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銷合作社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機制和路徑

發布時間：2021-07-24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本文從理論層面分析了供銷合作社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動力機制和實現路徑，并基于山東莒南縣等地案例分析，總結了現有實踐探索的路徑和成效。研究發現，供銷合作社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是政府推動、市場驅動和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協同發展的結

　　摘要：本文從理論層面分析了供銷合作社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動力機制和實現路徑，并基于山東莒南縣等地案例分析，總結了現有實踐探索的路徑和成效。研究發現，供銷合作社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是政府推動、市場驅動和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協同發展的結果，通過服務帶動、聯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入股組建市場主體、承接政府扶持集體經濟發展專項資金、捐贈幫扶等路徑，實現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農民增收致富和供銷合作事業發展的多方共贏。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建議政府將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協同發展作為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一項重要舉措納入“三農”工作總體布局，各級供銷合作社要積極探索多種方式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積極主動與供銷合作社建立合作關系并構建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共同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

　　關鍵詞：供銷合作社;農村集體經濟;協同;機制

　　一、引言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依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中發〔2016〕37號)把“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市場主體地位，完善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權能”作為改革方向。《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強調“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截至2020年4月，超過36萬個村完成了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集體經濟組織成員6億多人[1]。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其中明晰的產權對經濟增長起著決定性作用。產權制度改革是農村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的內生動力[2-3]，產權明確、產權激勵、拓寬市場、延長鏈條和維持特色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理論前提[4]，“產權清晰+制度激勵”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5]。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通過資源資產確權登記、成員身份確認和股權量化，實現了農村集體資產由產權模糊向產權明晰轉變，喚醒了農村“沉淀”的資源，提高了農民財產性收入。但是，產權明晰并不必然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只是實現集體經濟壯大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6]。特別是對于傳統農區而言，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積累較少、經營性資產較為缺乏，為了達到最小的投資規模，一些集體經濟組織開始突破傳統的集體經濟組織邊界、尋求跨集體經濟組織的合作與聯合[6-7]，通過實踐中已經探索出的入股參股、聯合合作，建園區、搭平臺，以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等方式[8-9]，借助其他市場主體的資金、渠道、品牌等資源實現發展。換言之，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單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現內源式增長是不夠的，還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形成多元主體通過利益協同，建立因地制宜的發展機制進而實現跨躍式發展。伴隨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進程加快，各類工商資本和部門資本進入農產品流通和加工領域以及要素市場，以各種形式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結合，在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方面作了許多探索。然而，與其他市場主體合作必定是有風險的，如果選錯了合作伙伴，不僅不能實現集體經濟發展，還有可能將有限的資源經營蝕本，導致集體資產流失。例如有的地方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將經營性資產或者政府扶持資金入股到當地農民合作社或家庭農場，農村集體經濟與這些主體綁定在了一起，有收入的話可以獲得分紅，但虧損的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同樣要承擔虧損。并且農村集體經濟資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存在一哄而上、重復建設、面子工程現象，資產很多但收益很少[10]。因此，一些地方農村集體經濟雖然產權制度改革已經完成，但集體資產因沒有好的項目或合作伙伴并未有效利用起來，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實力的目的并未實現。據統計，63.7%的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性收入仍然低于5萬元[11]，處于薄弱村和空殼村的狀態。因此，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要在產權清晰的基礎上，立足于農村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等客觀條件探索發展集體經濟有效途徑。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需要借助各類工商資本和部門資本，在這些不同的主體中，供銷合作社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作為黨領導下的為農服務的綜合性合作經濟組織，供銷合作社在長期發展歷程中，已經構建起覆蓋縣、鄉、村三級的經營服務網絡和組織體系，截至2020年底，全系統銷售各類農業生產資料8667.1億元，從農業生產者購進農產品16133.2億元，擁有各類法人企業22739個、基層社37652個①。供銷合作社發揮自身優勢，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機結合、協同發展，形成強村富民、共建共享共贏機制，這既有利于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也有利于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提升為農服務能力和水平，并且對于建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現有對供銷合作社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研究還較少，主要以單案例分析為主，理論分析較弱，宏觀整體把握較為不足。因此，本文主要目的是從理論層面分析供銷合作社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機制和路徑，并基于多地實踐進行驗證分析，經驗資料主要來源于筆者近年來對山東省臨沂市莒南縣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的深入調查，并結合其他一些地方供銷合作社的案例。莒南縣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協同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主要形式是“村社共建”，探索形成了“基層供銷社+村級黨組織+合作經濟組織”的共建機制，成為建設農村基層服務型黨組織的有效載體和推進供銷社基層服務創新的重要抓手，被莒南縣委組織部列為村集體“擴源增收”措施之一，也被全國供銷合作社列為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試點的可復制可推廣經驗這一。

　　二、供銷合作社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機制

　　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一個組織的競爭地位通常是由組織獲取和維持資源的能力所決定的。提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競爭力，關鍵是形成資源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聚集的機制，農村集體經濟則借助其他主體擁有的資源實現發展壯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供銷合作社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實質上就是資源優勢互補的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兩類組織，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共同作用下，實現資源實現優化配置，進而達到農村集體經濟與供銷合作事業協同發展的格局。

　　一是政府有形之手推動供銷合作社資源向農村集體經濟聚集。供銷合作社不是行政管理部門，沒有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相應的職能，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供銷合作社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工作力度就跟不上。這就需要供銷合作社積極爭取政府支持，將供銷合作社納入到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工作中去，形成供銷合作社參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方針政策以及具體行動方案，建立供銷合作社以及其他部門共同參與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推進機制，加速農村集體經濟產業發展并形成穩定的收益。莒南縣供銷合作社爭取縣委縣政府支持在全縣范圍內啟動“黨建帶社建、村社共建”模式。縣委縣政府于2013年出臺了《關于實施“村社共建”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意見》，明確了供銷合作社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職責，并且出臺了“村社共建”實施方案，建立起組織部門主抓、供銷合作社主導、有關部門共同參與的聯動機制，共同推動該項工作[12]。另一方面，由于我國農村集體經濟面臨著基礎薄弱、技術落后、產業粗放的困境，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與中國特定的制度背景和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相結合，通過政府適度干預，在短時間內影響參與各方的盈利預期，將各方參與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推動資源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領域集中[13]，形成資源集聚的態勢，這不僅為供銷合作社參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還能夠降低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交易成本，使兩者之間的合作更加順暢。

　　二是市場無形之手驅動供銷合作社資源向農村集體經濟聚集。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合作不能搞行政命令那一套，而必須遵循市場化驅動的邏輯，否則就沒有生命力。目前，在農村開展服務的主體很多，各類工商資本也紛紛進入農村市場，供銷合作社為了在農村站穩腳跟，夯實生存基礎，必須緊盯農村市場，與其他眾多的經營主體展開競爭，通過優質便捷的服務滿足農民生產生活需要，在為農服務的過程中實現供銷合作社發展以及帶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可以說，這既是供銷合作社生存的需要，也是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首先是要建立在平等協商、互惠互利的基礎之上，經營成員集體擁有的土地及其他資源或資產，而不是“支配成員集體擁有的資產”[2]。同時，必須把集體經濟的蛋糕做大，讓供銷合作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及農戶都能從中得到實惠。另外，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作開展為農服務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如供銷合作社開展的土地托管服務，通常是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出面與農戶談判，然后整村推進將土地交給供銷合作社企業托管，這樣不僅可以減少了與單個農戶談判的成本，也實現了服務的規模化。在服務的過程中，供銷合作社托管服務費用必須明碼標價，提供的產品質量必須過關，并且以優惠的價格為農戶提供服務，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可以在權衡經濟效益的基礎上選擇是否與供銷合作社合作。

　　三是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源優勢互補，能夠協同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雖然在成員邊界、組織結構、治理機制等方面存在差異，但兩者組織性質相同、功能作用相近、資源優勢互補，能夠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過程中更好協作。首先，供銷合作社是勞動者的勞動力要素與資本要素按照合作制的方式合作與聯合起來，供給社員所需要的生產生活資料并推銷社員所生產的商品的經濟組織[14]，具有合作經濟基本屬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農村集體成員通過聯合與合作的方式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和資產開展各類經濟活動的經濟組織形態[2][7][15]，產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并吸收了國際合作社運動的屬性，與農民利益密切相關，也是農民重要的合作經濟組織[16]，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形式。從本質上看，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都具有合作經濟的屬性，同屬于集體所有制經濟。

　　其次，供銷合作社的主要任務就是開展為農服務，通過建立和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把千家萬戶的分散經營與大市場連接起來，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17]。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主要任務是行使“統一經營”職能的資源，通過管理集體資產、開發集體資源、發展集體經濟，把一家一戶辦不了或不好辦的事情辦起來，更好地服務集體成員。因此，供銷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雙層經營體制中統一經營方面不同類型的主體，共同為家庭經營提供全方位的服務[18]，都是黨和政府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載體，在推動農業產業發展、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有著共同的價值追求。

　　再次，供銷合作社扎根農村、貼近農民，組織體系比較完整，經營網絡比較健全，服務功能比較完備，截至2020年底，全系統擁有農資經營企業3844個，農副產品經營企業5132個，生產性為農服務中心18041個①，在農業社會化服務、農產品流通等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是聯結農民與市場的紐帶。但是供銷合作社在調動村莊資源進而推動農業產業發展方面能力不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因其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優勢以及統分結合的經營體制，在組織農民、凝聚農民、調動村莊社會資源，推進農業社會化服務和農業產業發展方面都具有獨特優勢[16][19-20]，特別是許多地方村委會代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村委會的權威和村莊治理能力使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上述優勢更加明顯。但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具備平等的法人主體地位，不利于市場競爭和后續經營，并且大部分地區集體經濟底子薄，內生發展動力不足。因此，供銷合作社能夠將資金、技術、管理、渠道等要素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原本低效率利用甚至閑置的集體所有的土地、資金和生態環境等資源有機結合起來，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和集體組織成員增收致富。——論文作者：王軍

　　相關期刊推薦：《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科版)(雙月刊)創刊于1983年，是由重慶市教委主管，重慶工商大學主辦的綜合性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主要刊發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法學、史學、文學、語言學、新聞學等方面的學術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