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7-24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隨著新一輪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與經濟運行方式的深化融合，數字經濟已成為技術-經濟范式下的新經濟形態和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并取得廣泛共識,其在各國經濟發展戰略中占據重要地位。目前,多個國家、相關國際組織及研究機構對數字經濟的話題討論得如火
[摘要]隨著新一輪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與經濟運行方式的深化融合，數字經濟已成為“技術-經濟”范式下的新經濟形態和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并取得廣泛共識,其在各國經濟發展戰略中占據重要地位。目前,多個國家、相關國際組織及研究機構對數字經濟的話題討論得如火如荼。但是,關于數字經濟的界定沒有形成國際共識，對其內涵理解不盡相同，影響了對數字經濟的全面認識和后續測算。本文通過辨析和梳理，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對數字經濟的內涵提出了一個新的界定框架，包括宏觀層面是指數據價值化和數字化治理;中觀層面是指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微觀層面是指數字化產品和數字化企業。數字經濟包括廣義、中義、狹義、最狹義四個層次，旨在為中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依據和智力支撐。
[關鍵詞]數據價值化;數字化治理;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產品;數字化企業
一、問題提出
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習近平同志在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2018年8月23日，首屆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在重慶市開幕，習近平同志在向會議致賀中指出，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持續轉換，打造新產業、新業態，是各國面臨的共同任務。近幾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2020年7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簡稱“信通院”)發布的白皮書顯示[1]：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35.8萬億元，占同期GDP比重為36.2%。2020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科院數技經所”)發布的研究報告[2]，測算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為17.03萬億元，在同期GDP中的占比達17.2%。然而，兩者對數字經濟的測算有著較大差異。實際上，自20世紀90年代“數字經濟”第一次出現以來，數字經濟仿佛是一個多面體，學界、政界、業界、公眾等因為各自的角度和目標不同，對數字經濟的內涵理解不盡一致，這導致對數字經濟的測算內容、方法、體系和結果在國內外差異較大。
在國內，信通院(2020)[1]認為數字經濟是以數據為生產要素，數字技術和網絡通信為支撐力量，實現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交融發展的新經濟形態，并提出了“四化”框架(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據價值化、數字化治理)。中國信息化百人會(2018)[3](以下簡稱“信百會”)指出，一切經濟活動皆可信息化，數字經濟離不開信息化的社會活動，是信息活動的經濟總和。社科院數技經所(2020)[2]測算數字經濟規模，將其分為與數字技術直接相關的“數字產業化”和間接相關、滲透數字技術的“產業數字化”兩部分。華為聯合牛津大學(2017)[4]從企業戰略的角度研究指出，數字技術創新企業生態鏈和商業模式，提升客戶體驗，促進企業發展，并融入、激發實體經濟活力，這種完美融合的過程即數字經濟。
在國外，很多機構提出了對數字經濟的定義。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1998)[5](以下簡稱BEA)從狹義上指出數字經濟即為信息通信技術(ICT)直接相關的經濟活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8)[6](以下簡稱IMF)則將其分為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的狹義范疇和一切經濟活動數字化的廣義范疇。而二十國集團(2016)譹訛(以下簡稱G20)認為，“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即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由來已久，若干不同表述引致內涵界定的問題。本文在上述機構對數字經濟內涵理解的基礎上，對其提出一個新的界定框架。具體而言，數字經濟包括廣義、中義、狹義、最狹義四個層次，可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分別加以認識。
二、宏觀層面認識
(一)數據價值化
1.數據要素化
數字經濟時代，人類不再僅使用以能量轉換為特征的工具，而以數字化的智能工具進行物質和精神產品的生產。對生產要素的認識也經歷了從土地、勞動、資本到知識、技術、數據等逐步深化的過程。數據本身不能產生價值，但數據要素通過價值倍增、資源優化、投入替代等機制來創造價值(安筱鵬，2019)[7]。數據要素和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融合，不僅能提高單一要素的價值，而且能夠優化配置傳統生產要素，數據要素還可以利用更少資源生產更多財富和服務，也是對傳統生產要素的一種優化替代。自此，數據賦能的融合要素成為生產要素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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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背景下，UGC(用戶自生成)內容的增多，各類信息平臺都捕捉了海量數據，這些聚合性的數據包含極高的商業價值，數據價值鏈正在形成。原始數據是原生態、未加工、價值低、有待開發利用的數據資源。對原始數據采集并結構化整合后，就形成了信息。再對信息進一步分析和挖掘，產生了知識。最后，通過數字技術對信息知識更進一步智能化決策和商業化應用，產生了智慧。數據的采集、分析、決策和應用過程也是數據、信息、知識、智慧的形成過程，層層遞進，逐步深入，同時也是數據從資源化向資產化、資本化轉變的過程，也是數據價值化的過程。需要注意的是，在數字經濟的實踐中，數據價值化并不完全按照“資源化-資產化-資本化”的演化順序進行，而是表現為同時并進、相互衍化、互相融合的狀態。數據經過資源化、資產化、資本化的三階段轉化、蛻變、增值，凸顯通用性、流通性、價值性，有利于企業保持競爭優勢，真正實現數據價值化。
2.共享性使用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可以被不同主體同時使用;而且被其他額外用戶使用，并不會降低數據原使用人和擁有者的數據價值，也不會使其他使用者利益受損。數據屬于高位資源、虛擬資源，可以共享使用，而且用一次多一次，越用越多，具有無限性重復使用的特質(李海艦等，2020)[8]。因此，對數據的持續使用和開發挖掘，更能發揮數據的價值化功能。數據的共享性使用，內在要求數據的開放共享，使數據價值最大化。某種程度上，數據資源具有經濟學上公共品的屬性。若人為對數據的使用、流通、挖掘、共享賦予排他權，數據資源則會從無限資源變為有限資源，阻礙數據價值化的實現，可能出現數據資源利用不足的“反公共地悲劇”。
3.零邊際成本
數字經濟時代，賺錢和免費的和諧統一關系，區別于工業經濟時代的兩者矛盾對立。數字經濟時代，既免費又賺錢，通過免費來賺錢，而且免費成為常態。區別于“交叉補貼”“三方市場”“版本區分”等模式的“變相收費”，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產品實現了真正的免費，這是因為數據具有“復制性強，無限供給，快速迭代”的顯著特點。數據采集、存儲等固定成本雖然高，但邊際成本低，數據的再分享、再生產只需要在電子終端復制、粘貼，所需成本幾乎為零。例如，百度地圖、電子詞典等。數字經濟時代，人人都是“產消者”，人人產生數據。消費者在獲得數字化產品價值的同時，間接生產了“使用痕跡”——數據。數據服務成為數字經濟時代價值鏈上最有價值、利潤最高的環節。數據被多主體免費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突破了傳統生產要素的稀缺性限制，數據的零邊際成本構成數字經濟時代產品或服務的重要成本基礎。
(二)數字化治理
1.數字政府
數字政府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政府形態。它并不是對原有政府形態的否定，而是一種演化和創新。從內涵上看，數字政府是利用“大智移云物”等新技術，為實現政府決策科學、服務高效的目標，對其服務流程再造和創新的一種新型治理形態。數字技術嵌入政府管理內部引發的傳統政府向數字政府的轉變，給傳統政府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組織結構等方面都帶來了極大的提升，破除“數字信息孤島”，促進其數字化轉型。
(1)基礎設施智能化、智慧化。基礎設施的功能在于連接。工業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是突破物理空間的有形連接，包括公路、鐵路、橋梁等“鐵公基”。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不僅是互聯網，而且是“大智移云物”為代表的新技術群，這是一種無形空間的“云連接”(李海艦等，2019)[9]。過去，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如公路、橋梁、路燈、排水道、綠化帶等無法實現聯網，無法實現數據共享、信息交換和智能管理;如今，數字政府建設讓這一切的“啞狀態”變為有聲狀態。所有一切接入網絡終端，實現萬物互聯，全方位的數據采集直達政務云端，并實時應對運行異常，能夠自感知、自更新、自協同、自完善，打造城市智腦，提升智能化水平。
(2)公共服務人性化、親民化。數字經濟時代，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從單一政府變為市場、社會、企業等多方主體;供給模式從以政府為中心變為以人民為中心;供給方式從線下分散辦理變為線下一網通辦，讓群眾“最多跑一次”“一次不用跑”。例如：安徽省政府利用數字技術，調動數據資源，為公共服務供給“減負”，實現了從“政府端菜”到“群眾點菜”、從“群眾跑”到“數據跑”、從“人找服務”到“服務找人”的全方位變革。
(3)組織結構整體化、扁平化。數字經濟時代，虛實空間真正完成“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虛實結合，融為一體”，即時連接，隨時在線，實現了“三零一無”的狀態(李海艦等，2018)[10]。數字政府實現了從傳統物理空間的分散運行向虛擬空間集中運行的演化。傳統物理空間的政府管理部門有些分散在城郊等多個位置，群眾和企業辦業務往往在不同地點和不同部門間來回奔波，甚至“跑斷腿”。數字政府實現線上線下深度融合，在虛擬空間提供“一攬子”服務。數字政府組織結構在數字技術影響下從傳統科層制向扁平化轉變。中國政府采用“中央集權、地方分權”的管理體制，但是全國各地政府服務大廳、大數據管理平臺等的涌現，“掌上辦、指上辦、一鍵辦、跨省辦”成為常態，表明數字技術對政務服務水平和效率提升作用顯著。
2.數字城市
(1)從城市有界到數據無界。農業和工業經濟時代，城市的管理是各自“封疆自治”，城市內部、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信息交流不便。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是數字城市建設的核心治理要素，是以“人”為核心的數據源在界面規則下的價值涌現與迭代更新。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打破了原有的封閉、冗余的城市制度管理體系，它既利于城市數字化、一體化的融合，又實現了數字城市的連接性、多元性、開放性。正是由于數字城市中數據的這一特征，數據源的種類和數量的不斷匯聚才能有效還原治理對象，開發數據應用場景，識別城市群體的異質性，實現數據無界、連通、跨越。
(2)從數據連通到數據共享。數據只有連通、交互才能產生價值，否則數字城市就只能停留在電子政務、信息化建設階段，更無從談起數字化建設和治理(李光政，2019)[11]。數字城市建設和治理不僅需要數據連通，更重要在于數據共享：一是數字城市賦予基礎設施從“啞狀態”到“有聲狀態”，基礎設施與數據的連通和共享，能將城市不同行政區域和不同城市之間融合，形成城市內部和城市之間深度嵌入、彼此依賴的格局，有利于建立全功能的城市數字治理模式，促進城市一體化、區域一體化的發展。二是打造城市“數字聯盟”，實現數據共享，形成新的數字治理邊界，城市治理從行政區轉變為數字單元;不同城市形成“數字聯盟”，單個城市負責數字城市某一領域內的數據建設和平臺開發，并與其他共享數據和治理模式一起形成分工明確、集聚群體智慧、相互依存的整體。
(3)從數字化治理到智慧化治理。城市被劃分為一個個網格單元，網格單元大小隨著區域功能定位、人口密度、地形特點等進行動態調整，開展精細化管理。城市部件和基礎設施全部編碼入網，包括路燈、井蓋、垃圾箱等，并配發唯一的“身份證”，實現精準化治理。如今網格化、數字化的治理正向智慧化治理邁進。未來，數字城市將會實現“全場景城市智能體”，建立以技術為導向的城市治理解決方案，城市治理能柔性應對環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實現從被動響應進入自感知、自協同、自預防、自治理的新境界，城市治理走向智能化、智慧化。
3.數字社區
(1)信息平臺交互化。社區信息平臺旨在實現社區成員之間信息傳遞、溝通，滿足社區成員日常生活需求服務的多元化平臺。社區信息平臺相當于社區“數字大腦”，可以包含社區公共服務、個人居家服務、社區主體間數據信息處理平臺(如數據采集、數據分析、信息管理、數據共享等)不同的模塊，形成“一站式”、“一攬子”的信息交互平臺，克服傳統社區管理分散、信息不兼容的低效率狀態。交互化信息平臺，需要整合不同信息子模式嵌入，拓寬數據信息源，深度挖掘數據，通過“人機交互、人人交互”，全面提升社區成員公共服務、私人服務新的用戶體驗。在“新技術群”的加持下，構建大數據庫、云平臺、功能交叉矩陣，集約整合社區資源，為不同社區成員提供交互式平臺，便于其協調互動，提升社區信息平臺的人際交互水平。
(2)服務感知精細化。數字經濟時代，社區公共服務供給能更加深入了解社區成員需求，精確匹配供需矛盾。構建社區公共服務感知網絡，形成主動挖掘和實時反饋的互動平臺，落實“以人為本，精細感知”的價值目標，是打造精細化感知體驗的必要渠道。①在社區成員自愿前提下，采集個人身份信息，制作“數字社區”電子一卡通，收集社區居民真實公共服務訴求，精準定位需求種類、內容和迫切性等。如建立信息采集亭、信息呼叫中心反饋平臺，打造居民信息統計分析系統。②通過訪談、實地調查，了解社區居民真實體驗，建立社區公共服務感知滿意度體系。③建立社區資源交互平臺，促進多元主體參與公共服務供給、公共資訊共享，形成社區各成員間良性互動，實現“助人自助，共享自助”的服務新理念。
(3)協同行動網絡化。在社區公共問題治理、公共服務供給等過程中，應考慮不同角色、功能定位、相互關系，將居民、社區、組織、市場等多主體納入社區治理中，協同行動，分享共同利益，承擔各自責任。政府自上而下的科層制公共資源供給難以適應數字經濟時代需求，社區居民的需求朝著動態化、復雜化、個性化方向發展。網絡化的協同行動是構建數字社區生活共同體的重要方式，是社區數字化治理和智能服務的實踐應用。調動不同社區主體資源，構建有序的網絡化協同格局，集聚群體智慧和社會資本，優勢互補，滿足社區多樣化的需求和服務。——論文作者：李海艦張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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