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5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格賴斯對意義的哲學思考起源于他對說話人意圖的關注，意向性是人類心智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貫穿格賴斯意義觀的核心構念。通過剖析格賴斯對意義的相關論述，揭示出說話人意圖是格賴斯意義分類、辨識和實現中的重要準繩。重視格賴斯意義理論中的意向性有
摘要:格賴斯對意義的哲學思考起源于他對“說話人意圖”的關注，意向性是人類心智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貫穿格賴斯意義觀的核心構念。通過剖析格賴斯對意義的相關論述，揭示出“說話人意圖”是格賴斯意義分類、辨識和實現中的重要準繩。重視格賴斯意義理論中的意向性有助于進一步理解和探究他對意義研究的哲學初衷。格賴斯以“說話人意圖”凸顯其意向性意義觀，既傳承了邏輯分析哲學對語言哲學的貢獻，也開拓了從心智哲學對意義進行探究的新視角。
關鍵詞:格賴斯;意向性;說話人意圖;語言哲學;分析哲學;心智哲學
格賴斯(H.P.Grice)的意向性意義觀萌生于分析哲學盛行的年代。當以賴爾、奧斯汀、斯特勞森等人為代表的日常語言學派對弗雷格、羅素等人的邏輯分析傳統提出挑戰之時，格賴斯另辟蹊徑從“說話人意圖”的視角出發，展開了對“意義”的另一場哲學思辨。在格賴斯畢生的語言哲學探究中，無論是解釋語言表達在特定場合傳達的意義，還是解釋語言表達本身的意義，“說話人意圖”都完美地占據了主導地位[1]。本文以“說話人意圖”為切入點，首先點明了格賴斯意義理論的意向性取向，接著梳理出格賴斯意向性意義觀的哲學起源、“說話人意圖”對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的劃分，會話含義推導的重要性以及格賴斯意義理論的貢獻與局限性。
一、說話人意圖———格賴斯意向性意義觀的靈魂
(一)意向性之溯源
意向性(intentionality)這個詞來自中世紀拉丁語intentio，意為“延長”，13、14世紀經院哲學家用它來指稱“概念”。intentio被譯成英文intention后，作為術語仍沿襲拉丁語指稱“概念”這個用法，而intention用來指“意圖”則見于日常話語[2]331。意向性就是指“人的意向與事物之間的關系”。意向性的哲學思辨就起源于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德國哲學家弗朗茲·布倫塔諾(FranzClemensBrentano)在討論真理問題中將“意向性”引入現代哲學。此后，人們把有關“意向”的議題也稱作“布倫塔諾的論旨”(Brentano’sthesis)[3]。奧地利哲學家、現象學的創始人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Husserl)以及后來的語言哲學家格賴斯和賽爾(J.R.Searle)都強調意義的意向性，他們三人也被認為是意向論的主要代表人物[4]。
(二)格賴斯意向性意義觀的緣起
格賴斯的意向性意義觀是以他對語言、思維和現實之間關系的理解為基礎的。在這一點上，他受到了洛克哲學思想的影響。洛克相信人類理性的能力，強調理性探究的必要性[5]。洛克在《人類理解論》(1690)專辟一個章節對語言問題進行了剖析。洛克認為，觀念是構架人類知識的基本單位，各種觀念則存貯在人的大腦(mind)里，而思維則是對這些存儲的觀念根據需要進行的心理操作(mentalmanipula-tion)。觀念是客觀事物在心理的標示(mentalsign)，而文字則是觀念的有聲標示(vocalsign)[6]。格賴斯秉承了洛克的哲學思想，認為:意義并不是靜態存在的，言語只是承載了意義的物化形式;意義是需要言語來表達的思想，是動態而可變化的;語言表達了說話人的思想，若沒有這些思想，語言就沒有了意義，如同鸚鵡學舌一般[7]24。
格賴斯在《言辭用法研究》的第18章“MeaningRevisited”(再談意義)開篇里探討了思維、現實和語言三者之間的關系[8]284(見圖1)。
如圖1所示，現實與語言的關系是間接的，但是無論是現實還是語言都與說話人的思維有直接的關系。格賴斯強調這是他意義分析的理論支撐[8]284，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惜被很多格賴斯研究者忽視了[9]。來自洛克關于語言哲學的影響是促成格賴斯從“說話人意圖”的角度去探討意義的重要理論基礎。
(三)格賴斯在分析哲學流派中的立場
分析哲學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1第一個階段為早期形成階段(也稱為邏輯主義階段)，主要以維也納學派為代表;第二個階段是日常語言哲學階段，主要以牛津日常語言哲學學派為代表;第三個階段是自然主義階段，主要以蒯因的自然主義認識論、塞拉斯對經驗主義的批判、戴維森的變異一元論和達米特的反實在論為代表[10]。第一階段的邏輯分析學派認為:哲學思辨只能使用邏輯符號(&，v，，x，x等)，并通過邏輯推算的方式來進行，因為日常語言充滿歧義，缺乏精確性，對語言哲學學術研究來講是不完美的，所以他們又被稱為理想/人工語言學派或形式語言學派。第二階段的日常語言學派對用符號邏輯來分析語言在使用中的情況持質疑態度，他們認為，日常語言完全可以應用于學術分析，語言不僅能對客觀世界進行描寫，還能用來發布命令、提出請求、表達感情等學術研究和哲學論證，因此又被稱為自然語言學派或非形式語言學派。馮光武指出，兩派的核心分歧是:前者將語言與人(語言使用者)分離，認為語言哲學的任務就是解釋語言形式與客觀世界之間的關系;后者則把語言使用者置于中心地位，認為語言哲學需要揭示語言與其使用者之間的關系[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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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賴斯在《邏輯與會話》(1975)一文的開篇中提出了形式語言學派和非形式語言學派對立的事實，并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哲學立場:并無意于加入其中的任何一派;有這種對立關系的想法本身就是一個錯誤，而這個錯誤就源于對制約會話的那些條件的本質和重要性缺少認識[8]306。格賴斯認為，羅素的邏輯分析思想可以保留，對于羅素的限定摹狀詞理論列出的那些“問題詞”(如but和or)，會話含義理論提供了一條更好的解釋路徑。這種路徑有助于建立一種更加完善的會話邏輯，這種會話邏輯雖然可以得到形式邏輯的輔助，但不能被它所取代[11]。可見，格賴斯是想調和邏輯分析學派和日常語言學派之間的矛盾。然而他本人的研究仍然以日常話語為研究基礎并非純邏輯符號的演繹，而且他將語言使用者的意圖作為研究意義解讀的核心，因此仍然被后人劃歸為日常語言學派。
二、說話人意圖———意義的分類與實現
格賴斯在邏輯分析學派以及真值條件語義理論(truth-conditionalsemantics)受到日常語言學派的挑戰之時，以人的心理意圖為出發點探討意義的本質，將意義分為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
(一)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
格賴斯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的劃分受到了皮爾斯(C.S.Peirce)符號理論的影響。皮爾斯(1867)指出，符號與被表征的對象之間有的是象似關系(icon)，有些是指示關系(index)，還有的是象征關系(symbol)[12]。格賴斯在研究意義時沒有關注象似關系，而指示關系和象征關系則成為他劃分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的參照。格賴斯沒有明確給出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的定義，而是通過例證的方式進行了解析。最經典的例句“那些斑點意味著麻疹”中，斑點就是麻疹的癥狀，是有自然聯系的物理特征，即為自然意義。這種表達的字面意義即為說話人要表述的意思，反映的是事物的內在特征，不需要通過解讀說話人意圖，沒有更深的含義，無需推斷就能理解其意。而在例句“公交車的三聲響鈴意味著車滿員了”中，“公交車的三聲響鈴”和“汽車滿員”之間并不存在自然的因果聯系，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人為的約定，因此表達的是非自然意義。在日常交際中，人們之間的信息傳遞往往不是在自然意義層面上進行的，更多時候是利用言語的非自然意義來表達意圖的。
(二)說話人意圖與聽話人辨識
格賴斯在“意義”一文中雖然是在談意義的分類，但實際上他意在突出“說話人意圖”才是核心靈魂。這種思想在《說話人的意義與意圖》(1969)一文中再次得到重申。在這篇文章中，格賴斯提出，說話人意義的表達始于說話人意圖，成于聽話人辨識。格賴斯將其總結如下:
說者U通過說x產生某用意，當且僅當滿足以下條件:
對某聽者A而言，說者發出x時，其意圖包括
(1)A作出某個反應r;
(2)A想到(或辨識到)說者有意圖(1);
(3)A作出反應(1)是在(2)的基礎上完成的。[2]336-337說話人意義的實現不僅要求由說話人表達“意圖”(intention)從而引發某個“信念”(belief)，而且說話人還想要通過這個“信念”使聽話人能辨識到這種表達背后的“意圖”從而作出相應的反應。
(三)首要意圖
在聽話人意圖辨識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同的情況，對此，格賴斯在“意義”一文中對如何辨識說話人意圖作了較為清楚的交代。在聽話人辨識說話人意圖的過程中，只有說話人的首要意圖與該話語的非自然意義相關。當對說話人兩個或多個意圖的辨識存在疑慮時，則借助于該話語的語境(語言的或其他方面的)[13]。這一點也是語境介入格賴斯意義理論的重要接口。學界雖認可格賴斯對語境的重視，但鮮有文章提及說話人意圖與語境之間的關系，而這一層關系的表述也為他之后用語境來解讀會話含義奠定了基礎。
(四)說話人意圖的實現
在區分了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之后，格賴斯又提出了意義理論的另一個重要部分———會話含義和合作原則及其準則。格賴斯認為，人們在理性的交際中是普遍遵守合作原則的，當違反合作原則中的一條或幾條準則時，便產生會話含義。會話含義的推導，則是結合語境對說話人意圖的辨識而實現的。格賴斯將合作原則細化成四條準則:數量準則、質量準則、關系準則和方式準則。數量準則是根據交際需要來提供信息，在數量上應恰到好處，不多不少;質量準則用來約束提供的信息要真實、可靠;關系準則用來確保說話人提供的信息與當前的話題相關;而方式準則是指信息的表達要以清楚、明白的渠道實現。
三、格賴斯意向性意義觀的貢獻
(一)說話人意圖———格賴斯理性思想的載體
格賴斯意向意義理論中的“意圖”概念與理性有著重要聯系，即人類的意圖是以理性為基礎的，人類進行判斷、推理、決定等思維活動都是在理性的參與指導下完成的。因此，格賴斯在其意義分析模式中對“說話人意圖”的解讀離不開理性這個基礎。對理性的依賴，也揭示出格賴斯意義理論對人本身的關注，即以反映說話人意圖的意義為中心。會話過程中的意圖傳遞和意圖辨識都離不開人的理性判斷和推理。格賴斯在《邏輯與會話》一文中提出合作原則時也表明，他把說話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有目的的，而且著實是理性的行為”，因此，合作原則不僅適用于人們的會話交際，也適用于人類其他的理性行為，例如修車、做蛋糕等[14]。這樣的理念一直貫穿格賴斯生命的始終，在他畢生各個時期的著作中都有關于理性的討論。因此，格賴斯提出會話含義理論的終極目標不是探討或解決語言問題，而是通過對語言的哲學思辨探討人的理性的本質以及相關的哲學研究方法[15]。
(二)從“說話人意圖”到“社會意圖”
格賴斯的意向性意義理論還為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論(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提供了理論來源和靈感。哈貝馬斯在自己的交往行動論中拓展了格賴斯的意向性意義理論，將其放入更廣泛的社會意圖框架，從個體走向社會，同時將交往理論置于更大的行為理論框架之中[16]。在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論中，說話人意圖或經驗、現實世界中的事態以及對話雙方的關系相互關聯構成了一個更寬泛的交際網絡。與格賴斯一樣，哈貝馬斯也同樣關注理性，并在自己的交往行動理論中提出了“交往理性”。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與格賴斯理性思想的不同之處在于:交往理性是在生活世界視域內運行的，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考察交往理性不能脫離生活世界的概念;哈貝馬斯從交往理性范式中引出了交往行動的概念，闡述了交往理性的準則，并批判了工具理性(他認為格賴斯的理性即是工具理性的一種)，使哲學研究從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范式走向了以交往為中心的理性范式[17]。從“說話人意圖”到“社會意圖”的發展和傳承，也意味著對哲學的思考從語言領域到社會領域的過渡，擴充了“意圖”在更多外延下對我們生活的哲學闡釋。這是哲學理論的發展，也是哲學對生活的反哺。
(三)語言哲學向心智哲學的轉向
語言哲學作為哲學的第三次轉向，把語言本身看作是哲學研究的本質問題，而在心智哲學中，語言本身不再是關注的重點，在言語活動中反映出來的心智活動才是研究的直接對象[18]。格賴斯以“說話人意圖”為基礎構建的意義理論，開啟了心智哲學的探究轉向。格賴斯的意向性意義觀秉承了既傳承又開拓的研究思想。他在自己的意義理論中將邏輯分析和自然預料中的語言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成為利用邏輯學分析日常話語的第一人。同時，他又借助一些心理概念，比如“意圖”和“信念”等，對說話人的意義進行哲學思辨。可以說，他既傳承了邏輯分析對語言哲學的貢獻，也進一步開拓了從心智哲學視角對意義進行探究的道路。著名哲學家賽爾(Searle)認為，如果20世紀的第一哲學是語言哲學，那么21世紀的第一哲學則應當是心智哲學(philosophyofmind，也被譯為心靈哲學)[19]。意向性是人眾多的心智特征之一[20]，也是心智哲學探討的核心話題之一[21]。心智哲學作為認知科學的六大核心領域之一，勢必將給我們在新世紀里有關哲學的思考和討論帶來新的認識和啟發。——論文作者：劉景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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