但拘泥于細節部分的媒介生產卻仍然未能逃出整體固化的程式僵局。“在德國，專政所帶來死氣沉沉的寂靜，已經籠罩在民主時代最歡快的影像上。”③
電影、電視、廣播、報刊帶來的現代性負面后果是對觀眾想象力的抹除，對思考能力的消解，讓影視前的觀眾都變成尼爾·波茲曼所描述的“影視人”，變成馬爾庫塞批評的“單向度”人，變成西美爾批判的“貨幣永動機”，變成阿甘本批判的“既被排除在人間法之外，又被排除在神法之外;既被排除在世俗領域之外，又被排除在宗教領域之外的赤裸生命”，④他們不再進行連續思考，為爭取自身權益而奮斗，而是選擇沉迷于影像故事情節的無意義耗散中，嚴重忽視了現實生存的奮斗拼搏意義。“電影沒有留給他們任何想象的空間，強迫它的受害者直接把它等同于現實，”⑤讓他們分不清日常現實與虛幻，搞不清真實與虛假，以致波德里亞稱這種媒介化生存為《象征、交換與死亡》的宿命，感嘆消費社會中每個人都在用虛擬的數字符號、影像圖案聲音與現實肉身、情感體驗、意志形態上演永不落幕的能量交換。
波德里亞的老師列斐伏爾在其成名作《日常生活批判》中對于混淆現實與虛幻、物質與精神等二元矛盾危機有著深刻的媒介批判揭露。他認為國家主導的文化工業在間接地管理著日常生活。“國家通過法律和法規、大量的規定、國家機關和行政管理部門的保護行動，直接管理著日常生活。國家通過稅收、司法部門、操控媒體，間接管理著日常生活。”⑥借助各種媒介手段，國家會登記、描繪和規定每一個社會成員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后人類影視劇，如《黑鏡》《攻殼機動隊》《銀翼殺手》《機器姬》等情景描述中，人類身體、情感記憶及家庭成員等等的幾乎全部的生活、工作崗位都會由人工智能和計算機中央處理器統一安排，集中調度。人與機械的界限，生活世界與社會工作的界限，真實記憶與虛幻意識的界限等都會被抹除。
就像福柯在《規馴與懲罰》中所揭示的那樣，工廠、學校、醫院、街道、廣場等等所有公共空間都會在監控攝像頭下被全方位監視起來，進而把日常生活緊緊地攥在手上。國家意志通過巨大的網絡、渠道、回路都從日常生活開始，經過多個層次，到達全球衛星，然后再返回權力官僚階層和信息技術的市場買賣空間。于是，媒介信息成了知識的替代品，成了刪除思想的利器，成了空白記憶的幫兇。“否定消失在完全的實證中。信息意識形態成了披上實證知識的外衣，有時甚至裝扮成技術唯物主義的唯心主義，信息意識形態成了認識活動中、政治中和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錯位因素。”⑦不僅是錯位的，而且是扭曲變形，甚至一度被壓縮乃至消失的缺席空間。
與此同時，廣播影視媒介的“文化已經變成了一種很普通的說法，已經被帶進了行政領域，具有圖式化、索引和分類的涵義”。“消費者總是那些工人、雇員、農民和地位偏下的中產階級。資本主義生產從身體和靈魂上對他們進行了限制，使他們成為孤立無援的犧牲品。相比于自身而言，統治者總是很自然、很嚴厲地對他們施加道德壓力，今天受騙的大眾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話的迷惑。他們始終守著奴役他們的意識形態。”⑧
在霍克海默、阿多諾、列斐伏爾眼中，媒介文化工業與資本權力、欲望工具的結合，是在不斷制造虛假的娛樂，是在暢銷書中的胡言亂語中泯滅人性，是要讓大眾在盲目狂歡中控制大眾的情感走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娛樂實現了情感的凈化，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這就是悲劇的作用，或者用阿諾德的話來說，這正是電影所要達到的目的。無論是真理，還是風格，文化工業徹底揭示了它們的宣泄的特征。”⑨如此一來，啟蒙理性的“祛魅”與傳統神話的“蠱惑”走到了一塊兒。歷史的進步與倒退，就成了阿多諾、霍克海默眼中的悲喜劇。
概言之，阿多諾、霍克海默糾結的是媒介文化工業“自律與他律”之間的矛盾，而列斐伏爾、波德里亞則將審美批判指向了媒介信息技術、商品編碼符號對日常生活的監視、鉗制。他們都是在主、客二元框架下展開的反思性批判研究。批判的矛頭指向的是媒介現代性負面效果，而對于現代性的積極成果并未給予過多的肯定性闡釋。在哈貝馬斯看來，走出這種形而上審美主義經驗批判的困境，就應當打開交往理性視野，在社會公共領域和精神文化空間中展開對話協商。立足于主體之間的多元互動，磋商溝通，共同探討公共領域的現代化轉型，讓生活世界“去殖民化”，應構成廣播影視、報紙雜志等媒介規范化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影視媒介規范化社會建構：芝加哥學派的理論視野開拓
與大面積影視審美價值批判類研究不同，國內部分學者選擇從媒介規范角度開展正面建構探索，有的借鑒國外影視媒介發展經驗嘗試診斷性批判建構，如謝靜在闡述美國新聞權威批評與其新聞言論出版協商規范建構交互發展的曲折歷程時，反思中國新聞媒介發展產生的問題，“如資本市場對新聞業的腐蝕……加強對批評者的批評，成為許多有志之士的共識”。⑩有的立足于媒介權利主體和義務職責的法理分析，如陳絢《新聞道德與法規：對媒介行為規范的思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一書則對憲法賦予新聞記者、主播、政府公職人員、社會大眾等不同主體以相應的平等權利義務等問題展開了較全面闡述。有的結合具體問題提出相應對策建議，如姜彥慧針對少兒影視節目主持人套路臉譜化，亂用港臺腔、美國腔或粗俗土話，丟掉個性童心等問題，提出了“樹立多元化角色形象，增強即興表達成分，強化語言訓練”11，凸顯兒童本有的身體情感語言(站姿、步態等)規范行為的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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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的影視媒介規范化建構道路探索方面，很多學者會提及麥克盧漢的“媒介作為身體的延伸”論，雷蒙·威廉斯的“媒介信息傳播”論，或斯圖亞特·霍爾的媒介符號“編碼/解碼”論，格羅斯伯格的媒介“情動”論，或萊文森的“媒介環境進化”論、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論，包括近年來關于伯明翰學派的“媒介文化專題研究”12都已經為新聞傳播、廣播影視編導專業所熟悉，但對于西方媒介規范化社會學建構理論探索和本土轉化研究略顯單薄，其中緣由耐人尋味。
實際上，“芝加哥學派”是走在媒介社會學理論探索前沿的，該學派自1895年創建美國第一個社會學刊物《美國社會學期刊》以來，斯莫爾(AlbionW.Small)、托馬斯(W.I.Thomas)、吉伯斯(ErnestBurgess)、庫利(CharlesCooley)、帕克(RobertPark)、米德(GeorgeMead)等學者的媒介社會學思想逐漸對全球影視、廣播、報刊等的發展產生理論影響。
提起“芝加哥學派”，絕大多數人會想到建筑師沙利文和他的經典設計名言“形式服從功能”，想到數學分析學派吉格曼德將傅里葉分析方法引入偏微積分研究，想到城市社群互動理論，想到推崇自由市場機制的經濟學理論主張，很少有人想到它的媒介社會學、新聞傳播思想創建性貢獻。因為“芝加哥學派”的媒介社會學建構理論也是后人總結的產物。目前對于哪些人屬于芝加哥學派?它的核心主張是什么?其實也沒有一個集體共識。“甚至諸如‘學派’這樣的概念也許都是有問題的。”13本文這里采用這種“不可能之可能”的概念，只是為了便于闡釋和讓讀者理解它在媒介思想脈絡中的學理位置而采取的簡化做法。
羅杰斯的《傳播學史》提到較多的學派代表人物是杜威、托馬斯、庫利和帕克。杜威，大家比較熟悉，是美國經驗主義的旗手。庫利和帕克是杜威的學生，帕克是城市社會學的奠基人;而米德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學時期的同事，是社會心理學巨擘，且以社會思辨“符號互動論”而著稱于世。哈貝馬斯在《后形而上學思想》一書中，開辟兩大章節“多元聲音中的理性同一性”和“個體化與社會化：論米德的主體性理論”，14重點探討其主體間性聲音、語言的交往模式。
自1892年斯莫爾在芝加哥大學建立社會學系以來，“芝加哥學派”就一直主導著美國媒介新聞傳播理論發展。20世紀40年代后，在米德發展出的“符號互動論”旗幟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又集聚了諸如布魯默、休斯、貝克爾、戈夫曼、里思曼等知名社會學家，他們又被稱為“二代芝加哥學派”。不論是“一代芝加哥學派”，還是“二代芝加哥學派”，他們都受到馬克斯·韋伯、涂爾干、特洛爾奇、西美爾等歐洲社會學家的廣泛影響。其中，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重點探討了西方宗教是如何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積累，如何展開現代性社會轉型的，基督教、天主教是如何實現宗教教義改革，如何在“因信稱義”的信念中服務于壟斷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當然，還有西美爾的時尚哲學、羅蘭·巴特的《流行體系》等都對“芝加哥學派”的媒介社會學理論建樹產生了同樣深遠的影響。
社會學家羅伯特·K·默頓(RobertK.Merton)在他1935年的博士論文《17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一文中直接指出，“17世紀的清教倫理是推動現代科學產生的強大力量，因此也是推動工業革命的強大力量。”15同樣的道理，韋伯的新教倫理思想研究、涂爾干的社會分工論、西美爾的時尚哲學在推動美國社會文化發展以及芝加哥學派媒介思想脈絡形成方面同樣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概括來講，“芝加哥學派”媒介規范化社會學建構主要有四大理論主張：(一)杜威推崇新聞傳播的民主、公眾價值，強調新聞言論自由，主張民眾積極參與，捍衛新聞言論的公共價值，服務于公民社會的集體利益。在影片《公民凱恩》中，我們能深刻感觸到，個體通過報刊出版等媒介形式來推動公共文化建設的民主化歷程，看到新聞出版在連接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媒介功能;(二)帕克主張新聞采編的實證調研和少數民族文化傳播媒介的保護、經驗開拓。帕克代表作《移民報刊及其控制》一書是最早對移民、少數民族的媒介傳播思想的研究成果。他認為采用意第緒語、波蘭語、德語等非英文形式傳播的報紙雜志在幫助移民懂得如何在美洲生存下來，如何同化他們的同時，更應幫助他們保留自身的民族特色。他認為這種保留移民、少數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更有利于他們帶著他們家鄉的語言而融入現代都市生活，融入美國社會。另外，關于美國貧民窟、黑人犯罪、種族歧視、女權主義等現實紛爭問題也應該構成大眾傳播的重要信息內容;(三)庫利的“他者”作為自我的另一面鏡子，是反觀自己，認識評價自己的不可或缺的社會成員。習俗、節日、倫理等對于維持社會秩序正義化構建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四)米德強調自我的社會角色扮演，角色之間互動往來之于社會良性運轉和公正秩序建構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價值。——論文作者：張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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