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的功能差异,在“社会一般”的意义上,学界倾向于把社会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本文所涉“社会”,限于其自组织化存在,更多的是指一种民间性结构化状态,如阶层、集团、民间团体和组织,作为其总括的人民以及相应的结构性关系。以之为基础,试图从政治生态学角度,探讨现代社会体系建构所应遵循的生态法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绿色发展的新理念。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的有机整体。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社会本身还“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而马克思眼中的社会有机体,是构筑在其所认为的全面生产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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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社会
 

社会体系及其结构

马克思最早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了“全面生产”的概念。在将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进行了对比后,马克思这样写道:“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构筑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需要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再一次谈到了“全面的生产”的话题。在他们看来,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推翻以及私有制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

杨华  

社会体系的结构是多元的,社会的划分也因之是多维度的,既有阶级、阶层的划分,也有宗教、种族的划分;既有年龄、性别的划分,也有语言、文化的划分;等等。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指出,“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都是指哪些生产呢?或者,所谓“全面的生产”都包括哪些内容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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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理论认为,社会体系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同时,它又是政治体系赖以存在的前提。社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架构,它是相互关联的各次体系组成的有机系统,其中的任何一个次体系或要素都不可能脱离系统整体而独立存在。作为复杂的系统架构,社会体系的发展变化除了环境因素外,主要来源于其次体系间的互动,表现为相互间的多样与有序、对立与互补、均衡与失衡的有机统一关系。

除了物质生产之外,人们还有关于社会关系的生产。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按照社会生态学的理解,社会生态系统是社会人群子系统与其环境子系统在特定时空的有机结构。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社会结构要素,及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要素,构成完整的社会体系。建基于社会体系之上的政治构成,若要把社会体系塑造成完整严密的有机整体,必须建立相应的协调整合机制,以便把社会体系各要素合理顺畅地捏合起来,这个协调整合机制,就是社会体系的生态化机制。

而说到社会关系,不能不提及家庭关系。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家庭关系最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繁殖也是生产的含义。恩格斯曾明确提出了“人自身的生产”的概念,他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可见,除了物质生产、关系生产之外,还存在着人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生产。

   一、问题的提出

即是说,社会实则是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生态有机结构,在其演进过程中,当它遇到因自身环境因素所造成的障碍时,能以积极多样的应变方式予以应对,这又会促进社会体系更进一步的发展。以社会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为例
,在前现代的等级社会,国家与社会混沌一体,社会为国家权力所笼罩,社会为国家所决定,社会个体更是如此。国家吞噬社会的一元结构模式的逻辑结果,是组成社会的“原子”——个人处于被役使的地位,个人无力在国家权力的重压下获得解放。也正因此,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民权思想家、启蒙思想家,吁求通过社会的解放及个人自由的回归,运用法律和契约的手段分割和限制政治权力。

由于人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人的“现实性”包括两个方面,除了生物性并要求在生产中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之外,人还有“精神性”,这种精神性包括人是有激情、有理想的存在物,人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着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人还有其自身的精神性需求等。但人的精神性的一切要素如“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社会体系建构的生态法则

人要进行物质生产,还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外界自然条件划分为两大类,即“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马克思看到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社会及其生产的影响:“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他指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既然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包括对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起着前提性的基础作用,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全面生产的理论中,应当包括着生态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由原来清一色的从事农业劳动、收入水平相对平均的群体,分化成为经营多种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不同阶层。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1]这个过程从分田到户之后就开始出现,但前十年分化并不明显,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阶层才开始明朗化、清晰化,也就从这一时期起,学术界对农民分化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次第出现。

社会生态体系的发展,自有其自然的内在逻辑和法则——社会不过是自然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些逻辑和法则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或此起彼伏、交互作用,或“群策群力”、综合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

人类周围的生态环境系统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生物群落(即一定区域里生物的集合)与环境间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转而形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促使其生生不息,不断向前发展演化。我们把生态系统的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看作是生态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简称为生态生产。生态生产有其自然性的和社会性的两重含义。其自然性的含义是指构成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是生态系统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方式。正是在这种循环和流动中,生态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不断得到更新和再生。生态系统在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滋生了这样几种基本的“力”:生态生产能力、生态自净能力、生态自我调节或自我组织能力、生态稳态反应能力等。生态生产的社会性含义是指对人类来说,应将生态系统的发展当作一种生产过程来看待,目的是促使自己要像抓物质生产、精神生产那样去保护生态环境,开展生态建设,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一般认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是社会封闭机制限制社会流动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促成了我国农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均等化向阶层分化的转变。具体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前期,它促成了农民在农业部门内的最初分化,之后出台的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系列政策,使农民的职业分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则使农民的身份转变有了可能,另外,对外经济开放加速了我国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2]近来又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重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88bf必发手机版,3]

多样与有序。社会体系是自然系统的更高级别的演化,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相应地,社会生态法则也是自然生态法则的逻辑递变,是自然法则基因的社会转化,也即人类社会对自然法则的师法与效仿。因此说,多样性与有序性相统一的自然生态法则同样适于社会生态系统。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生产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长期以来,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生产理论里,只读出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等内容,而忽视了生态生产的含义,这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生产理论的真实原貌,又与客观现实相悖,使得“全面生产”出现了重大缺失。从根源上讲,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口生产等是生态生产的分支,是生态生产的派生物。当生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从生态系统的怀抱中诞生了人类。有了人类,就有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当在生态生产的基础上,诞生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这些社会性的生产之后,也就有了生态生产和社会生产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而这种辩证关系的核心就是社会生产特别是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的发展,一定要适应生态生产发展状况的规律,具体说就是要使社会生产生态化或绿色化。

  
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农村社会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新格局和社会矛盾新体系,从而给社会利益协调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如若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演变为社会冲突,危及社会和谐发展。[4]因此,之所以要研究农村社会分层,就是要通过客观描述农村现实生活中农民之间因拥有各种资源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差别,揭示资源配置、地位获得的社会机制,分析农民之间差异的社会影响、社会意义以及社会对这种差别应有的价值判断,并为应对这种差别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5]

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生态多样性,包含着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价值的多样性、社会选择的多样性、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等。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源泉之一。有多样性,社会才会有活力和竞争的前提,才会有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才能互为取长补短。

  
如此一来,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面对一个分化的农村社会在逻辑上就应该追问以下几个问题:

多样性与有序性是统一的整体,多样性须以有序性为前提。无序的、无节奏的多样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秩序就是规则,就是章法。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展,社会价值的多样化追求,社会选择的多样化取向,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节奏,必须在一定的秩序和规则下进行。

  
第一,分化后的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特性是什么,它们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各阶层相互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以及它们作为分化主体的实践对农村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效应?

冲突与互补。在一个社会统一体内,社会生态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对立统一的原则之上:一方面是相互合作、相互补充、协同进化;另一方面又彼此对立、相互竞争,以期获得更为有利的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由于对立体之间不仅是对抗关系,而且更以互相补充的形式进行合作,是相互对应和互补的对立体,所以人们称它们为协进者。

  
第二,为什么当前农村社会出现阶层的高度分化,农村人财物不断地大量流入城市,而农村却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想的社会动荡与道德混乱。除了基层党和政府有所作为外,农村内部是否有分化出来的接应力量,有稳定的中坚力量存在?

在社会现实生态体系中,精英与大众之间、雇主与工会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就是既相对立又相补充的关系。拿现代社会生态体系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二者总是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但在表面的对抗中又隐含着互补。没有劳动者的生产,有产者无以消费;没有有产者的消费,劳动者又会陷入失业状态。生产与消费互为对立,又互为需求,统一于社会生态系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涌流,以及劳资关系的改善,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总体趋势,是更多地趋向于统一与互融。生产者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者,日益向着“产消者”演变,既为别人生产,又为自我生产,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具备了更多的生态属性。

  
第三,如果说在农村改革之初、农村社会分化较小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是均分土地、普遍受惠的所有农民的话,那么在农村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利益高度不一致、人员高度流动的今天,农村中的哪个(些)阶层会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和坚定的支持力量?

均衡与失衡
生命界都追求均衡与对称,正是平衡、守恒的机理使生命成其为生命并绵延不息。人类社会对均衡与秩序的追求更是表现得锲而不舍。如果截取社会发展历程的某一时段,可能发现它正处于由均衡向失衡的转化过程;再截取一个时段,又会发现它正处于由失衡向均衡转换的过程中。失衡与均衡的辩证法恰恰在于,一方面,发展引致社会平衡,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平衡的增强;另一方面,发展又打破固有的平衡,引起系统新的追求,以取得新的成果和突破,这就有可能出现新的失衡。执着于均衡,就会趋于保守和传统;执着于打破平衡,又会引起社会的失序。均衡与失衡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社会稳定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只有理性地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求得社会系统的生态化发展。

  
第四,按照一般逻辑,一个社会既然有分化的机制,就必然会有其整合的机制,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其阶级、阶层高度分化的情况下,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起到了社会整合的效用。[6]那么,在我国农村,有没有一个主导的阶层会作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后的整合力量而存在?

适当、适度的差别是均衡状态中的差别,不应试图予以抹平和取消,它总是给人以动力和希望,迫人正视差别而奋起直追,这显然是一种生态性差别,是社会发展的动机机制;而无当、失度的差别是失衡状态中的差别,给社会底层以重压,使之失去奋起直追的希冀而陷入社会绝望,如果得不到制度化舒解,就会出现对社会的反抗,甚至诱发社会动荡。因此,在社会发展中如何建立良好、机敏的社会差别反应机制和调节机制,以保持社会心理的平和与理性,显然是门大学问。

  
然而通观既有研究,它们较少涉及上述根本问题,于是不可避免的会有如下缺陷,一是对农村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及其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泛泛而论,多未论及到实质;二是,将农村社会各阶层当作均质主体来论述,平均着墨,不愿意看到农村社会分化后的主导阶层及其主导作用;三是,问题意识多来源于西方社会阶层理论,而没有从我国农村的实际问题出发,更没有站在党和国家政权基础的高度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四是,意识不到阶层(阶级)分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源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而我国农村社会的分化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因为自然村落社区内的农民不仅生活在一个“人地”持续紧张的关系中,也不仅生活在一个阶级剥削的关系中,还生活在一个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冷冰冰的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关系,还是血缘亲情、人情面子的文化网络,[7]等等。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生态化演进

  
因此,既有研究虽然在农村社会分层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做出了很多成就,但总体研究水平并不尽人意,且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简化切割中国经验的嫌疑,中国本身的问题意识不明确,研究成果难能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本土社科理论的建构。

社会结构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关系格局。这里所指称的社会结构,是指由社会分化而产生的各主要社会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社会结构的特性,取决于社会体系的特性。封闭保守的社会体系,其社会结构即会是板结不变、简单粗陋的;开放流变的社会体系,其社会结构也会是复杂而细密的。

  
鉴于此,本文抛砖引玉,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来探讨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寻找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探索农村阶层分化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和基本支持力量。本文将从社会资源、尤其是土地占有与耕种的角度将农村社会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7个阶层,并在分析各阶层特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在分化的各阶层中发挥着润滑和整合的功能,是农村政治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缘于社会的差异化发展和分工的日益细密,以及信息技术的社会化渗透,社会结构更加复杂,社会阶层因职业多样而细化,表现为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迅速膨胀,产业工人数量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明显上升;社会中间阶层急剧扩张,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掌握新型经济资源与形态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社会结构由简单而复杂的这一总体进程,恰是其遵循社会生态法则的写照。以复杂化为基础的差异、互动与互补,正是社会生态法则的内在本质。

  

社会结构的生态化发展,既诉诸该结构体系所处的良好的外部大环境的配合与支持,更仰赖于社会结构体系内部诸要素间的互动与激荡。中国现时代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发展,即得益于国家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以及社会体系内部诸要素的良性互动。社会结构体系正是在体系诸要素的协同互动作用下,不断产生着新的社会需求;而要使新的社会需求得到持续性动态满足,需要借助相应的结构和功能,推动社会体系向着更为复杂和精细的方向发展。

   二、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以土地耕种为线索的考察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变迁研究”负责人、《文史哲》编辑部副主编)

  

  
西方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迄今为止建构了三大理论传统,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与布迪厄的消费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而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差别,构成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事实,对这种事实的把握和认识是社会学认识和理解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模的重要路径之一。[8]韦伯及其尊崇者的多元分层理论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三位一体的标准将人们分成不同的层级,在研究中则主要以“职业”为操作手段。布迪厄在上述二者对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认为将人们划归为不同的阶层不在于其占有财富的多寡,更重要的是他们消费了什么,消费了哪个阶层的物品。[9]

  
具体到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析,抽取职业为标准的多元分析理论运用得较为广泛。影响较大的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陆学艺、张厚义依照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8个阶层,这一划分由于比较切合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多数的认可。[10]进入九十年代,陆学艺又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修正和调整了对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将农村划分为10个阶层:农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动者、雇工、外聘工人、无职业者等。[11]另有,林后春依照农民从事不同职业及其特点将农民划分为17个阶层,分别是单纯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阶层、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阶层、不稳定兼业农阶层、农村工人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农村文化阶层、农村技术阶层、农村乡务管理者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包括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宗教职业者阶层、游民阶层、反社会阶层、准社会阶层等。[12]

  
相对于多元理论分析路径,以阶级理论分析农村社会阶层的研究较少,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缘故。陆益龙依然主张,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阶级阶层分析法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极为实用的工具,即便当今时代阶级斗争不显得那么重要,但对阶级阶层结构的把握依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重要切入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法,研究认为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在60年的变迁过程中,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从制度变迁型的平等化结构到政治运动型的平均主义化结构,再到市场转型的多云分化结构的转变,并发现改革开放后尽管农村内部的阶层分化加大,但并不存在矛盾的、对立的阶级阶层关系。[13]

  
随着农村消费结构的变迁与分化,不少研究也开始从农民的消费结构切入对农村社会分层的研究。例如,陈文超研究发现,农村社会中不仅存在消费分层,还存在着一种消费分层机制,即农民的主动消费与被动消费,从而相应产生了在消费社会中处于主动与被动地位的消费阶层现象,他为此将当代中国农民划分为炫耀型消费阶层、攀比型消费阶层、实用型消费阶层、生存性消费阶层、贫困型消费阶层等五大阶层。[14]

  
对上述几大传统研究径路并非没有批评者。毛丹、任强就曾指出,一方面整个多元分层理论本身就存在理论上的张力,另一方面认为农村还不具备进行职业分层的条件,因为在市场经济、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和社会流动的自由、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较高这几个方面农村都是不成熟的。而这些都是职业分层标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同时,以职业作为分层标准忽视了马克思分层理论中的社会分层的积累性的问题。所以他们主张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包容性。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它对于农村分层研究而言应该更具有解释力。[15]而从消费角度切入分层的最大困境在于,广大的中西部农村的消费分化现象并未凸显出来,并且强有力的村庄规范抑制了人们的消费膨胀和炫耀性竞争,因而各阶层的消费冲动都被限制在一个中等的水平线上,无法彰显分化效应。[16]

  
本文拟采用社会资源的视角研究农村社会分层。按照毛丹等人的定义,经济资源是指获得经济报酬的能力,象征性资源包括所有潜在的和现有的能够对自己或别人的生存、发展机会产生影响的资源,比如知识、权力、社会关系、身份地位等。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可以相互转换。[17]但是,毛丹等人在阐述社会资源时,并没有把农村最重要资源的“土地”纳入分析的视野,也就是说在研究农村社会分层过程中忽略了土地的影响因素。而事实上,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土地的占有与耕种,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对农民的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产生着重要影响。土地的占有与耕种应该作为农村社会分层的一个基础性标准,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理由:

  
其一,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收入多少成正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期,由于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加上集体时代兴修的水利设施发挥作用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的普遍使用,农民在这段时期是增产又增收;但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许多地区的农民不堪重负,种地不划算,于是出现大量土地抛荒现象,村社内土地自发流转也在这一时期开始;2004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但不再向农民收取任何税费,反而还向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和实施各项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惠农政策,种田逐渐变得有利可图,并且如果耕种一定规模的土地,家庭纯收入还十分可观。

  
据我们在湖北江汉平原、安徽芜湖农村等地调研情况来看,一个家庭耕种8—40亩土地,无需兼业或外出经商务工,年纯收入可大1.2—2万元,如果耕种40—100亩土地,年纯收入可达3—4万元,而耕种超过100亩土地,则很容易亏本。在农村,一笔拥有2万元左右的年收入,可列入中等略偏上水平,家庭生活就会过得悠闲、惬意而没有生存的压力和竞争的压力。[18]因此,如果农民占有与耕种8—100亩土地,其收入就会随着土地耕种的增加而增加。

其二,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村社内部关系质量成正比。农民在村社内部的关系网络的质量是其社会资源(象征性资源)的重要衡量标志——一般情况下,关系越广、质量越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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