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3-08-04所屬分類：法律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高全喜教授新著《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所揭示的主題無疑甚有震撼性。但是，讀完全書，我很沮喪地發現，該書堪稱為研究失敗的例子，其致命之處在于將眩目的“高論”建立在錯誤的史實基礎上，并由此作了過度的引申，有些地方近乎“無中生有”。
高全喜教授新著《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所揭示的主題無疑甚有震撼性。但是，讀完全書，我很沮喪地發現，該書堪稱為研究失敗的例子，其致命之處在于將眩目的“高論”建立在錯誤的史實基礎上，并由此作了過度的引申，有些地方近乎“無中生有”。該書作者無視史學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將一份歷史文獻與事件發生前后與之密切相關的史實割裂開來，試圖用令人眼花繚亂的“理論”掩蓋其論據之不足，美其名曰“更為重大的歷史真實”。該書唯一尚可稱道之處，在于指出《遜位詔書》對滿蒙回藏人民及邊疆土地順利歸入中華民國所起的積極作用，而這也只是一篇論文的題目，不必大肆鋪張，推衍成十幾萬字的專著。
本文引自《今日湖北》 《今日湖北》雜志系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由湖北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管、《今日湖北》雜志社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一份大型的綜合類期刊。
學術上種種不審慎
該書一開頭就將作者不謹慎一面暴露無遺。“袁世凱洪憲帝制破滅后，中華民國的憲法創制重新開始，歷經十年，1923年國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曹錕憲法)”(該書第1-2頁)。袁世凱死于1916年，“歷經十年”怎么會才到1923年?
“缺乏一部真正體現人民制憲權的現代憲法，這確實是一個遺憾，也正因為此，第一共和國的歷史才充滿了政治暴亂、軍事內戰、軍閥割據和獨裁專制”(本書第6頁)。用“第一共和國”這種外國史概念硬套中國史，殊無必要。據該書注釋，“第一共和國”指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如此，直接用“中華民國”豈不是更為明確、絕不會引起誤會?這還只是細枝末節，關鍵是這句話所下的判斷，換言之即是：假如有了一部所謂“真正體現人民制憲權”的憲法，民國時期的種種政治弊端皆可避免。要下這樣的結論，必須提出充分的證據來加以論證，而不能當作人所共知的“自明的公理”。姑不論當時有無從容制憲的環境，這里面實際隱含著對已發生的歷史作假設，是違反學術規范的。已發生的史實不能再改變，對此作種種“假如……會如何”的假設，或許是一部穿越小說的題材，卻不是學術研究的對象。
作者在回顧晚清變法時，指出“康梁倡導的戊戌變法……乃是借鑒西方現代國家的憲法或塑造憲制國家的根本法”，并引了康有為的所謂“上書”：“伏乞上師堯舜三代，外采東西強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待也”(第28頁)。看起來在1898年康有為已經正式向光緒皇帝提出“立行憲法，大開國會”“行三權鼎立之制”的建議，可謂先知先覺。但是，且慢!這一段引文的出處，據作者注，來自麥仲華編《康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宣統三年刊本第32-34頁)。這本《戊戌奏稿》所收錄的奏折，經過黃彰建、孔祥吉等學者多年的嚴密考訂，早已證明是康有為后來改竄的版本，根本不是戊戌的原本。而這一段話所屬的《請定立憲開國會折》，據黃彰建考證，恰恰是到了1905與革命派論戰時新寫的，“用以應付革命黨人的攻擊。”(黃彰建：《戊戌變法史研究》下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3月，第689頁)高教授若查閱一下黃彰建、孔祥吉的相關著作，或者查對黃明同、吳熙釗編《康有為早期遺稿述評》中的《杰士上書匯錄》，就會發現，戊戌年康有為根本就沒有上過這么一份奏折!
接下來，作者又將武斷的作風重演一遍：“派遣馮國璋領兵討伐，馮系袁世凱手下將領，此次南下用兵自然是了無戰功”(第71頁)。事實是馮國璋此次用兵戰功卓著。10月29日馮氏接任第一軍總統，11月2日即攻克了漢口，11月27日攻陷漢陽，令湖北軍政府被動萬分，已有人提議撤出武昌。還是袁世凱出于利用民軍勢力壓清廷屈服的考慮，電令馮國璋停止進攻，后來又將指揮權移交段祺瑞，才讓武昌轉危為安。
作者指出：“當軍閥馮玉祥用刀槍把遜位清帝趕出故宮之時，這件標志性的武力行為……嚴重違背了遜位詔書的憲法性法律”(第115頁)。我們在書中只看到對馮玉祥逼宮的單方面指責，好像溥儀小朝廷完全無辜，只是馮玉祥“違約”，卻全然不顧此前張勛復辟時，溥儀先已違反了遜位詔書的約定，即民國優待清室是以清室及時退位并“將統治權公之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為前提的，既然清室復辟帝制，即是公然違約;再進一步來說，條例規定清室必須移居頤和園，故宮只是“暫居”。我們可以指責馮玉祥在處理方式上過于粗魯、不近人情，但從法理上來說，這是溥儀小朝廷率先違約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遜位詔書》原稿代表革命派立場
在第三章，作者將歷史學界對清帝退位時期袁世凱“精于弄權”、隆裕太后“勉強而被迫地同意退位”這樣公認的結論稱為“時下眾多論者的輕薄之見”，認為是“一層表面現象”，并且指出“至于詔書是由何人代為擬寫，清帝和太后處于何種情勢下的迫不得已、理智懵懂，等等，其實已經不甚重要了，我們豈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且不論將史學界的共識認定為“輕薄之見”極其無禮，作者脫離歷史文本的具體語境，把它孤立出來加以拔高，再作無限度的引申發揮，已構成本書最重大的缺陷。
《遜位詔書》原稿由張謇所起草，這是史學界的共識。能否說詔書原稿代表著立憲派的立場呢?不錯，張謇曾經是立憲派的代表人物。但高全喜顯然對于立憲派在武昌起義之后迅速倒向革命的史實缺乏了解。據《張謇日記》記載，1911年12月2日，得知南京光復，張謇即到上海與革命黨骨干章士釗、宋教仁、黃興、于右任會面，10日剪掉辮子，16日到南京，19日受命擔任革命政府的鹽務總理，20日動員商會給革命軍籌20萬軍餉，1912年1月2日“被推為實業部總長”。完全可以這么說，在起草遜位詔書的時候，張謇已經是革命政府中的重要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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